编辑 / 梁文彧

提示：本文字数约7000，阅读约需15分钟。本文涉及性暴力相关描述，可能引发不安，敬请读者留意。

超过300万页混乱文件、18万余张图像、2000多段影片与数不清的受害者......2026年1月30日，美国司法部公开了第三批爱泼斯坦文件，令人瞠目的真相随之浮现于世人眼前。与之前披露的两批相比，这批文件的规模更大，呈现的案件细节也更加翔实。

杰佛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是一名美国金融家，也是一名儿童性罪犯。他长期经营上流社交圈，与各国政要、商业巨头、社会名流等联络密切。他被指控于私人岛屿非法拘禁女性，同时涉及多宗性侵及拐卖未成年女性的罪名。其女友吉丝莲·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也长期参与并协助爱泼斯坦进行性犯罪与人口拐卖。

自首名受害者向警方求助以来，针对爱泼斯坦的检举与指控已延续近三十年。这期间，美国司法与执法部门积累了来源庞杂、卷帙浩繁的相关材料，其中包括围绕爱泼斯坦与麦克斯韦展开的多起民事、刑事诉讼与调查档案，以及联邦与地方司法执法机关的办案文件。这些内容被统称为“爱泼斯坦文件”。

文件中的一小部分曾于2019年、2024年和2025年公开，但只占总量的冰山一角。直到2025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Epstein Files Transparency Act，下文称《透明法案》），其余大量剩余内容才得以分批释出。

对于苦候公义的受害者，以及为此案奋斗多年的人们而言，档案的公开无疑是令其振奋的。

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及世界公民社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他们通力协作，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与权贵网络等博弈多年。在他们之中，有甘愿放弃隐私、几十年如一日发声的受害者，有为受害者争取公义的律师，有匿名检举的吹哨人，有幕后追索调查的记者，也有持续为公开文件倡议的非政府组织等。

尽管诸多罪案仍未探明，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至少给予人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2026年4月19日至4月25日，是美国的“全国犯罪被害人权利周”。今年的主题是“倾听、行动、倡议”（Listen. Act. Advocate.）。莽莽将为大家梳理爱泼斯坦文件背后公民社会参与者们的抗争历程。

三十年被消音，她们从未停止发声

对于玛丽亚·法默（Maria Farmer）和她的妹妹而言，这场正义已经迟到了三十年。

经CNN报导，早在1996年，法默就曾向执法部门投诉，称爱泼斯坦窃取了她为未成年妹妹所拍的照片，并卖给了潜在买家。法默还称，爱泼斯坦威胁她，如果她将此事说出去，就会烧毁她的房屋。此外，她指控爱泼斯坦同年于俄亥俄州对她实施性侵。

事件发生后，法默曾向FBI报案，得到的却是“被无视和被挂断电话”。

与她遭遇相似的，还有艾丽西亚·阿登（Alicia Arden），她于1997年报案，称爱泼斯坦在一场模特面试中性侵她。当时的警方不仅没有采取行动，还指责她“用外貌恐吓男性”。

直到2005年，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警方接获一对14岁女孩的父母报案，指控爱泼斯坦付钱给他们的女儿，要求她提供“按摩服务”。经警方调查，爱泼斯坦长期招揽年轻女性前往其住所提供“按摩”，而这些“按摩”往往最终演变为性侵。至此，针对爱泼斯坦的正式调查才开始启动。

紧接着，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2009年，维吉尼亚·朱弗雷（Virginia Giuffre）向爱泼斯坦提起诉讼，指控其与麦克斯韦安排她与“王室成员、政客、学者、商人”等发生性关系。她告诉路透社，自2000年起她便遭爱泼斯坦性剥削与虐待，当时她仅 16 岁。

对于朱弗雷的指控，麦克斯韦公开在媒体上斥之为“明显的谎言”。随后，朱弗雷于2015年向麦克斯韦提起民事诽谤诉讼，指其言论构成诽谤。六年后，朱弗雷起诉英国安德鲁王子，称对方在她未成年时对她实施性侵，但遭对方否认。

2017年，莎拉·兰森（Sarah Ransome）对爱泼斯坦对麦克斯韦提起诉讼，指控二人性虐待。abc报道提到，爱泼斯坦在与莎拉初次见面时就承诺会帮她进入纽约时尚学院。莎拉以为他只是愿意支持年轻人才的慈善家。爱泼斯坦邀请她前往其私人岛屿上游览，莎拉欣然赴约，随后遭到性侵。

然而，受害者的勇敢并未换来司法追责，朱弗雷与莎拉的多次诉讼均以和解告终。

与之类似的，在“棕榈滩未成年性侵案”中，爱泼斯坦也仅以轻刑被定罪。当时，联邦警局已经发现其涉嫌性虐待36名未成年女性。但时任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达（Alexander Acosta）于2007年与爱泼斯坦签署了一份秘密的不起诉协议。也正是这份协议，令爱泼斯坦只需对“招揽卖淫”相关的指控认罪，其余四名点名同谋与潜在共犯还获得了豁免。

最终，爱泼斯坦仅被判处18个月的刑期，且白天可以外出工作12个小时，而他实际上的服刑时间少于13个月。

在CNN的访谈中，“棕榈滩案”的受害者之一科特妮·怀尔德（Courtney Wild）谈及这段经历时说：“当你正处于摸索人生、寻找自我的阶段，却惨遭利用与虐待，这真的无比痛苦。更甚者，还要被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二次伤害，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伤害直到今天仍在持续。”

但怀尔德未曾放弃。自2008起，以她为代表的一群受害者向美国政府发起法律挑战，主张佛州南区联邦检方在2007年与爱泼斯坦达成不起诉协议时，未事先告知或谘询受害者，侵犯了她们在《犯罪被害人权利法》下的权利。

她们的主张，得到了保罗·卡塞尔（Paul Cassell）与布莱德·爱德华兹（Bradley Edwards）等律师的支持。他们一路上诉，挑战联邦检方处理不起诉协议的方式。

2019年2月，“棕榈滩案”迎来转折：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官肯尼斯·马拉（Kenneth Marra）作出判决，支持了怀尔德的核心诉讼主张。

不过，上诉法院最终裁定，受害者无法借《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撤销不起诉协议，怀尔德最终未能获得司法救济。

“政府一再以无视受害者权利的方式行事，”在一封递交给联邦法官的信件中，卡塞尔等律师这样批评。他们还强调，这种遗漏加深了一种“观感”：对现任政府来说，受害者充其量只是事后才被想到的附带品。

卷宗如何走出暗室：从媒体曝光到法案表决

尽管受害者与律师们多年奔走，这封不起诉协议的正式曝光，却要等到2018年。

在一年多的深度追踪后，《迈阿密先驱报》记者茱莉·布朗（Julie Brown）于2018年11月发布了题为《司法蒙羞》（Perversion of Justice）的系列调查报道，揭露爱泼斯坦如何一步步逃脱法律严惩。报道引发社会震动，案件重回舆论焦点，并推动了联邦层面的重启调查。

次年7月，爱泼斯坦在纽约再次被捕。纽约南区联邦检方起诉其涉嫌参与及共谋未成年人性交易，指控其在2002年至2005年间性剥削数十名未成年女孩。一个月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解密朱弗雷诉麦克斯韦诽谤案的2000多页法庭文件。8月10日，首批文件公开翌日，爱泼斯坦于纽约自缢身亡。

他的同伙麦克斯韦于2020年7月被捕。2021年12月，纽约联邦陪审团裁定她五项罪名成立，包括协助爱泼斯坦招募及诱骗未成年少女供性侵。随后，她被判监20年。

爱泼斯坦的死亡与麦克斯韦的落网并未为此案画下句点。相反，呼吁官方公开更多调查和诉讼文件的声浪越来越大。

朱弗雷诉麦克斯韦民事诽谤案的封存文件再次成为突破口。多方争取之下，该案档案于2024年1月迎来第二波解密，纽约地区法院释出逾900页法庭文件。早前卷中匿名的百多名知名人物身份亦随之曝光。

这进一步燃起了公众对彻底解密档案的诉求。2025年7月，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和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联合提出《透明法案》。该法案获得了跨党派支持，进入国会表决程序。

然而，法案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主要阻力来源于共和党高层。路透社报道，尽管特朗普政府一直坚称其政府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白宫幕僚却私下游说参议员，试图拖延表决。

事实上，在2024年大选胜出后，特朗普并不仅没有如选前承诺的那样，立刻公开相关文件，反而称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呼声为“民主党骗局”，更将支持法案的共和党人召至白宫战情室施压。

此外，特朗普本人与爱泼斯坦的交集也备受瞩目。自上世纪80年代相识以来，两人交情至少延续了十五年。一封由民主党人公开的爱泼斯坦邮件中提及，特朗普“知道那些女孩的事”，暗示特朗普对案件的知情程度超过其承认的。该说法被白宫斥为抹黑。

在公众、MAGA阵营与党内外压力交织下，特朗普最终转变立场，呼吁通过该法案。

2025年11月18日，《透明法案》以427票对1票通过众议院，参议院翌日放行。法案要求司法部须于30天内公开其所持有的全部爱泼斯坦相关档案。此后，司法部分别于12月19日、12月23日与2026年1月30日公布三批文件。在最后一批披露的文件中，包括爱泼斯坦的私人电子邮件及大量影像、法院与调查材料。其后，多家媒体又根据已公开文件，陆续披露其银行帐户与财务往来细节。

司法部第一批文件公布后，法默通过律师向外界发表声明：“我等这一刻已经三十年了，超过了我生命的一半。”

全民侦探进行时：人工智能与开源调查

档案的公开，令普通民众也有了参与调查的可能。一名听众向BBC提供了重要线索：她通过搜寻姓名首字母、缩写和地名，找到了一封安德鲁王子疑似向爱泼斯坦泄漏机密文件的邮件。2026年2月19日，安德鲁王子因涉嫌渎职罪被捕。

然而，爱泼斯坦文件体量巨大，既缺乏有效的检索机制，资讯之间也欠缺组织与脉络。如果仅仅依靠传统方式进行调查，工作量过于繁杂。

更多的“网络侦探”，依靠的是人工智能与开源调查技术。

其中最出名的，是由工程师卢克．伊格尔（Luke Igel）与莱利．沃尔兹（Riley Walz）建立的JMail。他们将爱泼斯坦的电子邮件“Gmail化”，让公众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阅览爱泼斯坦的邮箱界面，并对邮件进行检索。在开发工具Cursor和大语言模型Claude的帮助下，他们仅花费五个小时，就搭建起了第一个版本。

随后，他们开发出Jphoto、Jdrive等更多产品，让公众能够查看更多文件相关内容。其中，Jflight能让公众检索爱泼斯坦以及他的客人的飞行纪录。自创建以来，Jmail吸引了超过2500万访客。

此外，有人开发了名为 EpsteIn的开源Python工具，用户可借此将自己的LinkedIn联络人资料与爱泼斯坦文件进行比对，查看人际网络中是否有人曾在文件中被提及。另有人自发在Notion和GitHub上建立开源数据库，整理相关资讯以供查阅。

人工智能也显著提升了传统媒体记者的调查效率。《纽约时报》编辑告诉路透新闻学研究所，他们开发了一款具备语义与标签等功能的专用搜索工具，并利用人工智能帮他们甄别信息；《卫报》则使用了名为 Giant 的内部系统来过滤文件和组织资料；《迈阿密先驱报》的数据记者分享，他们会将文件上传至谷歌的Pinpoint与Everlaw处理，前者的AI功能可辅助光学识别，后者则擅长处理法律文档。

社交媒体也为热心“侦探”们提供了根据地。在知名调查机构Bellingcat的Discord社群中，有成员专门开设频道讨论爱泼斯坦档案，供公众进行开源调查，交叉比对名单与照片信息。

据巴西媒体《北方论坛报》报道，2026年2月3日，网络工程师卢卡斯·马修斯（Lucas Matheus）在Reddit上发帖称，爱泼斯坦疑似曾在巴西纳塔尔地区通过一位名为Alexia的人“招募”女性。此贴迅速引发网络热议，网友相继加入，自发查阅档案并展开调查。随后，一只小型开源调查团队组建起来。根据马修斯发表的博文，团队以人工审核为基础，结合专用工具及Grok、Neo4j、Maltego等数据可视化软件，梳理爱泼斯坦文件中涉及的公开工商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可视化关联图谱。巴西警方与独立记者收到他们提供的线索后立即开始调查。目前，案件调查仍在进行中。

不过，人工智能也可能沦为双刃剑。深伪技术的滥用，不仅令人难辨资讯真伪，更加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

早前，就有网络上流传的纽约市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与爱泼斯坦合影的照片被路透社证伪。

还有开发者创作出AI模型“MechaEpstein-8000”，其不仅能模仿爱泼斯坦的语气，更能复刻他的惯用错别字与邮件结尾，让任何人都能生成以假乱真的爱泼斯坦邮件。这无疑令原本已十分困难的事实核查工作雪上加霜。

不愿忘记的人们：从NGO诉讼到街头壁画

犯罪调查与法庭抗辩之外，如何延续追责、凝聚公众热度？又如何留存爱泼斯坦案的历史记忆？

对公民社会参与者而言，两者都需要重点关注。对于前者，公民组织有着自己的经验与脉络。案件披露以来，美国非营利反性暴力组织 RAINN（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多次发布声明，呼吁公开爱泼斯坦案文件；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则发布声明，要求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反诈欺办公室（OLAF）对涉案的前欧盟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进行反贪调查。

非营利新闻媒体调查中心（CIR）的目光则落在那些判决后鲜有人追踪的后续之上。2025年，麦克斯韦被判刑三年后，政府官员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将其悄然转移至一所限制较少的监狱。CIR注意到这一异动，向联邦监狱管理局申请信息公开。请求遭到无视后，CIR以违反《信息自由法》为由提起诉讼。

自媒体、影视节目与纪录片，也是公众持续参与的方式。流媒体平台上，不少播客以爱泼斯坦案为题，深入探讨爱泼斯坦的个人经历、案件背后的政商网络与对现代政治的影响等，其中较出名的有《Epstein: Devil in the Darkness》和《True Anon Truth Feed 》。Netflix制作了纪录片《Jeffrey Epstein: Filthy Rich》，记录受害者的证词与故事。而在TikTok平台上，用户制作了海量有关爱泼斯坦文件的影音视频，更有创作者带领观众一一读览档案。

不少街头艺术家也从爱泼斯坦案中汲取了灵感，他们以或讽刺或戏谑的方式，对与爱泼斯坦案相关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壁画《岛屿男孩》中，澳洲艺术家斯科特．马什（Scott Marsh） 描绘了爱泼斯坦的赤裸上身，与安德鲁王子等人的狰狞面目。还有人模仿好莱坞星光大道，为31位与爱泼斯坦案有关的名人设计了属于他们“羞耻之路”（Jeffrey Epstein Walk of Shame）。一个个星形与方形的贴纸上，不仅有他们的姓名和肖像，更附有二维码供人扫描查看其档案。

不过，过高的舆论热度也可能成为阴谋论的温床。

譬如，爱泼斯坦身亡后，就有人质疑其死因。“爱泼斯坦没有自杀”（Epstein didn’t kill himself）随即成为一句反叛口号，在推特等网络平台上盛行，甚至被印在啤酒罐底部 。共和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Paul Gosar）在发文评论川普弹劾案时，还刻意在一系列推文的首字母中暗藏此句。

黎明未至：档案披露的最后一英里

爱泼斯坦文件的解封，在国际名流与权贵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政界、商界与学术界均有多名知名人士，因与爱泼斯坦的往来纪录曝光，而遭调查、逮捕、撤职或主动请辞，如前英国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前挪威总理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ørn Jagland）、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与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

然而，尽管司法部称已完成《透明法案》要求的公开义务，并声称基于隐私、法律敏感性等因素，剩余内容必须予以遮蔽，外界却对此抱有质疑。

多名国会议员质疑，司法部删减的内容超出法案所允许的有限豁免范围。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发现，亿万富翁莱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的名字在文件中被涂黑。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伯特・加西亚（Robert Garcia）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司法部最后一批释出的 300 多万页文件，只占其已收集材料的一半。美联社亦报道，国会议员仍须到司法部现场查阅未删节版本，可见开放给公众的版本并不完整。路透社则指出，首批文件删节严重，一份看似陪审团证词的119页文件甚至整份涂黑。

此外，司法部先前公开的文件还暴露了许多受害者的真实资料，当中甚至存在裸照。不少受害者对此表示愤怒，认为造成了二次伤害。司法部随即下架了相关内容。

基于以上争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于今年3月向时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发出传票，要求她前往委员会接受闭门宣誓作证，就司法部收集、审查与发布爱泼斯坦文件的过程作出说明。

然而，邦迪于4月2日遭特朗普撤换。其后，司法部通知国会，称由于她已不再担任部长，原传票失效。她因此未出席听证会。

时至今日，MoveOn.org网站上仍有联署呼吁当局进一步披露相关文件。

可以预见的是，公众对真相的追索不会就此停滞。这场公民社会与权贵犯罪集团之间的正义之战，仍将持续。

然而，朱弗雷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住所中轻生离世，享年41岁；另一名受害者卡洛琳·安德里亚诺（Carolyn Andriano）也于2023年因意外药物过量离世，年仅36岁，生前长期深陷创伤阴影。临终前，她们所期待的——围绕爱泼斯坦案的档案完全公开、制度变革与更广泛的追责——均未能实现。而我们至今仍难以得知，究竟还有多少爱泼斯坦案受害者的命运匿于黑暗。

对于一部分性暴力受害者而言，希望已然凋谢在黎明之前。■

编辑 / 陈楠清

提示：本文字数约7500，阅读约需15分钟

“废除ICE”、“停止联邦占领！”、“民主没有国王！”……3月28日，近20万人的抗议声浪响彻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将全美第三次“无王之日”（No Kings Day）的抗议浪潮推向顶峰。作为这场超过800万人参与的全国性抗争主阵地，双子城承载着沉重的血色记忆：两个月前，美国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和蕾恩·古德（Renee Good）相继死于联邦移民特工的枪下，彻底引爆了当地公民社会与特朗普政府移民执法中的极限对抗。

远在数百英里外的芝加哥，Lucy和130多位志愿者又忙碌起来了。由于去年9月芝加哥的“中途闪电战”（Operation Midway Blitz）行动，美国移民特工在芝加哥暴力抓捕了超过3000位移民。最近又有新闻曝出，1000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或将重返芝加哥。

Lucy和一些志愿者们经历了“中途闪电战”。回忆起那两个月，他们在话语中都带着焦灼和紧张：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消息；随时待命接听求助电话，像救火队般赶往抓捕现场；做现场记录、安抚家属、扫街发放应对手册、在催泪弹下抗议游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在应对移民特工新一轮的备战中，他们积极“招兵买马”，集结了更多志愿者，也增设了两个新的培训课程：一个是在警民冲突中抢救伤患的紧急医疗救援培训；另一个是陪伴计划培训（Accompaniment Program）——志愿者会陪同出席移民听证会，帮忙预约以及前往移民局进行常规签到。对于可能发生的抓捕，志愿者也会记录现场，以及为移民提供心理支持、文件翻译等。

过去一年来，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暴风执法激起了美国各地的反击。人们追踪ICE的足迹，拿起手机、吹起口哨，发放权利手册、创作抗争歌曲、上街游行......这群来自草根的寻常百姓尽其所能，为自己和移民邻居筑起防线。大浪之下，由民间自发结成的互助网络，已然淬炼为对抗暴力执法的坚韧力量。

“就像盖世太保”：当社区变成移民猎场

从许多新闻中可以拼凑出移民执法人员在抓捕行动中的姿态。2026年1月，明尼苏达州，一位5岁的男孩和他的父亲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ICE抓捕，随即被转运至2400公里以外的得克萨斯州拘留中心。尽管特工的主要抓捕对象是父亲，但孩子也被一起带走。小利亚姆被带上车前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保持沉默，背着红色的书包，戴着一顶蓝色的毛线帽，上面还有小兔子耳朵的装饰。同月的明尼苏达，另一位亚裔老人，尽管多年前已成为美国公民，只穿着短裤，拖鞋，身上裹着条毯子，在大雪天从家中被无故抓走。家人告诉媒体，特工没有搜捕令，家人拒绝开门，但特工还是硬闯进了老人的家将其带走。

这些移民执法人员在许多地方寻找目标：居民区、超市、移民局办事处.......尽管ICE的设置是为了打击“非法移民”，但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合法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也会被扣留。那些被扣留的居民会被转运到拘留中心或监狱，而后被送上移民法庭，如果被认定为非法入境，移民局就会对他们开启遣返程序。

“在芝加哥，我们当地人有个词叫Jagoff，用来形容混蛋，”Rachael在采访中笑了起来，随后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人出现在我的社区，随便抓人，非常不友善。除了混蛋，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Rachael在芝加哥出生长大，是一位四岁男孩的母亲。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她请求在采访中匿名。从去年春天开始，Rachael就投身于反对ICE的社区志工活动。

根据报道，除了寻找单一目标，移民执法人员还采取“突然出手，快速撤离”的策略，突击超市、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他们会一次性抓捕数十人，然后在几分钟内迅速离开。“没有抓捕令，就这样随意抓人，就像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这样形容。她在芝加哥大学里做行政工作，是快速响应团队（Rapid Response Team）的志愿者。

史密斯的母亲出生于立陶宛，二战期间，妈妈一家在难民营里艰难求生，后来一家人才辗转逃到美国。史密斯从小就听母亲讲述难民时期的经历，因此很容易和难民产生共感。现在母亲已经83岁了，非常支持史密斯参与保护移民的志愿服务。“很多移民被赶出自己的家，被迫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迫害一些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 她愤愤地说。

踏上那条Icy Road：拒绝沉默的“新美国人”

生活在ICE暴风执法的阴影下，不少移民因为担心被突然抓走，就只好躲在在家里不敢出门。在伊利诺伊州移民和难民权利联盟（Illinois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Rights）的牵头下，从去年初，Lucy和几位朋友开通了24小时的中文热线，专门为芝加哥地区的华人移民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了解移民权益，用来应付移民特工随时可能的“敲门”。

特朗普在去年1月重返白宫后，Lucy就预感到大规模的移民驱逐可能发生。美国保守团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曾经发布一份名为《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政策蓝图。尽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刻意与这份文件保持距离，但外界仍然认为这是他第二任期的政策蓝图，计划中清楚地列出了一系列紧缩的移民政策，包括大规模无证移民驱逐计划，终止“梦想者”（DACA计划），缩减H-1B工作签证计划等等。

“很简单，不能忍，（这件事）必须要去做。”当被问起筹划这些志愿者活动的动力，Lucy直接明了地告诉莽莽记者。为保护自身安全，Lucy同样请求匿名。在过去，也有过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但那时她没有选择参与，“奥巴马时期，都是在合法范围内行动；而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也没有如此暴力，动用这么大的武装力量。”她解释。

美国雪城大学TRAC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奥巴马八年执政期间，共驱逐了超过310万无证移民。而美国国土安全局2026年最新文件显示，仅2025年一年就有将近300万“非法入境者”离境。其中被正式遣返只有70万（deportation），而被标注选择自行离境（self-deportation）的高达220万。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施行的一系列移民政策，都明显是在转向反移民。“无论（移民的）法律身份和犯罪记录，移民新政的目的似乎在于减少美国移民总数，以及增加移民群体的恐惧和不确定感。”

“在明尼苏达的所见所闻，已经不是我认识并热爱过的美国了。”基娅拉·贾科贝（Chiara Giacobbe）也曾是移民。她来自意大利，现居加州，去年刚成为美国公民。她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个公平自由的国家，我们这些新美国人必须发声。”在一月明尼苏达大规模抗议发生后，她和几位朋友创作了一首歌曲《Icy Road》来纪念美国各州参与抗争的人们，歌词写道：

The road ahead ain’t pretty. The road ahead ain’t good.

前路并不平坦，前路充满艰险。

But spring will come and ice will fade away.

但春天终将到来，寒冰必将消融。

“我至少可以做个好邻居”：致命枪口下的邻里守望

2026年1月，两位美国公民先后殒命于移民执法部门枪下，他们的死亡不仅引起美国社会的极大愤怒，也在全国反对ICE的志工群体中引发震动。志工群体中有很多人是美国公民，但也有移民。此事发生后，他们开始格外看重自身安全，并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彼此。

新闻曝光后，Rachael收到了一个亲戚的电话，他对Rachael现在所做的事感到担忧。“我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Rachael这样回应亲戚。她自称“职业志愿者”，从小就和家人在附近的医院等机构做义工。生完孩子后Rachael没有外出工作，现在她加入了应对移民执法的邻里快速响应团队。“我现在没有权利通过一道法案，我可以给当地的议员写信、出席市议会厅，但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还有投票的权力，这当然是好事，但那也可能也没有用，”Rachael跟记者推断，“但我至少可以做个好邻居。”

早在2006年前后，为反对当时美国移民特工的执法行为，美国民间团体就已建立相关快速响应机制（Rapid Response）的雏形。而为了应对奥巴马执政期间施行的大型驱逐移民运动，快速响应机制已经拓展为民间社会监督移民执法的一个庞大网络，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举报ICE行踪，现场记录执法情况，为被拘留的家庭提供食物和心理与法律支持等。法律观察员（Legal Observer）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负责监督和记录执法方的违法与不当行为。

去年六月，史密斯刚接受完法律观察员的培训，就在家附近撞见了移民执法人员。当天早上八点左右，她正在Bridgeport街区独自散步。这是个多元的街区，住着不少移民。突然她看到两个穿着绿色的防弹背心的男人，背心后印着“警察（Police）”的字样。他们在一户人家前后绕来绕去，先是按了门铃，没人开门，他们就跑到房子侧面朝里打量。

她立刻辨认出眼前的这两名男子就是移民特工——从法律观察员的培训中，她学过如何从衣着上，区分真正的芝加哥城市警察和移民特工。芝加哥城市警察统一穿黑色制服，内里则是白色的短衬衫，而眼前的两位“警察”显然与城市警察的着装不符。史密斯一下子变得很紧张，她问自己：“我应该怎么做？”她所在的街区当时还没有成立快速响应小组，只有她一个人。

她选择藏在远处，拍下几张照片，先传到芝加哥互助小组的Signal群中。作为法律观察员，她通常只能与执法人员保持一定距离，通过手机记录其执法细节，但不能干涉执法过程。

Signal群组里大多是关注移民和劳工权利的草根社运参与者。有人看到史密斯的消息后立刻传给了其他附近街区的快速响应团队。很快，志愿者闻讯赶来，跟在这两个执法特工身后。

或许是因为没有找到目标人物，看到法律观察员们赶来，两名执法人员不久就离开了现场。这次还好是虚惊一场，但近在眼前的“抓捕”，令史密斯更迫切地想要行动起来。史密斯觉得，相比她的移民邻居，作为白人女性的她有公民特权，被抓的概率非常低，可以为保护移民挺身而出。“这也不是移民需要做的，”在史密斯看来，特朗普政府这一系列移民政策背后的正是白人至上主义，“不应该由移民来处理这些问题，白人要自己瓦解白人至上主义。”

不久，史密斯就在Signal群中收到消息：一位委内瑞拉男性移民需要帮助。他正在申请庇护，需要定期向移民执法部门报到。通常，这些报到是通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完成的——在规定的时间里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系统也会通过定位确认他的位置。但那一次，他突然被告知执法人员第二天要到他家里来“报到”，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立刻向社区志愿者求助。

当晚，在快速响应的Signal群中，有人排出了时间表，每两个小时排班，有大约12名志愿者快速响应，确保第二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都有人在这位委内瑞拉男子家里陪着他。

史密斯第二天早上抵达男子家中时，已经有了几位志愿者，她讲西班牙语，是唯一一位能与委内瑞拉男人沟通的志愿者，其他人有的守在门外，留意可疑车辆；有人在房子里陪着他，确保如果真的发生逮捕，有人在场见证。在和男子交谈中，史密斯得知，男子在前面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做刷碗工，为应付今天移民特工的“突袭”，他决定先让家人离开家，一整天都不要回家。

男子所在的社区离唐人街很近，附近也住着不少亚裔邻居，史密斯记得，当天的志愿者中也有很多亚裔的移民。移民特工最终并未露面，虽然整个过程让人紧张、不安，但事后回想，那天早上的场景让史密斯觉得“很美”——来自不同国家种族的移民，在同一个时刻站在一起，因为共同的经历而连接在一起。

“和他们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盟友”：监狱雪地里的草根同盟

史密斯所说的这种美，Suky Zhang也体会过。

Zhang是亚裔民权联合会（Asian Civil Rights Alliance, ACRA）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今年1月份刚成立，位于纽约的草根非盈利组织。他们为有需要的华人新移民提供个案支持，对接美国当地资源。Zhang是九零后，法律专业出身，高中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去年，她花了很多精力协助关恒案，而这段经历让她萌生了想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的想法。

关恒是一位中国公民。2020年，他独自前往新疆，拍摄了集中营的影像，而后决定逃离中国并将影像资料公开。2021年，他划着一艘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来到美国申请庇护。这几年，他一直靠送外卖、开Uber和打零工谋生。直到去年8月，关恒在纽约的住所被移民执法人员突袭，而后被送到纽约上州的拘留中心。在被拘留的数月期间，他换过几次监狱，还险些被遣返至乌干达。在所有被抓捕的华人移民中，关恒因为曾经拍摄新疆集中营而备受国际媒体关注。一群像Zhang这样的草根社运参与者也在背后关注并推动关恒案的发展。终于，在志愿者与移民律师的帮助之下，关恒于今年2月被释放。

12月中旬的一个周一清晨，纽约上州的天气寒冷刺骨。前一夜刚下了大雪，关恒所在的监狱前堆满了洁白的积雪。Zhang和另外几位华人半夜驱车从纽约赶到监狱所在的小城宾汉姆顿（Binghamton)，在监狱门口集会抗议，为关在里面的关恒加油打气。这天的早晨八点，关恒案的线上听证也会于线上召开。

Zhang是在朋友介绍下与两个当地的美国草根社运组织者取得联系的，她原本以为与她汇合的只有这两位，没想到现场有很多人。

热茶桶、暖宝宝、手套......这些当地的社运参与者装备齐全，大家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没有自由 没有安宁”，“勇士不应该被关押”等标语。一位白人阿姨还打印了关恒的大头照，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他那句广为人知的话：“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Zhang一面觉得感动，一面也觉得惊讶：两三天前，新闻上才传出关恒新一轮听证会的消息。没想到短短时间，就有这么多美国当地居民集结，为一个避难者抗议。

那天的参与者中有大学教授、学生、英语老师等等。事实上，很多当地人对关恒本人和中国的社运了解不多，但他们很愿意听。所以Zhang就一边声援抗议，一边用这个机会增进他们的了解。此外她发现这些人也同样关注巴以冲突。“（他们）出生在成长在美国的土地上，能够去关注远在中东的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那如果他了解的话，也同样会为中国维吾尔人的境遇去呼喊。”Zhang说。

后来，其中一位志愿者给关恒的妈妈提供了住处。关恒出狱后，当地居民还送上了花。有人还画了一副关恒的油画，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正义，勇气”。关恒一时成为了这个小城明星。

回忆起那天在纽约上州的抗议，Zhang很感慨。作为海外华人离散群体的一员，她第一次和本地人产生了链接，开始理解彼此：“这些草根，有的像我一样刚参与社运两三年，而更多普通的民众，他们才真正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和他们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盟友，”她对比，“相反那些美国体制（的人），不管他表面怎么说，也可能并不真的在意巴勒斯坦，不在意中国。”

当“合法”不再是护身符：华人多数能否继续置身事外？

然而，像Zhang一样积极参与反对ICE暴风执法的华人目前还是少数。

在美国各地反对ICE的草根组织中，大部分志愿者都会在居民区和商业区发放“了解你的权利（Know Your Rights）”传单，帮助移民应对执法人员。据Lucy和其他志愿者的观察，很多华人接到传单的第一反应是，“我是合法的，我的雇员也都是合法的。”反之在说西班牙语为主的社区中，大部分接受传单的人都会表现感激。

诚然，西班牙裔是目前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族裔，在西班牙裔聚居区“扫街”时，志愿者更有可能碰到有迫切需要的移民。然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群体对政治和公民参与的“冷淡”态度。

“我觉得华人都有一定道德的准则，他们只是没有采取行动的集体意识，因为他们来自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事采取行动的政府体制。”Lucy这样解释。即便成长于拥有一定公民社会底蕴与公民意识的香港，亦未必能有所不同。Lucy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移民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她特别提到，近几年来，有些曾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港人移民到芝加哥，但他们也刻意与反对ICE的运动保持距离——“他们好像还没有从那段经历走出来，觉得疲惫，现在很少参与行动。”

抛开族裔视角，事实上在移民群体内部，也并非人人都支持对抗ICE暴力执法的行动。早在2016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作为一名移民，她是否觉得丈夫关于移民的言论太激烈。她的回答是：“我遵守了法律……我从未想过没有签证就留下来。”

“合法移民大多都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Lucy说，“但他们可能忘记的是，那时的移民政策跟现在截然不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移民执法的暴力升级，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普通民众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中。就在一年前，Lucy在芝加哥这个志愿者团队还只有四个人，如今却已迅速扩展到一百三十多人。

然而这其中也夹杂着令人不安的资讯，明尼苏达州的快速响应组织传来消息：有ICE特工混入了当地志愿者团队。Lucy 因此决定，在招募本地志愿者时必须格外谨慎，对申请者进行更仔细的背景了解。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在做这件事的人……我想这其中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在于：在任何一个社区里，都有人为争取（移民）释放而努力的。你知道，无论美国的某个地方有多保守，只要你在这里，只要你的社区面临这种困境，每个人就都在行动。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移民社区——无论是黑人社区、白人社区、原住民社区或夏威夷原住民社区——不在为此奔走。”Lucy 这样说道。■

本文是新专题“华语青年的多元宇宙”的第一篇文章，本专题无意缝合注定无法愈合的伤口，也不唱“四海一家”的高调。我们只想在其中追问：当宏大叙事退场又上场，散落全球的青年将如何诠释自己的生命经验？在充满地雷与偏见的语境中，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看见彼此，以新的姿态重新联结？

作者 / 许佳琦

编辑 / 陈楠清

提示：本文字数约6800，阅读约需15分钟。本文为评论作品，平台仅进行事实核查，不干预作者观点。

事件起因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在社群网站“Threads”上，出现了一系列长达数日的网络“谁是简中女”争议，引爆台湾与中国的网络使用者们无数辩论。其中，议题的核心，环绕着双方对于语言、国族、认同与女性身分的文化断裂。

这起事件表面上的导火线，源于2月13日，台湾演员林予晞的一则微博发文。

新年到了，但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要来这里呼吁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使用简体字的女孩子们，可以这么喜欢、这么轻易地在Threads上面，动不动就公开表态、讨论、分享一些别人没有亲口说过的事情，尤其是涉及私生活的范围，那真的是你应该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就分享的事情吗？你自己的帐号连一张私人的照片也没有，为什么就觉得别人的隐私可以供您在网路上随意揣测、指涉呢？

然后发完文就不负责任了，私讯联络也不看，所以很抱歉，我只能来这里，用这样的方式寻求协助。有劳大家，一起守护人脆弱的隐私。

随后表示，因联系当事人未果，只得发截图寻求帮助。然而，由于未涂去网友ID帐号，她的举动被中国网友们解读为演艺人员对于粉丝隐私的不尊重，并凸显了两者间的权力不对等。许多人批评，作为公众人物，她不应擅自“晒号”找人。

当日稍晚，林予晞再次发文解释：

我理解也许简体中文使用者在外受了一些委屈跟误会，但我讲得不是那些事，请让我至少在此事上温柔拥抱彼此。

所以您要帮帮我，做简体字使用者的好榜样，别让他们坏了一锅粥。我是这样想的！（爱心）

而在那之后，这则留言被更多中国网友“炎上”──认为“做简体字使用者的好榜样”说法充满台湾人的傲慢，甚至有鄙视简体中文使用者的意味。譬如，一则2月14日发出的豆瓣帖子《林予晞算不算歧视简中女》就提到1：

林予晞那个微博我觉得问题最大的是这条，做简体字的好榜样，别坏了一锅粥。我。的。天。啊。且不说那两个女孩子的发言远不到“老鼠屎”的地步，粗暴把简体字使用者归类为一个需要被教导，需要有好榜样的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傲慢的行为了。简体字的使用者有十几亿人，她们之间可能根本没有相近的地方，没有任何人应该有做“榜样”的义务。就像她发这种话，我也不会希望有什么“繁体字榜样”来纠正，人本来就是多元的。社会学出身的不可能不懂这个。

后来，事件更延伸成为随后几天“简中女”与“繁中女”之间为自己辩护、互相攻击的无尽身份认同之争。

“简中女”与“繁中女”是谁？

所谓的“简中女”、“繁中女”究竟指谁？这套网络文化用词，约在2022之后广泛出现于微博、知乎、抖音、小红书等中国社群平台。

在上述平台的讨论语境里，但凡出现“简中社群”、“简中男”、“简中女”、“简中女权”等等常见的复合词语，基本上指的都是中国社群，讨论范畴通常不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简体字使用者。

譬如，在2022年一则知乎提问《简中同人女和同人女有区别吗》便有人指出“基本就代指中国大陆同人女了”；而Tiktok上的影音“简中真实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讲述的也是中国当今的社会氛围，而不是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与此同时，和“简中”相对的，便是“繁中”社群。其指的是包括香港、台湾等习惯使用繁体中文的社群，但大部分时候“繁中”更常指的是台湾，香港、澳门会用粤语来代称。

这种以语言划分不同族群的网络用语，亦被默认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昵称”──但凡无须在论述直接提及“台湾人”、“中国人／大陆人／内地人”，就似乎有了一个文化地域的模糊爱称，可以暂时逃避台湾与中国间的政治问题。

原先，由于中国防火墙的隔离，过去十年间大部分时候，除非中国使用者特意翻墙、或者台湾使用者主动进驻中国社群，“简中人”与“繁中人”的网络交流，是相对有限的。

这种情况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首先被美国公司开发的语音社交软体“Clubhouse”打破，昙花一现地提供了一个无审查的交流平台。到了2024年，随着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许多台湾使用者开始将META刚上线的新产品“Threads”视为替代Facebook分享讯息的新阵地；接着不少中国网友加入使用，使得这个平台意外地成为简繁使用者大量分享政治、文化、性别议题乃至于闲聊对帐的桥梁。

约在2025年前后，不少台湾使用者接受“简中人”与“繁中人”作为代称的用法。譬如常见例子包括：台湾人称赞“简中女骂人好有创意”、“简中女写的文章都好细腻，有一种不能说出的唯美感”等等。

除却善意交流，Threads也因为有别与母公司META其他产品的独特演算法，刻意让不同意见的素人内容被高强度推送，使其成为后续几波中国、香港、台湾网友之间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虚拟第一现场。2

请做简中女的好榜样：中国网友的“被冒犯”感来自哪里？

回到林予晞的贴文，细探这些中国网友为何会感到冒犯、感到气愤，原因来自于，在这些平台的交流中，许多简体中文的女性使用者，多半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偏向性别友善等进步主义议题，然而却在后续的讨论中，被简化为“简中女”，并依然背负着出身中国的“原罪”。

这使得许多中国网友感受到沮丧与愤怒，仿佛自己努力对台湾释出善意、并从中国国族主义的枷锁挣脱的努力，在一夕间被否定了。有多位中国网友都写道，这个平台的简体字使用者，有不少人都曾经将台湾寄托为梦中的乌托邦。但在最后，还是必须认知到自己终究是“精神上的流亡者”。这些贴文表达了TA即使已经努力逃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对其他社群递出橄榄枝，却还是发觉自己终究无法被他人接纳。

被投射的乌托邦与其除魅：台湾网友为何有强烈的“不协调”感

而对台湾人来说，心情无疑也是复杂的。

许多台湾女性用户提到，身为台湾女性，“台湾人”的身分意味着战争阴影与国际孤儿的深层焦虑刻植于心中，对于中国政权每日投来的压迫与威胁，是两千多万人出生以来便有的记忆。

但对于简中网友，许多台湾人理智上知道“必须要将政权与人民分开来看”，但是却在这些网络互动中不时意识到，双方终究是有所不同的。即使不少网友长期将台湾投射为乌托邦的幻想，但那终究不是现实。

亦有中国网友发帖说，自己舍弃在中国的优渥生活、润至异国重头再来，这样的牺牲使其比享有天然民主红利的台湾“民主富二代”更有发言权。

这样的发言让许多台湾人反感——从80年代父母辈的民主化运动、到了十多年前的青年社运浪潮，许多学生遭到警方大规模逮捕、殴打、驱离，十多年后至今仍有人被取消毕业学籍并诉讼缠身，至今仍在处理运动创伤。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与性别平等，对抗体制、改变环境所做的努力与牺牲，似乎都被淡化成“民主富二代”生来就有的权益，这让读到类似留言的台湾网友们的种种不适感达到了极限。

而在另外一些讨论中，一些中国网友提出，与简中和繁中相关的政治争论应该被视为父权制带来的负面结果——“女人无国界，这个fuck up的世界都是谁搞得乱七八糟的？细细一想，每次不都是男人fucked up，女人收拾烂摊子吗”，类似的、主张在女人无国界这一主张下达成两岸女性对话、共感的主张引起了许多人的认同，但也让另一些台湾网友感到不适。譬如，一位台湾网友留言就提到：

中国女的女人无国，用一种看似超然的姿态，模糊了极权与民主的本质差异。不同政体、不同权力结构、不同暴力程度的国家全部被放到一个抽象层级，“都是国家机器，不要分那么细”，这就把一个盖集中营进行种族灭绝的政府，跟一个能够民选轮替的官僚政府各打五十大板，结果是淡化了中国政府的邪恶。

中国女权对我这样的台湾女性主义者喊“女人无国”是非常冒犯的。具象来说，你的无国顶多就是离开中国移民了，我的无国则是台湾被中国并吞，你跟我的无国永远不会一样。

对帐之必然：文化冲突与语言战争

与其将演员林予晞的发言当成特殊个案，倒不如说这根本上是中国和台湾长期以来，对于彼此文化分歧和冲突的一次累积能量释放。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中国Thread用户发言抱怨，称“和繁中女讲话三句之内必定力竭”，指台湾女性讨论性别议题时往往言必出“民主自由”，仿佛没有投票权，就没有资格讨论女性主义。3

亦有一些中国网友认为“女权方面繁中网友普遍比简中网友落后、开智慢”，认为中国女性主义者敢说敢言、并且对于婚姻恋爱观念更加基进，相较于台湾则相对保守。然而台湾网友则反击，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更关乎个人选择能否帮助自己减损于结构带来的伤害，却淡化了个人对于社群应负的责任。

亦有人指出，这一系列的网络战争，直接戳破了所谓“中文／华语文化圈”的大家庭幻想：使用简体的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使用繁体中文的香港、台湾，事实上在彼此共享的文化幻觉之下已有诸多不同：来自于个人成长背景、国家政体、生活方式。对彼此的不理解，过往还会被“华人一家”的幻想掩盖，而直到更多的互动出现，大家纷纷掏出过往的经验彼此“对帐”，才发现也许仔细一看，彼此的不同点反而更多。

更遑论在这次的“简中女”、“繁中女”战争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女性观点也是完全消失。事实上仅是中国与台湾的女性针对自己的生命处境与对国族认同的一次辩论罢了。

许多中国网友亦提到，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对台湾印象从幻想到除魅的过程。这次的事件，也只不过是将这个台湾乌托邦的幻想给撕开。

尤其近几年，台湾以女性／LGBT文学、独立音乐、写实戏剧、社会氛围等，在中国一些青年社群间受到欢迎。

譬如，在小红书上常见的旅游攻略，会以台湾作家简媜的名句“躲到杜鹃花丛不被谁找到”为题提示推荐行程，其中包括：去女巫店看表演、去女书店听演讲、参访景美人权园区，甚至亦出现已逝作家林奕含的朝圣自助行程。

这些“小众景点”，不再是老一辈中国观光团客必访的“蒋公慈湖”、“中正纪念堂”、“阿里山”与“日月潭”，而更关注小众文化、文学、艺术、性别议题、民主化运动。

不过，这些台湾被赋予的“小岛文学”、“性别友善”、“民主自由”标签，事实上也只是一种对乌托邦的想像。在中国游客与台湾作为被凝视的客体之间，仍旧有许多持续性的微观冲突。

譬如，几个月前在小红书上，一名中国女性游客发文，分享因喜爱作家林奕含，到了她生前就读的女子高中打卡。然而事后被揭发，该名网友实乃翻墙进入女校，进教室拍照。该文后来被转发到Threads，极大地引起该校高中生不安，希望校方避免外人观光客闯入，以确保未成年人的安危。

此外，在台北，有着中文世界第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女书店”，也是被列在其中的小众景点。然而近期也有人发现，在书店内的留言簿上，被中国观光客写上了“两岸早日统一”字样，也让这些看似表面友善的“自由交流”底下，那些未被言明的冲突与歧见被挑起。

女人无国家的幻想与地缘政治的现实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女性无国家”无疑是不少女性主义者们心中向往的终极型态——女性、性少数者、其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终于能逃逸出一条新的路线，不再作为承受国家暴力的受害者，而是彼此串联结盟，互为主体。其中最知名的讨论，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先驱作家吴尔芙的《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她在书中写道：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我也不想要有国家。作为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 As a woman I want no country. As a woman my country is the whole world.）

该书言简意赅地点明了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父权体制、爱国主义的浓厚气氛下，女性长期被排挤于受教育权、财产权、参政权之外，却被要求必须支援国家主导的战争。因此，她认为既然国家没有善尽保护女性公民的职责，那也没有义务要求她以国民的身份贡献。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对吴尔芙来说，逃离国家的掌控成为了女性主义的实践方式。

这样“女性无国”的思路，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网络社群而言，在2015年以降，经历过几波包括女权五姐妹被捕、一系列MeToo事件等针对女性主义运动的禁声肃清行动后，似乎被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认同。在诸多因素之下，直接对抗体制与国家，似乎不再是许多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优先事项，而是从更能控制的身体边界管理行动：譬如抗拒婚姻生育、譬如逃离国家边界，成为更优先的行动准则。

至于台湾的女性主义社群之所以会养成这样“集体性行动”、“体制内抗争”、“不排斥婚姻与恋爱”的性格，则是必须回看自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与妇女运动相关的种种行动──从1982年妇女新知成立、1996年发生的彭婉如命案后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000年叶永鋕事件后修订《性别平等教育法》、2019年经由大法官释字748号释宪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

甚至可以说，台湾的妇女运动，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在拓展内容的，意即，人们相信透过立法、鼓励女性与性少数群体投入政治议程、参与公领域，可以更可以有策略地达成目的。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服从并认同自己的国家”，反而意味着他们认为与国家的关系是复杂的——可以反对、也可以合作。国家之于女性主义者，是一个需要协商、需要对抗的对象。也代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信念是国家、政府系统是有机的，它可以被改变与挑战。

尽管，这是个“信念”而有时未必是“事实”──毕竟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力关系毕竟有强烈的不均等，但这样的理念差异却是台湾与中国两种女性社群发展分歧的一个重要表征。

除了在国家之内的影响，国家之外的影响也是台湾女性主义社群难以抛弃“国家”这一概念的原因──在地缘政治的现实影响下，一旦面对中国武力攻台的危机，失去了国家，她们也需要面临可能失去这一切过去数十年抗争得到的种种被宪法与司法保护的成果，甚至被迫承受战争，在中国与台湾的国家动员之下，带来的一切性剥削、性暴力武器化的后果。

大概这也是为何台湾女性会感受到“女人无国家”这个命题的不协调。正如同林予晞事件的衍生讨论，对于中国和台湾关心性别议题的网络社群来说，性别议题终究牵涉到权力分配，牵涉到认同与资格论的辩论，这也必然意味着国家与政治是绕不开的话题，横亘在战争阴霾下的焦虑与恐惧，也无法轻易被消解。

结语：想像的姐妹情谊与真实的国族边界

细想这场辩论，未必不是坏事，而是更在文化、诗歌、电影、音乐之外，在更真实的层面理解中国与台湾。

在这系列讨论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繁简大战期间，那位感到沮丧、不被接纳的中国网友底下，一位台湾网友@yooak47如此回应了：

你的文笔真好，但台湾不该是你的乌托邦、理想国，滤镜破碎是好事，我们也只是年轻的民主国家，踉踉跄跄地前进，虽然一地鸡毛，但福尔摩沙仍是我爱的树窝，而你也有你的树枝，需要你去努力。

不同族群间的互相理解是必要的吗？前阵子读女性主义者、战争研究学者辛西亚恩洛（Cynthia Enloe）的书，她提到交织性的概念（Intersectionality），意即不同族群、种族、信仰、性别认同，都会交织出不同样的压迫形式、各自的权力关系。然而，这就意味着理解他人是不可能吗？事实上，理解它者，重要的是维持“女性主义式好奇心”（feminist curiosity），理解这些选择与思考如何被产生？理解这些沟通与对话的管道是否仍然畅通？而未必是要完全地能够同理彼此。

这些误解与争论，本身也有一个乐观的核心：不论是简中女、繁中女，还是不愿被归于这个标签下的人们，仍旧愿意持续不断地在上头讲述自己的生命经验，讲述自己的不理解与困惑。即便呈现出来的不是我们幻想中的“和平”、“团结”，但这种言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是一种选择。

这些行动也意味着，即便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但还是有着一些共享的价值。只是，这些价值或共同性已非表面上的“我们都是女性”、“我们都是华语使用者”、“我们都曾是幻想的中华文化体的一部份”。在剥去这些之后，或许更多的“共同性”才能够被持续探索。

这份探索，才是在今日身分政治已看似走到尽头之后，重要也困难的部分。■

作者 / 石川カオリ

编辑 / 陈楠清

一、高市胜选：“名誉男性”成为保守主义最强守门员

2026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了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单一政党横扫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316/452），形成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几乎没有在野势力能在国会制衡执政，简直有如独裁政府使用各种手段不让反对势力能够参选的开票结果。

本文并非要批评或是影射高市早苗执政下的日本有如独裁政府，而是想要借这个例子讲述本次选战结果与民意有所乖离的事实。在民主国家中，执政党能够“赢这么多”确实也是一大警讯——如果只看政党比例代表票，自民党虽然拿下历年第二高的2589万票，得票率也只占36.7%；换言之，如果日本国会所有议席都是靠政党比例代表制分配各党当选议员数的话，自民党甚至连单独都无法过半。

这代表日本的选举制度其实有着很大的问题，才会使得民众对各党的偏好并不能完全反映在选举结果上——在赢者全拿（Winner-takes-all）的小选区选制下，大党只要能拿到比对手多一点点的选票就能当选，进而使得大党一旦出现“最强助选员”就有机会横扫过半席次。自民党就是赢在小选区制，才能长期在国会保有多数席次。

这次高市早苗掀起的高市旋风是带动选情的重要关键，成功唤醒了一批过往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是才刚踏入社会的首投族的盲目追星式支持者。但对于长期有在关注政治，或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来说，高市早苗一直都是立场高度右倾的保守派政客，甚至还有“名誉男性”的说法——这在日语里常用于批评、讽刺长期受到传统父权社会价值观薰陶，甚至可能反过来批判同为女性的女性。

像高市早苗这些能在高度保守的政治环境下“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政治人物，某方面也代表她们必须为此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存活下来，甚至必须“比男人更像男人”，即在政治主张上必须更加激进保守，展现出自己也能“跟男人一样”，甚至能做得比男人更好，让其他男性甘拜下风。

“名誉男性”是这些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下的生存战略，她们也是传统父权社会下的受害者；但比起基于自身经验来同理其他女性的生命经验，她们可能更容易因为“我们都撑过来了”而更难理解“为什么其他女性做不到？”，觉得问题出在其他女性“不够努力”，成为批判女人的敌人。这也反过来让保守派男性更愿意支持这些“名誉男性”，因为他们能让这些女性说出有利于男性的立场，甚至透过女生来讲反而“更有说服力”。

简言之，“名誉男性”不是男性，而是因为立场鲜明的保守派女性必须做得比男人更像男人，几乎可以获颁“名誉男性”的称号，才能让保守派男性愿意臣服于她。高市早苗等自民党内立场极度鲜明的女性政治人物，常常是用来描述这个现象的最佳例证。

自民党的大比例胜选引起了许多人对日本整体刮起右倾保守之风的担忧，选举结果意味着日本社会和年轻人真的不再关注进步议题了吗？从结论上似乎也不尽然如此。

二、日本选民真的集体右倾吗？

从结论上说，与其说是自民党全面胜出，这次选举结果更该理解为传统民主党派系左翼阵营的瓦解——在野阵营没有随时做好选战准备、错看局势，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刚退出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匆促合组的“中道改革联合”，未能获得民众了解与支持，让旧立宪民主党势力从原本的146席，减少到只剩下21席（总席次减少85％）几乎等于全灭，完全无法与执政联盟抗衡。

但传统左翼政党未能获得选民支持，不代表左翼政党主打的价值理念不再是选民关注的议题。

《朝日新闻》和大阪大学三浦麻子教授在选前的调查发现，即便年轻人确实有略高比例自认为政治立场偏右，但各个年龄层的政治光谱分布差异不大，都是中间立场的最多，左、右两边都有；然而，自认政治立场偏左／进步派的40岁以下青年分别只有10%（国民民主党）和9%（中道改革联合）会将选票投给立场相近的传统民主党派系左派政党，票投自民党的却高达34%。而票投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民当中，年纪越大（50岁以上）政治立场偏左的趋势更明显。

上述这些结果都显示：日本选民并非集体右倾，而是传统左派政党并未获得年轻选民青睐，只有年纪较长的选民们维持着立场偏左就投给左派政党、立场偏右就投给右派政党的“传统”。

这就会接到下一个问题：这些自认为政治立场倾左、关注性／别等传统上视为进步议题的选民们，是因为认同自民党在议题上的主张，才将票投给自民党吗？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综合考量后作出的理性投票选择？

目前并无相关民调数据能够佐证这个现象的原因，但普遍论调皆认为，立宪民主党虽为左派政党，但近年来面临支持者高龄化、难以获得更多年轻选民支持的窘境。不仅如此，前身为民主党的立宪民主党在15年后，党魁又回到同一人手上，台面上的人物完全没有改朝换代，甚至清一色都是有点年纪的“老男”。就算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主打性别平权，选战中甚至把“开放选择性夫妻别姓”列为主要政见，但“形象上”实在是距离进步价值太遥远，“中道改革联合”这个新名称也不够“酷”，甚至有些老掉牙，觉得了无新意，更加速流失选民支持。

相较之下自民党比较有改朝换代之感，年轻人或是女性政治人物也有机会出头天，形象上比较年轻健康，让年轻选民更有亲切感。最近也有如茂木敏充的YouTube频道也透露，自民党确实有在积极招募年轻、优秀、有知名度的年轻女性，就算落选也会提供党公职继续培育人才，即可看出双边差异。

除了左翼在野阵营形象落伍、动员无力之外，高市早苗的偶像化则是这次大选的另一个制胜法宝。

三、胜选关键：追星文化下的高市旋风

本次日本众议院选举，很多论者都点出高市早苗的支持者将其偶像化，用支持偶像（推し）的“推活”（推し活）方式全力支持高市早苗，形成名为“早苗活”（サナ活）的粉丝／饭圈文化（fandom）。

文学评论家斋藤美奈子对这波“饭圈文化式”国政选举的评论很精准——饭圈文化式的选举与民粹政治最大的不同在于，投票行为和政策毫无关系；民粹政治至少还会取决于候选人个人或是政党的主张或政策，但饭圈文化式的政治100%凭印象、100%靠感觉，已经接近无法讲道理的恋爱或是宗教观。

《日本经济新闻》更进一步点出，这波“早苗活”和过往透过社群平台在网路上掀起一股旋风的政党（令和新选组、国民民主党、参政党）不同：支持高市早苗的“高市活”几乎不谈政策，而是主打“困境当前总是笑脸迎人迎接挑战的女主角”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能否实现不再是选战重点，只要外界批判或抵抗这位“逆境下的女主角”，就会让粉丝觉得高市早苗“好可怜”，进而加速凝聚粉丝向心力。

情报法制研究所的山本一郎分析从解散国会前、到开票结果出炉间30天的变化发现，这场选战风向转变的关键时刻正是2月1日高市早苗临阵放弃NHK党魁辩​​论会的时候——当在野党（特别是令和新选组）猛批高市早苗“因病”临阵脱逃时，粉丝们就会更加觉得“高市早苗好可怜”，而让自民党声势“逆风高飞”，从原本预估自民党最多只能拿下237席，在选前一周一口气冲破300席大关。

四、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首位女首相”，却是“女性之敌”？

高市早苗“偶像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是“首位女首相”。

根据《朝日新闻》2月8日开票后的报道，当高市早苗的支持者被问到支持她的原因，最多人立刻回说因为她是女性，这种说法来自女性选民的比例高达8成8。其他回应还有像是“值得期待”、“好像很有行动力”、“喜欢她的个性或氛围”，而非具体讲出支持高市的哪项政策或作为。

然而，高市早苗从政多年，保守主义政治立场如此鲜明，只要稍微关心政治、或在过去30年多少看过一些政治类的新闻，理论上选民们应该不至于完全不认识她的政治主张。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这波高市旋风当中，高市早苗吸引到的正是长期以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突然发现日本出现第一位女首相、觉得“世界终于有所变化”而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们。

笔者曾经采访过的能条桃子就在节目上坦言，她发现很多大学生根本不知道“高市早苗反对同婚”。甚至连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日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简称“联合”（連合）的会长芳野友子都会错认高市早苗。

“联合”是工会组织，立场偏左，传统上支持旧民主党派系的左翼政党。理论上应该多少耳闻高市从政以来的政治立场，但却并非如此。

2025年底高市早苗当选首相让芳野友子“看见希望”，觉得“日本终于迎接女性的时代”，希望能和她携手改变日本社会，愿意动用工会的力量积极协助高市早苗。但芳野友子直到去年12月参加高市在首相官邸举办的男女共同参划会议上才惊觉她反对夫妻别姓的立场，这让芳野友子感到“被背叛”，甚至转而和周围的人说“高市早苗是女性之敌”。

但高市早苗真的变了吗？并没有。以“扩大使用旧姓”、“赋予婚前旧姓氏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来抑制、反对选择性夫妻别姓的修法主张，是高市当选自民党党魁及首相之前一贯的主张。改变的不是高市，而是选民们在投票前，并未彻底了解候选人在个别议题上的立场与主张。

作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打破”了玻璃天花板，但并不代表日本未来必将迎来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若回到政策和立场来看，日本的性／别平等议程会在新政下发生怎样的变化？

五、高市执政下的性／别政策：同婚、夫妇别姓

在华语世界中，关于高市早苗的保守立场，往往着重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争议，但此外也反映在她性／别政策主张上。一般而言，日本各式民调或是政见辩论会上会出现的性／别议题，不外乎是皇室继承、夫妻别姓以及近年新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选举期间皇室继承问题并未再度引发讨论，本文在此略过。

同婚议题较为单纯——日本现行法规不允许同性伴侣结婚，目前同婚合宪性诉讼正在最后关头，并已进到最高法院等待大法官解释。但在日本法律背景下，就算最高法院最终作出有利于同婚的违宪判决，也很可能只会在判决中敦促国会尽速修法。所以日本是否开放同婚及其法律形态还依然取决于国会。目前日本各家民调一直都有过半数（6、7成）民意支持开放同性婚姻，支持度甚至比台湾2019年开放同婚时还要高，因此民意并非修法阻碍。反对同婚的自民党长期掌握国会多数席次，才是无法修法的主因。

2025年9月自民党党魁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在国高中生面前重申其反对同婚的立场，但随后提到“我认为同性伴侣是好的”。在此前大阪高等法院已经提出，如果政府为同性伴侣制定异于现行婚姻制度的其他制度会产生新的歧视，但自民党的政治盟友日本维新会仍然主张通过扩大伴侣制度作为同性婚姻的替代方案。按照这一趋势，就算最高法院作出禁止同婚违宪的判决，自民-维新联盟主导下的国会及政府也很可能推出全国性的同性伴侣制度作为替代方案，而若法院作出合宪判决，则很难期待下届政府会主动推进婚姻平权。

另一个性别的重要议题——夫妻别姓，则是从1970年代起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日本现行法制下，除非夫妻两人原本姓氏皆同，否则两人登记结婚时必须有一方改姓。虽然日本《民法》第750条并未规定应由男方或女方改姓，但根据内阁府2024年的调查，目前仍有高达94%是女方改为男方的姓氏，这是传统社会文化习惯下导致的性别不平等。此外，不论最终是哪一方改姓，都势必放弃自己从小用到大的姓氏，“夫妻婚后须同姓”便成了法律压迫人格权的象征。

在这种脉络下，“夫妻别姓”即是反对“夫妻婚后须同姓”现状的运动统称，目前主要议论的“选择性夫妻别姓”（選択的夫婦別氏制度）即是倡导让民众自行选择是否改姓。

保守派捍卫夫妻同姓的一贯论点是，同一家人必须要维持相同姓氏才有一家人的整体感，所以夫妻婚后必须要改为相同姓氏，如此一来也能避免婚生子女“和父母其中一人姓氏不同”招致“错乱”或混淆。目前，自民党坚持拒绝开放“选择性夫妻别姓”，仅提出扩大使用旧姓的范围作为替代措施。

本次大选结束后，高市早苗明确指示法务大臣（平口洋）及男女共同参画大臣（黄川田仁志）“进一步推广、扩大使用（婚前）旧姓之余，同时做好能单独记载（婚前）旧姓的基础准备”。这是她首次提及考虑开放“单独记载（婚前）旧姓氏”，而这也是执政联盟（阁外协力）盟友日本维新会的主张——日本维新会认为只要官方文件能单独记载（婚前）旧姓氏，并允许其有更多使用场合，就能免除两种姓氏并列在海外造成的混淆，也能缓解改姓的一方被迫与旧姓告别而产生的被剥夺感。

但是，坚定支持“选择性夫妻别姓”的人们则主张，只扩大使用婚前旧姓氏并不足以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唯有开放让民众在婚后不须改姓、让户籍上的姓氏维持原生家庭的姓氏，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一旦采取执政联盟扩大使用婚前旧姓的折中方案，则代表距离开放“选择性夫妻别姓”的那天更加遥远，因为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接连有重大进展。

六、改变现状需要一群女性，而非一个高市早苗

这次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在国会获得压倒性胜利，最深影响就是日本国会内部已经没有可以制衡执政联盟的势力——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拿下3分之2以上席次，等于除了修宪案之外，执政联盟提出的任何法案几乎都能通过。

《日本经济新闻》就提出，这次的“推活”选举是悄悄溶解政党政治的“日本型民粹主义”。自民党大胜有选制问题，并不代表选民全面支持高市早苗所有主张，但在多数决的游戏下，已经实质等同日文所说的“白纸委任”——交出一张白纸让对方随意填写，全权交由对方处理，没有任何能够制衡的力量。原先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或多或少也能扮演牵制政府的“党内在野”角色，现在在这股高市旋风下，自民党内是否有人能够牵制内阁？又或是任何“阻碍”高市早苗的人事物都将成为高市旋风的燃料，进一步壮大高市早苗的声势？将是今后需要密切关注的重点。

毕竟和“玻璃天花板”一体两面的词，还有“玻璃悬崖”（Glass Cliff）的说法——女性领导人往往是在企业或是组织已经出现问题、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才会被拱上台面救火，如此一来，一旦女性领导人成功带领组织逆风高飞、扳回一城，对组织而言当然是好上加好；如果失败，又能怪在“女性领导人无方”头上，有利无害。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魁的时刻，正是自民党受到黑金风暴等负面新闻影响，支持率下滑、丑闻缠身之时。这次她率领自民党横扫国会超过2/3席次，完全执政意即完全责任，今后执政上再遇问题，就无法将过错推到在野阵营身上——因为在野阵营已经无法在国会制衡执政党。

在合理考量下，本次自民党在国会大获全胜，就算高市早苗提前下马，恐怕也不会提前解散国会，会让这届议员尽可能做满4年任期，由此才最符合自民党的自身利益。在这一预设下，日本下一次全国性选举将是2028年的参议院改选，就算自民党在这里失势，只要其能维持在众议院的绝对多数优势，4年的时间恐怕也足以让在野阵营进一步迈向泡沫化。

这场足以写进教科书的选举，不是教导魅力型领导如何刮起追星旋风横扫国会绝对多数席次的范本，而可能成为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如何因选制迈向瓦解的例证。

从性别角度来看，日本女性政治人物比例过低，是日本长年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敬陪末座（2025年在148国中排118名）的原因之一。随着日本终于出现第一位女首相，2026年的排名有望往前一点，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社会会更迈向性别平权一点，反而还可能会从高市从政以来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中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是在日本长期从事性别运动的女性主义者们终于等到“第一位女性首相”出现的这一天，却难以打从心底感到欣慰或高兴的原因。

目前在法国第八大学哲学系留学的森野咲便点出，高市早苗和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都是在右派政党获得极高人气的女性政治人物，但法国靠着均等法大幅提高女性议员人数，让性别不再是女性选民支持女性政治人物的原因；日本正是因为女性政治人物太少，高市早苗的女性身份才能成功吸引到女性选票。唯有增加女性候选人的类型与人数，让性别不再是选民投票的考量重点，才能从“是女性投女性”的身份政治回归政策面。■

2022年11月以来，莽莽已走过3年零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发布了3期纸本杂志，线上线下大约积累了60余篇作品。这些内容关注青年视角下的全球社会运动、华语社会的时事、离散人群的生活和思考等。

最初我们以一本杂志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是希望能在纸面上留下一份不被审查、不可被轻易删除和屏蔽的记录；最初我们从中国社群出发，希望在运动浪潮中发出属于社群的声音。

我们也不断在追问莽莽是什么。一本社运杂志？一份行动档案？一个离散社群的自留地？如果要对莽莽有更多想象，我们希望它的写作是流动的活水，能够激起浪花，在当下的华语世界得到更广的传播、更大的回响。

我们希望它作为一个独立媒体，去书写更多异质的经验，让这些经验流转和碰撞。不仅打捞过去的记忆，还要记录当代的现实，以自己的价值视角去想象未来的可能性。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莽莽在写什么”，会是什么？

自创刊号以来，我们关切的话题有许多说法——抗争、运动、行动主义、公共参与——但它们都指向一个核心：我们如何直视所处的时代，并介入它？

基于这个核心，莽莽想成为怎样的独立媒体？

我们抱持青年视角，因我们相信具有好奇心和敏感度的年轻人们，是解读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要主体；

我们想耕耘深度报道，因我们希望走进不同“地方”的现场、用一定的体量展开现场的复杂性，理解背后的脉络；

我们继续关注多元的公共参与，也就是你我不再旁观、选择“介入”的那一刻，看见困境，也看见困境中的能动性。

2026，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见面？

为了能更高频和灵活地回应当下，莽莽将主要阵地从纸本转向网络。我们以网络上的Substack和Instagram作为第一发布平台，持续更新不同专题，让纪实报道在时事中发挥力量。而定期（一年一度）的纸刊将会在第四期之后，转为不定期的纸质出版品，时不时在线下与读者们会面。

这片莽原也将持续开放给：想阅读中文报道的你，在迁移中兜兜转转的你，关心公共议题的你，迷茫失落的你，高墙内外、野蛮生长的你……和我们一起：在流动的世界里创造土壤，用文字抵抗冷漠，记录改变世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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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预告】我们的第四期劳工专刊也正准备上线，预计于春季与读者们线下见面，届时也将有单篇作品在substack上更新。敬请期待后续～

作者 / 严启昌

2025年11月6日，在距离影展正式开幕仅剩4天的时候，IndieChina电影节（下文称“IndieChina”）的总监朱日坤宣布本届电影节取消。他在声明中称自己如果再不停止本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愿者，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他说，自己做出了这个“无比痛苦的决定”，并非出于“害怕或者屈服”，而是为了和电影节有关的参与人员和观众的安危。

如今身在美国纽约的朱日坤，早年在中国曾深度参与到中国独立影像的放映与制作中，包括曾筹办首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并参与创立“人之道，影之道”独立电影论坛，即后来北京独立影像展的前身。他本人拍摄的独立纪录片《查房》还呈现了他在旅馆被警察盘问的情景。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他在纽约创办的首届IndieChina会被中国视作打压的目标。

在对IndieChina遭遇的报道中，媒体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独立影展”来指代IndieChina以及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影展或放映组织。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正在海外尝试组织华语电影放映活动的各种组织时，不难发现，“华语独立放映”的生态不仅更为广阔，这个分类本身也正在被各个组织所处的不同现实撕扯。记者采访了在欧洲的多个华语独立放映组织后，试图为读者呈现这些独立放映在日常工作中的“时时刻刻”。

一、开始放映之前：“放映员”各自的背景与动机

目前在欧洲活跃的华语独立放映，大致是在近五年内陆续出现的。这是因为大量对电影感兴趣、甚至对放映有一定了解的中国人在此期间移居欧洲，算得上是新一波移民潮之下的副产物。电影连同人一起字面意思上地“润”到了欧洲。而和COVID-19大流行同构的另一层原因是，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以及反封控抗议的余波扩散到欧洲时，外部环境的刺激或多或少都让这些新客们开始有了在欧洲做点什么的想法。

唐明轩在中国的时候便有过相当丰富的独立放映经历。他在国内曾参与创立一个关注性与性别的影像小组，其专业也和电影相关。来到欧洲之后，他将原来那个小组的运作模式乃至放映理念一并带到了这里，在当地创建了一个放映小组。

和唐明轩情况相似的人很多，蒋不是其中更加典型的一个。蒋不早在上大学之前便在中国的公民社会中活跃，后来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部分是其行动经历塑造，部分也是对校园氛围的不满，他始终更偏好艾未未、胡杰和艾晓明等人创作的那种独立纪录片。“对于2011年前后的我来说，我是真心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创作独立纪录片）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围观改变中国’。我当时认为，这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艺术从业者介入现实投身公共行动的一条路径。”

也有很多人来到欧洲之前并没有多少关于放映的经验，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做一场电影放映的。陈哲身为“信风”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尝试做放映之前对“独立放映”的概念非常模糊，出国之前未曾参加过相关活动。韦文熙和林艾历虽在出国前或多或少参与过某种程度的放映工作，但也依然是到欧洲后才接触到放映的更多细节。

尽管缺乏经验，陈哲也还是踏出了电影放映的第一步，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件事应该要有人去做，既然现在看起来没有人做，那就我们来做吧。”当时有一些在他看来很好的华语作品正在欧洲范围内放映并为大家所熟知，他认为这些作品当然可以在家里或者客厅私人观看，但也值得走进影院，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下来观看并讨论。当欧洲别的城市已经有相应的放映，而他所处的城市没有，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借此契机，他和其他创始人一起办了数场放映，并作为雏形孕育出后来的“信风”。

林艾历创立“79平米”的动机和陈哲相似。地处北欧，这里的文化相对更单一，且华语电影的放映机会更少。恰逢当时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等争议性话题在当地华人社群引起了不少讨论，她希望能在当地用华语电影吸引大家一起讨论，所以有了“79平米”的第一场放映。

动机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这个问题面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电影放映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别的目标的手段？对于蒋不他们来说，巴黎的在地行动自中国封控政策解除后逐渐陷入了低潮，他们希望创造一个相对没那么行动主义导向的空间，借此接触到更多人，然后将一部分趣味相投的人转化为后续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换届”正是他们尝试用来将行动日常化运作的尝试。

沈静平更倾向于定位他们的组织为“文化沙龙”，更多地聚焦于华语酷儿和女性议题，放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选的活动形式。沈静平会尝试基于特定节日或者纪念日来策划活动，比如在11月20日的跨性别追悼日，如果有合适的电影就可以借此机会放映，但如果没有也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形式。同时他们也会把资源更多地向独立创作者倾斜，将有限的放映机会留给这些很少有机会直接和观众见面的作品。

韦文熙是这些受访者当中更倾向于把电影放映视作目的的一位。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来到欧洲后，他感受到华语电影尤其是独立电影很少能得到放映，所以曾加入过多个不同放映组织，希望能为此尽一份力，同时也认为策划放映的这个过程很有趣。而他加入过的放映组织既有类似于前文的这些更偏向议题或行动的，也有更偏向商业、本身已经是电影工业一环的组织。

二、一场放映的生成：影像、观众与现场之间

基于不同的动机、经验、自我定位、选片口味与策略等，他们塑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独立放映”形态，在银幕内外均留下了痕迹。

沈静平和唐明轩的放映组织都位于西欧，当地的华人群体更庞大，本地居民的常用语言也更复杂。基于这种相对更多元与流动的观众构成，他们在放映时对现场的预判尤其是字幕制作的选择上也不得不有更多考量。而地处北欧的“79平米”其观众群体相对固定，每场放映的预期观众规模也更可控，放映组织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比起别的独立放映来说会更加紧密。

“不换届”相比其他小组有更强的行动主义色彩，因此会更多地选择诸如维吾尔族、藏族以及更广泛的中国人权议题的独立纪录片来放映。但因为其希望能降低观众理解与进入讨论的门槛，故也会选择一些更艺术导向的作品，哪怕其公共属性没有那么清晰。

放映空间上的选择则更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独立放映之间或主动或被动塑造出的现实。放映既可以在影院中进行，也可以依托于各种类型的文化空间。场地的价格、放映组织或小组本身的预算、与场地方的合作形式、空间内能够承载的互动方式，这些因素既可能是限制，也可能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动机。

出于自身性格与经历，蒋不更倾向于“游击式”的放映形式，“如果电影的内容适合采用这种形式，那我们拿着二十个iPad就在地铁车厢里把影片看完也是可以的。”但他也坦承“不换届”的其他成员说服了他为什么依然应该在影院里做放映：“这些电影我们之所以要放，就是因为它们在国内没有一个正式放映的机会，让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地看完它们。”

“79平米”更加青睐独立文化空间。在林艾历看来，他们本身是更加草根的组织，而且当地的潜在观众体量也不太能支撑在影院放映的成本。“我知道在柏林或者巴黎，他们会很经常在影院里放亚洲的电影。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么正式的场所，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喝点饮料以及聊天，互相认识一下。我更喜欢这种私密一点而且更有社群感觉的放映模式。”同样更青睐这类空间的“信风”，并不排斥在影院放映，但作为新客，更想增进对当地多样空间的了解。因此有机会的话便会寻找更多可能性。

尽管放映的电影类型各异，观众构成不尽相同，放映所处的空间也非常多元，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所有的独立放映都十分珍视映后交流环节。蒋不甚至认为对“不换届”来说，映后交流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很多时候放映的电影本身没那么重要。尽管他们选择的场地有时候是按时计费且并不便宜的影院，他们的映后交流环节也可以长达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而也正因为映后交流的内容更加敏感，因此他们几乎不会预告映后嘉宾，也不会把映后交流的内容整理后公开。其他组织或小组的映后交流也大概会持续半小时到一小时，而“信风”在邀请特定映后分享嘉宾时还会大致确认其经历与分享内容的可靠性，为观众们对敏感议题的讨论提供互信基础。

三、放映之外：日常运作的挑战

独立放映也面临着普遍的困境。对于这些大多是业余运作的独立放映来说，相对更重的资金、成员精力投入是很大的负担，因此有的放映组织会尝试拓宽活动形式。近五年在欧洲涌现出的独立放映有很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逐渐走向沉寂，不再维持活跃。他们的浮沉便与这些桎梏密不可分。

对于有着丰富行动经验的蒋不来说，如何分配不同成员的工作量，如何在各种掣肘中协调工作进程，也都是难题。“不换届”的主要成员大多定居在巴黎，并且短期内也没有离开巴黎去别的地方工作或生活的计划，所以团队相对稳定，彼此有良好的信任基础。即便如此，不同的成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兴趣点总是有不少错位。“我个人是希望在选片决策时能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出现。不过有的成员在选片的时候并不一定投入，有时即便影片已经发给大家，只会有少数的几个人看过。但大家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出现，在检票、主持这些现场工作上也很积极。我不会把这个理解为问题或失职，但确实不同的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不同，有人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志愿者或现场工作人员。”

韦文熙在别的组织亲历过上文蒋不所描述的情景，但是以另一个位置。据他观察，有些组织有着比较清晰的领导与管理架构，会存在话语权与决策权更大的核心成员；当放映活动的安排造成了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满时，有的核心成员可能会未经内部协商就草率地回应，继而给放映组织带来不必要的公关压力并外溢到普通成员那里。基于这种内部存在明显阶序的组织架构，更大的矛盾可能会爆发，比如有的志愿者曾在离开放映组织后公开发文批评。不同的位置可能正决定了成员为何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理解。

资金更是每个放映组织的可持续之本。场地本身需要费用，如果在影院放映那成本更是大幅增加。而电影的放映在大多数时候也需要一次性的授权费用，即便因为“独立放映”的身份能获得优惠的友情价。这还没包括字幕的制作、DCP的制作（Digital Cinema Package，数字电影包，是全球数字电影放映的标准格式，常用于影院放映）、海报设计等各种可能的费用。另外，虽然这些组织大体上是依托于成员的业余时间来运作，但受访组织们均尝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付出了劳动的成员或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补贴。

为了能实现收支平衡，最直接的方式是向观众收取报名费用。但倘若票价定价过高，销量不好，那不仅赔进去大量资源，更无法实现最初决定做放映的目的：让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电影并讨论，连接彼此。

外部的资助是现实且可行的，但资助本身往往附带一定的条件。“不换届”是受访组织当中比较积极寻求外界资助的一个，但蒋不也表示这些资助有时候会成为限制：“我们主要申请的是人权领域的资助，资方对项目也有相应的期待，比如放映的影片需要直接涉及中国的人权议题。这种现实限制也塑造了我们目前的选片口味取向。”

陈哲的态度则相当务实，用他的原话来说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在没法把票价定到和主流院线票价齐平的情况下，他们尝试探索更灵活的放映授权费用支付方案：和版权方基于实际票房来按比例分成，而不是一次性支付放映授权费。不过陈哲也强调，比起资金短缺的限制，主要成员的业余时间不足对“信风”的限制更加严重。策划并完成一次放映需要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而他和其他主要成员分别有自己的主业，目前又没有接触到更多愿意加入的新成员，因此无法维持全年规律的放映活动，只能在成员们相对空闲的季节举办活动。

唐明轩所在的组织和场地方有良好的互信基础，因此可以免费使用场地，而且合作过的版权方也不一定会主动收取版权费，所以他们可以免费开放座位给观众。不过他们也尝试和一些关系不错的酷儿或女权小组合作，在放映现场售卖自制周边，希望能以此来覆盖其他开支。

比起其他行动平台而言，独立放映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整个放映网络本身是强连结的。为了能够知道有什么电影能放，又如何能够联系到版权方，这些组织被推着主动去建立行业内的联系来获取更多信息。不仅在欧洲内部，欧亚之间乃至跨大西洋的网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不作为曾经在中国独立影像社群中活跃的人，其自身携带的人际网络在“不换届”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让他们能够联系到大量创作者，争取到放映机会。当有一个放映组织将某部电影的放映落地跑通了之后，这个成功案例便会沿着这个网络在不同的组织和小组中快速复制，最终让更多身处欧洲的观众能看到这部华语电影。

“不换届”的长远规划里，便是希望为这种非正式的连接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支持。他们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档案，收录所有可以放映的华语独立电影，为每部电影制作条目附带介绍，以及如何联系到版权方。基于这份档案，所有独立放映组织或小组都可以很快地知道有什么电影能放，又可以怎么拿到放映授权。他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甚至希望能为新的放映小组提供技术与部分资金支持，让这些小组能因地制宜推动低成本放映，最终实现华语独立放映的“遍地开花”。

“不换届”的这个尝试和陈哲的想法不谋而合。对于陈哲来说，他一开始放电影的动机纯粹只是“自己想看的电影没人放”。基于这个出发点，他看待“应该由谁来放电影”这件事时会更加简单：谁都可以放，也应该谁都一起来放。“现在其实在地社群很多嘛，希望有更多的不一定是独立放映的小组来放电影，大家相互分担风险。”分散的、去中心的放映网络更贴近他的个人口味。

尾声：IndieChina电影节的“余震”

也正因为独立放映强网络跨地域的连接，部分受访者早在IndieChina开始筹备的时候便见证朱日坤如何把影展搭起来，也目睹了这个影展逐渐走向崩塌的过程。蒋不、陈哲和林艾历都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尤其是蒋不，他和朱日坤有着更多私人往来。因此在朱日坤宣布IndieChina电影节取消后蒋不曾为他提供直接帮助，包括帮他联系媒体来采访。

不同的人所处的位置及过往经历也部分影响了他们会如何理解IndieChina的遭遇。林艾历刚听到消息时的感受是很惊讶，因为在她看来IndieChina的整个项目很庞大，筹备期很长，如果中国官方真的要干涉的话是可以更早介入的，而不是在影展即将开幕之前再行动。蒋不了解到更多详情，更觉此事荒诞。“以前纽约举行过很多不同的华语独立影展，都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压。这次在中国被骚扰的很多导演以及工作人员分布在多个省市，意味着这是一个跨省联合行动。他们这也太如临大敌了吧？”

这个事件的“余震”也逐渐蔓延到这些大西洋对岸的放映组织。“信风”曾一度考虑放映IndieChina选入的部分电影，原本打算在朱日坤完成影展后去联系对方，如今已不了了之。而有的独立电影导演婉拒了“不换届”的放映，并直称就是考虑到纽约事件的外溢风险。

而对于林艾历和沈静平来说，这起事件反而更激起她们想要放更多电影的动力。林艾历就认为，“79平米”的放映大体上是关注女性、酷儿等议题的，虽然和国家的管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并不是必然很敏感的，因此她认为只要做好风险管控，保持低调，不会受到类似的打压。对她来说，IndieChina的遭遇反而更加激励她去做放映。

在日常运作与不时的例外事件冲击当中，每次银幕亮起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虽各有困境，受访者们仍对未来抱有期待，在泥泞的日常中协商着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希望能继续为当地的观众带来更多华语电影。他们未曾道明但不约而同传达出的朴素愿望，不外乎如此：希望我们都能再次因华语电影而相遇于银幕亮起之前。■

注：文中出现的组织名称79平米、信风以及人名林艾历、韦文熙、唐明轩、沈静平、陈哲均为化名。为保护受访者安全与隐私，在不影响事实准确性的前提下，本文对部分细节（如时间、地点与个人背景）作了有限的模糊处理。

作者 / 林川

图片 / 作者&受访者

香港大埔宏福苑于2025年11月26日发生五级大火，全苑共8座大厦，其中7幢起火，造成至少168人死亡（包括1名消防员殉职）、79人受伤。火灾发生后，香港公民社会激起千层浪。

先是义工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埔，迅速集结成临时物资站，排成人链运送物资。民间建立供居民报平安的网页，协助在混乱信息中寻人与宠物。同一时间，关心移工的民间组织也站出来为边缘群体发声。除了前线支援，大批市民到宏福苑楼下公园哀悼，悼念的花海、留言纸条无数。

民间的自发力量当中，有不少是大陆背景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香港居住生活数年，有人特地从大陆跨过关口来悼念。这班大陆行动者为何来到大埔，他们参与了哪些在地行动？他们的经历和观察，给香港带来什么，又能给大陆公民社会带来哪些反思和行动可能？

一、无论是哪里人，先帮忙再说

宏福苑起火的消息传出时，James正在中环看音乐会。手机里的新闻一条接一条跳出来。最初只是火警，随后是「严重火灾」，再后来，社交媒体上开始有人问需不需要帮忙，有人已经动身前往现场。

晚上十时，James赶到了大埔墟。刚出地铁站，空气里有刺鼻的焦味。站外的柱子上，有人用纸皮写了几个字——「物资联络站」。旁边搭起一张长桌，桌后堆着纸皮箱和零散物资，桌前排起一条人龙。没有人组织，也没有明确分工，义工却已经聚拢起来，把这里变成一个临时的物资中转点。一箱箱物资从私家车、货车上卸下，经由这里，再被分派到不同的社区支援点。

James看见有人推着手推车，一趟一趟把矿泉水往宏福苑方向送，便自然走进了队伍。队伍里几乎都说粤语，有上了年纪的街坊，也有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大家低着头搬水、抬手递物，很少交谈，偶尔有人用普通话问一句「哪里需要帮忙」，对方便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回应。「反正有人喊一声，有东西来，你就先接住，接住之后搬过去。」James回忆当时的状态，「无论你是哪里人，本地也好，大陆也好，先帮忙再说。」

无声的秩序在大埔不同地方重复。后来，James来到另一物资点广福邨平台。火灾发生后，部分宏福苑居民逃到这里。站在平台上，能望见烧得焦黑的大楼，有居民关心救火情况，不舍得走，就在商场走廊打了地铺。

物资不断送到，食物、纸巾、毛毯堆在一起，来不及分类。混乱之中，几个人站了出来，自发排成一列，把外面的物资一手一手往里传——转身、递物、再转身。

「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19年，那种大家心连心的感觉。」他说。那时James还在大陆读书，只因为关注反修例现场，特地来过香港几次。来到香港生活之后，也一直关注这里的公民社会，也清楚这几年它经历哪些变化。「现在被打压得那么惨，（香港的公民社会）都还能站得出来。」他感慨。

柯俊豪是第二天早上来到宏福苑的。前一晚，他和朋友搭的士回家，在后座用普通话聊天。提醒司机不要兜路后，对方突然话锋一转，问他们知不知道香港发生了大火，又追问「知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柯俊豪看了新闻，回答是资方不愿承担安全责任、没有遵守规章。司机却提高声量，说「不是，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把香港搞乱，做事特别随便。」柯俊豪生气反驳，争执不断升级，司机的车速也越来越快。他们决定提前下车，临走前，司机还朝他们喊：「你们滚回大湾区吧。」

「唉，明明我们来香港，是想做一个好中国人，但是这些地域歧视，好像怎么都逃不掉。」柯俊豪说。

第二天，他决定去大埔亲眼看看。他加入了之前参与过义工服务的移工组织做现场协助，在物资站协调市民捐赠的资源，帮忙打包、分类。在那里，他看到不少从深圳、广州跑过来的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有人走到摊位前，用英文问需不需要帮忙。柯俊豪看了看，对方像是说普通话的，便问了一句。对方点头，说是从深圳过来的，看了新闻，觉得这里需要人手。「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边其实并不缺人，人太多了。」柯俊豪说，「他们是问了一圈下来，别的地方都不需要帮忙，才过来我们这边。」一边，不断有人跨境来帮忙；另一边，却有声音把责任全推到「大陆人」身上，让柯俊豪感到唏嘘。

二、 在不确定之中，试图为他人留下些什么

晓欣同样是一名义工，不过，她大部分时间都对着电脑和手机。

火灾发生后，她自发整理移工的死亡、受伤和失踪名单。在香港，这群人更常被称作「外佣」「姐姐」，但她更愿意用「移工」（migrant worker）来称呼她们。

民间很快自发建立起「宏福苑报平安」网页平台，供居民登记单位和平安状况，也有人提交失联者和宠物被困的信息，再由义工核证协助。但这个平台只有中文，许多移工急着了解情况，却找不到可靠的资讯入口。

晓欣开始开始一条一条对照平台信息，整理受影响移工的名字。信息零散而混乱，平台上移工名字也不全。社交媒体上，有自称移工雇主的人发帖，晓欣会点进账号翻查过往内容，进一步联系再决定是否采信；政府和民间援助渠道的信息多在中文网络流通，她便翻译后传回移工的通信群组。

「当时很多移工NGO和草根组织，都是很忙乱的状态，没有那么正式地招募义工。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大概知道哪里有需要，看见有用的资讯，就先转发、先翻译。」晓欣说。

前几个晚上，她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凌晨两三点，她仍在不断刷新火灾信息，担心漏掉任何更新，看到连Threads都不再推送新的相关内容。悲痛和焦虑交织在一起，身体始终处在紧绷状态。

晓欣想起几年前的新冠疫情，那时她也曾在线上对接需求信息，打电话确认哪个医院缺口罩、防护服，在不确定之中，试图为他人留下些什么。「当我感觉看了很多新闻，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很想去做志愿者。不管做什么都好，反正能出一份力是一份力。」晓欣说。

根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统计，这次大火一共造成161人死亡，当中10名为移工。整理名单时，晓欣几乎看过每一位移工死者的名字、照片和零散的生平信息。在「宏福苑报平安」页面上，晓欣看见有的名字最初被标记为失踪，后来转为确认死亡。

「被标记死亡的时候，她们的名字甚至都是不完整的。」晓欣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整理名单挺重要的。我希望尽可能地把这个死者的故事，起码是她的全名吧，一一记录下来。我希望她被悼念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大家能够感知到她是谁，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死亡数字。」

疫情期间，柯俊豪也做过线上志愿者。在宏福苑，是他第一次长时间在现场参与救援。「人们聚在一起，和在线上连结，是很不一样的。」柯俊豪感触很深，「在场的时候，你会更加切身体会到，我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努力，那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在线上是没有的。线上开会的时候，心里的恐惧多于连结。」

三、一路以来，第一次不用藏起眼泪

宏福苑大火触动了许多人。火灾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大批市民前往灾场附近的公园献花悼念。人群安静地汇聚、移动，手里捧着一束白花，排成蜿蜒的人龙，有时一排就是一两公里。有人走了两个小时，从天亮走到天黑，只为在终点放下一束花。

Marwan是在周日晚十一点，从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画面的。她打开地图，搜索距离最近的派出所办理港澳通行签注，并在当晚订了火车票，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来香港。「听起来有点突然。」她说，「但如果我可以去现场悼念，是我想做的事情。」

她也有顾虑。Threads上有人提醒，火灾头七之前是「被官方允许」的悼念期，之后会被清场。「我当时是周一去的，就觉得如果再往后，我会有点害怕，害怕悼念又成了一个不被允许的事情。」

来香港的高铁上，Marwan反复想着这场大火带来的破坏，想着那些死去的人、流离失所的人，为这场本可避免的人祸而愤怒；再远一些，是反修例之后，为香港社会经历断崖式收缩而难过、愧疚。复杂的情绪在车厢里一层层涌上来，Marwan忍不住流泪。她用外套罩住头，把自己埋起来。「我觉得自己太奇怪了。那个时候我身旁坐着一个大爷，车厢里很安静，其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哭。」

第二天早上，她来到大埔，下了地铁站，顺着人流走向宏福苑。在天桥上，她看见有人穿着军绿色衣服、戴着帽子，像是在维持人群秩序，身体下意识紧绷起来，「就像我在中国看到警察」。「自从一九年之后，我对香港的状况太没有体感了。我不知道线在哪里，这个现场到底被允许成了什么样。」Marwan说。

来到公园，花一束束堆叠成海，空气里弥漫着花香。有人静静地站着，有人眼眶通红。她先是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留言纸条、白花和一张张哭过的脸，像是在确认什么。直到看见烧焦的大楼，她的情绪才终于绷不住了。

「看见大楼的第一下感觉很深，我就靠在公园的柱子上哭了起来。觉得太伤心了，太愧疚了，太糟糕了。」Marwan说。那是她这一路以来，第一次不用把眼泪藏起来。

一个阿姨看见她，轻轻拉了拉她的手臂，把她的头放在自己肩膀上，抱住她。阿姨问Marwan说粤语还是普通话，问她从哪里来。「很伤心，所以想要过来看一看，对吧？」阿姨用蹩脚的普通话跟Marwan说。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个饭团和一瓶茶递给水，说「我的包太重了，你要帮我分担一点哦」。

不远处，有几位女生坐在草地边，牵着家里的金毛，表示如果现场的人需要安慰，可以上前摸摸它。Marwan也走过去，抱了一下那只狗。有人拿着抽纸，递给每一个眼睛红红的人。

「公共悼念的空间，我是去了一趟香港，才从身体上感受到它有多重要。」Marwan说。那是她第一次，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被允许哭出来。「那天觉得心里平静一点，不是说不伤心了，但你有一个可以难过的空间，你被允许站在那栋建筑前，你被允许在那里哭，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在大陆，她从未真正拥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别的同温层会不会有一个线下空间，可以抱团取暖什么的。我自己这几年生活状态、居住地都不太稳定，很缺少这样的同伴。」

她记得，三年前，同样是十一月底，乌鲁木齐市一个小区发生火灾，却因新冠封控措施阻碍了救援，居民无法逃生。大火发生后，她只能在朋友圈几乎「发疯」似地转发信息，想让大家关注，一天八九条，但回应寥寥；之后引发的白纸运动，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城市，一些年轻人为火灾死者上街悼念，反对疫情封控清零政策。「但那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你是提心吊胆的，后来有警察过来抓人。要在网络上发点什么也可能会有麻烦。我没有经历过，没有恐惧的哀悼。」

四、向前一步守护生命，而非退后

同一悼念现场，常念也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人。不过时间转到黑夜，她接近凌晨十二点才抵达大埔。夜里的悼念区，比白天安静许多。人群散去，灯光落在公园的凉亭和柱子上，映照着人们留下的便利贴留言，密密麻麻。凉亭里，义工额外加设的纸皮留言区，也已经被写满，几名义工正低头整理。

或许是夜深人静，义工稍微放松了一些。有人主动和常念搭话，问她要不要写点什么，随后聊起白天的情况。义工当中已经有人连续很多个小时没睡，有人边整理边情绪失控，哭着走开。后来才知道，是看见了逝者家属留下的字句。常念站在一旁，心里很难受。本来只是来悼念的，她却突然想为他们分担一些，于是也加入了义工。

「我们主要是清理纸条，让第二天来的人有更多位置贴留言。」常念回忆当晚在凉亭的工作，「我们用了整晚去清，很珍贵地，一张张撕下来，放进箱里收好。」每一张纸条都尽可能被义工好好保存下来，打算在悼念结束后重新整理，或烧给逝者。

有义工独自把人行隧道里「加油打气」便利贴一张张搜集起来，整理好，贴成一个小小的分区，让来哀悼的人也可以互相打气。就这样，常念和其他十几位义工，整宿没睡，一直做到早上九点。

那一夜，她几乎看遍了所有的留言纸条和情绪。有人为逝者祈祷的，有人写给死者家属，有人愤怒追究真相与责任。也有专门为消防员、救护员、写给移工的，不同语言交错在一起。现场还有一个宠物纪念区，人们为灾难中死去的小猫、小狗、鹦鹉折千纸鹤，希望他们不再受苦。在成堆的祈愿里，常念瞥见一只千纸鹤，双翼写着「香港人」「我爱你」。短短几字让她心头一震，她把纸鹤移到显眼的位置，让这份心意能被更多人看见。

看着这些悼念的话，常念想起内地的几次灾难记忆。疫情期间，人们悼念吹哨人李文亮的帖文和留言被不断删除；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人们悼念地铁淹水遇难者，地铁站外堆满的鲜花却被黄色围板遮挡了起来。

「真的很讽刺。」常念苦笑着说。「在内地，悼念要么被404，要么极度分散。你最后看到的画面，往往是远远的、很冷清的，看起来不像悼念的图片和文字，才能在网上留得久一点。大家只能在缝隙里完成纪念，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接去悼念呢？」

这种经验，也让她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感到悲观。「每一次出事，随之而来的总是舆论监管、封锁现场，最后只剩下一份蓝底白字通告。你完全看不见大家能做什么事。」

来到香港，她起初觉得这里比起内地，仍保留着不少行动与发声的空间。但真正走进现场，也清楚感受到香港人的紧张与谨慎。

在悼念现场，政府部门不允许路灯柱子上留有纸条，要求义工全部清空，也曾要求他们收起为宠物折的「千纸鹤帘」，两方不断交涉。现场之外的舆论和悼念空间，也在肉眼可见地不断缩减。数名活跃于网络问责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郑曦琳、香港大学学生Ellie Yuen，相继发帖表示不再就宏福苑火灾作进一步评论；发起「四大诉求」问责大埔火灾的大学生关靖丰（Miles）被国安处拘捕扣查；张贴问责诉求的浸大学生会被校方解散，数间高校不予批准学生申请校内场地举办悼念活动。

不过即使受限，义工们仍然试着守住一些东西。不让贴在灯柱，就把纸条移到别处；不让悬挂纸鹤帘，就将纸鹤放进原本架设的「纸鹤彩虹桥」，桥身因此变得更为密集，大家盼望着火灾中丧生的毛孩们通往不再痛苦的世界。

「我是在这里，真正理解了‘守护’这个词的意思。」常念看着宠物纪念区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又被迫迁移到第二个位置，也看见义工一次次与政府部门沟通，争取留下彩虹桥，并把整个过程记录、分享出来。「我感受到他们很想守护那份悼念的心，不会说警察不让你做，你就放弃。在内地，行动之前往往先想到风险和后果；但在香港，你会看到守护的成分更多，遇到困难就试着争取。」常念说。

五、我们自己就是连结本身

Marwan回到大陆后，感受到强烈的落差。几天前，大陆媒体还在密集讨论香港火灾与竹棚问题，「像是一种无法评论本地公共事件的代偿」。一周过去，网上声音平静许多，坐在餐厅吃饭时，周围的人谈笑如常，几乎没人再提起这场灾难。打开手机，她看见一位大学同学前几天到香港，在朋友圈晒中环酒吧的夜景，心里忽然觉得烦躁，索性把对方的联系方式删掉。

「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离任何东西都很远。我知道他们不是原因，他们是结果。这个政府让你变得漠不关心，离所有哭声都很远，所有的事都与你无关。你没有办法监督，甚至没有办法哀悼什么。」

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愈发感到离香港的公民社会很遥远，两地存在着一种难以弥合的断裂。

「香港的公民社会很强大，就像这次火灾之后，普通市民也好，行动者也好，民间互助的响应很迅速，媒体报导也很细致，给我非常强的冲击。但如果让我去思考中国的公民社会，我觉得在中国，没有公民社会。」Marwan说，「该抓的抓完了，该打的也打完了，我们只能在缝隙里看到偶尔发声的人。 我不能说中国有公民社会，只是有公民意识的人散落在这个大地上，但是他们被阻隔着，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整体。 」

回到大陆后，她翻墙转发香港媒体的报道，试图澄清竹棚并非火灾主因，「在像中国这样高度管控的地方，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发生什么就是一种行动。」Marwan说。帖子却很快被删除。

柯俊豪同样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感到悲观。最初来到香港，是希望学习公民社会的运作经验，看看这里的民间力量如何推动政策改变。在他看来，香港仍能做一些内地做不了的事情。但他也清楚，中港的社会土壤并不相同，这里的经验未必能够适用于内地。「至少可以保留火种。」他依旧心存希望，「大家都说现在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学到的东西，先留下来，可能以后用得上。」

不过身为内地背景，就算有心参与，也并不容易走进香港的本地社群。他来香港三年，他一直尝试接触在地的公共事务，参加过几次环保、劳工、性别的义工活动，却始终觉得难以融入。直到大埔火灾之后，他觉得与香港建立了更多连结。

在现场，他也看到一种跨越中港的合作可能性。他在物资站做义工那几天，遇到一些此前认识的本地组织成员。大家一起为火灾忙碌，也探讨起火灾的责任归属、政府官员是否可能被问责。「之前他们不可能跟我说这些话，都是比较私人的判断，不会在公共场合讲出来的。」柯俊豪说。在他看来，对方是看见他为大埔出力，才对他有更多信任。这次参与义工，对他而言不仅是付出，也带来一种被接纳的感觉。「你有帮手，有出一份力，就会觉得你更加属于这个社会。」柯俊豪说。

在与香港行动者的私下交流中，他意识到，许多人并不完全了解内地行动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他们大概知道香港的维稳政策会越来越像内地，但并不清楚，内地的行动者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一次聚会中，对方听说内地行动者的沟通手段如何被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行动，对方听完，只能感叹一句「开了眼界」。

「我们在面对同样的事情。所以也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广的联系。」柯俊豪认为，虽然中港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不同，行动者的政治立场甚至互相冲突，但在面对打压时，经验仍然可以互相参照，「我们自己就是连结本身。」

悼念公园存活了十二天。在官方要求下，现场12月8日早上完成清场，人们放下的花束被装进多个垃圾袋，由清洁工人清走。

清场前一天，亦昉来到现场。她从内地来港生活二十多年，目前在一间服务移工的机构工作。她记得，清场当天听到有人用普通话问路，现场也看到一些简体字的留言纸条，「感觉像内地的朋友特意过来」。

「我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为此深受感触了。」她说。从2014年占中，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亦昉一直参与其中，也见过不少同样拥有内地背景的人站出来支持香港。不过随着国安法颁布，中港关系越发割裂，内地背景的群体像在香港公民社会中隐身。「过去，如果看到还敢公开展示自己内地身份的人，还会有些感慨」。亦昉说。直到近几年，为移工群体工作的她才渐渐放下对身份认同的纠结和执着。在这里，没有人追问谁是香港人、谁是内地人，也没有人在乎你属于哪一边。

「19年的时候，当时内心非常绝望，觉得两边的敌意到达高峰。我很担心后国安时代，中港两地的人们更加对立、隔绝。但这几年我反而意识到，当年的判断是错误的。」亦昉说。她这几年陆续认识了一些内地年轻人，他们起初因读书来到香港，后来逐渐加入本地的公民社会；也在大埔火灾中，看见很多内地背景的朋友忙碌奔走。

「就算社会空间不断收紧，分化的手段层出不穷，仇恨不断被制造，但是沟通的可能性，一直都在那里。」亦昉说。■

（*因受访者安全考虑，柯俊豪、晓欣、Marwan、常念、亦昉均为化名）

2025年10月发布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里，“就业”出现了四次，包括“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稳就业”、“加强稳岗促就业工作，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

5月人民日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则引用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指出的，“我国经济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就业稳定具备坚实基础。随着各项宏观政策落地见效，就业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然而同样的一条消息，在官媒以外却有着不一样的讲述。小红书上，有人感慨“我姐妹跟我说她被裁了，最近身边失业的人好像变多了……”；有人只是分享失业率数据的新闻时，截取了央视报道时提及的一句话——“延续向新向好发展态势”，评论区似乎都理解了讽刺的内涵，“我失业近一年了，没法领失业金，是不是不在统计范围啊”。

一边是人民日报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判断“总体稳定”，一边是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失业者自述，中国失业现状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背后成了一个谜团。失业率统计有何问题？每年上千万的应届生就业难吗？2亿灵活就业人员，意味着什么？

这是关于中国失业问题，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些事实：

1.失业率之谜

谈及失业问题绕不开的是“失业率”，但想要被中国统计局纳入失业统计却并非易事。

2018年以前，中国长期实施的是失业登记制度，即根据2000年颁布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失业人员需要向所在地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当时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含义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期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也就是说，如果未曾主动向人社部门进行失业登记，便不能算作统计意义上的失业人员。

2018年之后，中国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但对于就业与失业的定义，前者门槛可谓极低，只要“在调查参考周内，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1小时及以上”，即为就业。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抖音上开启直播时间超过1小时，并且获得任何打赏收入，均被算作就业人口。

而失业人口则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在调查参考周内没有工作；（2）在调查时点前一段时间内找过工作；（3）如果有合适工作，能够立即开始工作。

国家统计局每月会在全国抽样调查约34万人（大概有25万户是在城镇抽取，约9万户是在乡村抽取），算出每月的城市调查失业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该调查“在90％的置信度下，相对误差控制在2％以内”。

2.铁人三项

社交媒体上，外卖、网约车和快递被称为“铁人三项”，又被称为中年失业人士的最后退路。

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以来，铁人三项中最具代表性的外卖员与网约车司机从业人数就迎来了大幅上涨。以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为例，其最新公布的骑手总量数据为2023年的745万人，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该数字是399万人，四年之间增加了346万人，年平均增速为16.4%。

网约车行业的数据来自出行巨头滴滴。根据滴滴的上市招股书，2020年3月-2021年3月，滴滴在中国市场的网约车司机数量为1300万， 到了2022年3月-2023年3月，这个数字变成了1900万。两年新增600万，年平均增速约为21%。

失业者流向铁人三项也有明确的证据。国家信息中心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称，美团骑手中，“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17.8%来自办公室职员”。而在滴滴平台上，“大约20.4%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该两项数据均未在后续两年的报告中继续披露。

另一项证据，是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官方公布的2023年骑手数据。这一年，美团的外卖骑手总量为745万的骑手中，其中高频（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接单骑手仅占到总人数的11%，约为82万人。但却有约48%有接单收入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这意味着，约350万外卖骑手仅将其作为一个过渡职业。

3.毕业即失业

新冠疫情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几度波动，每年上千万的应届毕业生都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压力。

中国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下称“青年失业率”）达到一年半以来的新高18.9%，7月与9月的数据则分别为17.8%、17.7%。2023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曾指出，当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24岁青年人口约为3300万人。以此数据作为推算，8月的青年失业人数约为623万人。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包含两个：一方面，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而规模持续增加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2025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分别为909万、1076万、1158万、1179万及1222万人，五年累计人数高达约5544万人。

另一方面，新增就业岗位却难以支撑新涌入就业市场的应届毕业生。按照即将结束的“十四五规划”目标，2021-2025这五年间计划新增就业人数为5500万。尽管官方数据指出，截至今年8月底，城镇新增就业已累计达到5921万人，超额完成目标——但新增就业人数并不等同于新增就业岗位，其中还包含了失业再就业、换工作、农民工。就业市场的供不应求是应届毕业生必须面对的现实。

4.灵活就业

2021年，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公开表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有2亿多人”时，该数据曾引发热议。

不少失业人士就在网上调侃，“我被灵活就业了”。事实是，灵活就业一词的出现本就与“失业”有关。最早定义灵活就业人员的文件是2002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下岗失业人员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通过发展劳务派遣、就业基地等组织形式，为他们灵活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该文件出现的背景，是90年代以来的国企下岗潮，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涌入就业市场。在当时民营经济尚未进入“五六七八九”（即贡献50%以上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的时代，这些失业人口大部分都无法进入私有企业获得稳定工作，只能成为日结工、临时工、个体户等灵活就业形态。

一份2003年论文研究指出，早在2002年末，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1.45亿人，约占就业人数总量的58%。

而到了2020年，一个被官方媒体广泛使用的说法已经出现：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在内的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自此至今近5年，2亿灵活就业人员的数据便一直未再有更新。

在官方报道中，灵活就业被视为“就业蓄水池”，“为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5.被遗忘的农民工

中国失业统计有一群被遗忘的人，即数量约3亿的农民工。202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包含本地农民工12102万人，外出农民工17871万人。

如果梳理2020年-2024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细节：疫情之初的202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比2019年减少51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减少了466万人；2021-2024年农民工总量分别年增加691万人、311万人、191万人、220万人，奇怪的是，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并未如2020年一样出现下降。

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20年的41.4岁上升到2024年的43.2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也从2020年的26.4%上升到2024年的31.6%。按照该数据，2024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约9500万人。

之所以说“遗忘”，是因为农民工监测报告并未包含失业数据，而按照前述提到的失业率统计标准，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果“失业”回到农村，是很难被统计为失业者的。事实上，过去几年大量建筑行业农民工实际面临失业的困境，在近3亿农民工所在的六大行业中，建筑行业农民工的比例从18.2%，下降到2024年的14.3%，相当于有超过1100万农民工从建筑行业流失。

6.裁员潮

过去几年，互联网上声量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是“裁员”——通常指向互联网大厂。

它在互联网大厂内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优化”。阿里巴巴2024年年报显示，其2024年自然年裁员24940人，员工总数从2022年初的25.9万人缩减至2024年底的19.4万人。2022年京东曝出裁员消息时，有员工曾向媒体透露，其在办理离职时排号到了一千多号。除此之外，腾讯、快手、字节跳动等一批中国互联网企业几乎每年都会因裁员计划曝光而登上热搜。

2024年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描述了这样一个典型画像：人到中年，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程序员高志磊遭遇裁员，房贷断供、父亲住院、女儿上学种种压力随之而来，他几次尝试面试都遭遇年龄歧视——35岁被认为是互联网行业的一道生死线——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

7.倒闭潮

很多人可能一觉醒来，整个公司都没了。无破数据发布的《2024年度全国破产行业大数据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涉及破产申请、破产上诉等类型的案件超过10万件，涉及55268家企业，涉及资产高达约1.18万亿元。而2020年到2024年，破产案件数量从2020年的43036件，骤增到2024年103551件。

在众多破产案件中，房地产行业则是其中的重点。2020年11月，曾经是中国房企龙头的恒大出现首次商票逾期，到2021年9月，恒大旗下的投资平台恒大财富出现无法兑付的危机，业内统称“暴雷”。根据恒大后来公布的年报，截至2022年末，恒大集团总负债高达2.4万亿人民币，曾经跻身中国首富的许家印亦遭到逮捕，至今未有音讯。

恒大之后，融创、碧桂园等一大批龙头房企出现债务逾期，更多中小房企则是走向破产。根据凤凰网引用的人民法院公告网数据，2019年-2024年9月，中国共有1896家房企申请破产。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较长，影响亦波及到了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

以建筑行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从业人数达5366.9万人；2023年底，这一数字为5115.9万人，比2018年末下降11.9%，同比2020年底减少了25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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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多栋高层住宅在维修时发生大火，截至11月28日早上5时，火灾已造成94人死亡，包括一名消防员殉职，另外至少78人受伤。这场火灾已成为香港至少63年来伤亡最严重的火灾。

火灾在下午2点51分左右发生之后便迅速蔓延，消防队到达现场后便宣布将火警升为三级，并在傍晚6时22分正式宣布升为五级火警。按照香港火警分级制度，五级大火意味着火势完全失去控制而且迅速蔓延，伤亡人数增加，通常最少出动35辆消防车、150名消防员及26至50条消防喉。

火灾发生之后，迅速引发全港关注。不少香港市民自发前往参与协助，并成立了“大埔物资救援组”等社群，灾场附近的广福邨平台因此成为物资收集区域。在社群实时更新的现场信息中，能看到当前灾场需求如“需要义工 负责清点物资”、“广福商场平台 缺人“等内容。大埔当地不少商铺亦暂停营业，为受灾居民免费提供食物或住所。大埔之外，亦有市民、物流公司协助运送捐赠物资至各收容场所。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宏福苑有约4600名居民，其中近四成的人年龄在65岁及以上。有媒体报道中，就有长者在采访中表示，其妻子尚被困屋苑之中。截至27日中午，已有279人登记失联。网络上，亦有志愿者开设”报平安“网页，登记失联信息，网页表格会显示不同楼宇的单位信息，红色为失联，绿色为确认安全，27日上午，该表格收集到了104个红色寻人信息。

竹棚是“真凶”？

关于这场大火的起因，官方尚未有明确调查结果，但香港警方于次日凌晨对涉事建筑工程公司的2名董事及1名工程顾问进行了拘捕。警方指，工程公司负责人“严重疏忽”，涉嫌误杀。警方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建筑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及塑胶布疑未符合防火标准。且起火建筑的电梯大堂窗外有易燃发泡胶，不排除是造成火势蔓延的原因。

有媒体分析则认为，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可能还包括高层建筑的”烟囱效应”与近期香港天气导致的湿度降低、风势加大等情况。

灾场之外，关于这场大火何以如此严重的讨论，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争议——建筑外墙搭建的竹棚是否才是火势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一论点在中国互联网上收获了大量认同，微博用户“兔头学姐张铁根”在一条获得300+转发、4000+点赞的帖子中如此写道：

“哎，是时候给香港去资本化了，被资本裹挟的社会罔顾人命。这事最大的原因就是棚业商会和竹业委员会，大陆基建建设脚手架和阻燃网那都是安全硬指标，根本不可能让你用竹子当脚手架用......但香港打着为工人权益的名字和非遗文化的噱头，强行保留竹棚施工，垄断了从竹子供应和技术认证等一整条产业链，拒绝技术升级维护资本利益”。

“竹棚”指的是建筑外墙由竹子搭建而成的脚手架，目的是方便工人施工。这项技术由来已久，早年间在中国大陆亦广为使用，近年来则逐步为金属棚架所替代。今年3月，香港发展局亦发布通知，要求政府工务工程新建楼宇项目中，半数工程合约应采用金属棚架。

但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发展局明确表示不包含楼宇外墙维修工程，且在公开回复中表示，“在符合法例和相关工作守则的前提下，使用竹棚架和金属棚架均属安全选项，两者各有优点，竹棚架较为灵活、经济，亦较易适应工地环境；金属棚架则较坚固耐用和耐燃”。声明还提到，并无完全淘汰竹棚架的打算，“尤其是在工地环境狭窄等特殊情况下。”

目前，竹棚的搭建工艺在香港和澳门两地均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屋宇署和劳工处亦分别针对竹棚发布了《竹棚架设计及搭建指引》及《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有数据则指出，目前香港约有80%的项目采用竹棚，约20%采用金属棚架，共有超过4000名竹棚工人。

今年发展局通知发布之后，港九搭棚同敬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就在电台节目中指出，该通知事先并未咨询业界，且质疑发展局推动业界使用金属棚架是为了给引进外地劳工铺路。此次大火发生之后，《澎湃新闻》亦引用香港建筑师采访指出，火灾迅速蔓延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竹棚本身经过防火处理，并非导致火灾的根本原因。需要调查的是，在施工区域内是否存在非法用火等明火源，以及现场使用的材料（如塑料、发泡胶、防尘网等）是否符合防火标准，且建筑外墙的防火材料是否达标”。

大埔火灾次日，香港发展局联同屋宇署与建造业界会面时，发展局局长甯汉豪也表示，今次惨剧怀疑是业内有违规行为而造成，而并非纯粹因为使用竹棚架。但因为竹棚的耐燃性不及金属棚架，因此“为令社会安心及为建造业安全施工提供更好的保障”，会推动制定“非一刀切”的行动纲领，让例如“新建楼宇及位处街道比较宽阔的现楼维修”这样符合情景的工程项目转用金属棚架。

综合以上种种，有两个答案非常明确：此次大埔大火迅速蔓延的原因，与工程本身相关的更可能是电梯大堂窗户外的发泡胶、疑似没有阻燃效果的棚架防护网，而非竹棚；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度超过150米摩天大楼的城市，竹棚的传统得以保留的原因更多出自于现实的考量。

灾难面前，别急着赢

但竹棚之所以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众矢之的，在另一条贴文上似乎可以找到答案：“真的挺可笑的，为了有工人有饭吃，不失业，就保留着这么原始的竹棚作业，内地十年前就取消了这种容易起火的竹棚，全部使用钢管”。且不展开论这句话里的诸多事实错误——比如竹棚保留是否只是因为确保工人不失业、以及中国住建部2021年才将“竹（木）脚手架”列入禁止工艺目录；更应警惕的是这句话像是为了证明“我们又赢了”：中国比香港更进步，中国的制度比香港的制度更优越，中国人比香港人更在乎人命。

套用这句话的逻辑，倒是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所以中国可以为了”保护青少年”实行“双减”政策，一夜之间击毁一个行业，而无需考虑教培行业的人是否有饭吃；所以中国可以实行“清零政策”，因为“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最好践行”。

但如果回到这次事件，简体中文的网络舆论却又显得急不可耐，而缺乏了几分作为人或是同胞的理性与共情。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自媒体账号“食贫道”会在大火发生之后“草率”地发文“这个大火我们打算拍下来再说”，有人则声称深圳消防已经支援香港，而在被辟谣之后，甚至要骂香港人为什么不请求支援。1

这场大火是一场天灾或是人祸，但不是任何人展现制度优越性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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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这场大选有可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乃至生死”

10月29日，荷兰举行了新一届的众议院选举。因为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政党（联盟）将有机会推行自己的政策、决定包括下一任荷兰首相在内的新一届荷兰政府内阁成员，所以，荷兰众议院选举也被简称为荷兰大选。

今年6月，因为原先在荷兰议会占有最多数席位的极右翼党派自由党（PVV）退出了执政联盟，导致政府垮台，才使得荷兰在上一次大选后不到2年，再次面临权利真空。而自由党（PVV）退出上届政府的核心矛盾是，他们试图改变庇护规则、限制难民进入荷兰，而这一激进政策无法得到执政联盟中其他党派的认同。在这样的环境中，移民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大选前，入籍荷兰年限由原本的5年延长至10年的草案进入公众咨询阶段——这则新闻也在移居荷兰的华人当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亮亮作为刚刚来到荷兰不久的“新移民”，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非常关注这次荷兰大选。如果极右翼豪赌成功，仍然能在议会中保持领导地位，甚至强势回归超越上一次的席位数量。那么在不远的未来，大概率自由党（PVV）将和其他右翼政党一起斩断亮亮在荷兰寻求长期居住并最终取得公民权的希望。亮亮是不是选错了移民的目的地，迁徙的小舟是否驶入了死胡同？这一切都只能由有投票权的荷兰公民们来决定。

相比于大家可能有所了解的美国或台湾的大选，荷兰大选不存在“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择”可选择的无奈。甚至恰恰相反，荷兰的议会党派构成要比邻国德国或者其他多党派国家更多元和分散。1与此相对应，荷兰社会总体对本国政治的参与度也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近几次大选都能录得75%以上的投票率——这在非强制参与投票的国家当中排名前列。

作为荷兰社会的一部分，华人移民群体也积极参与到大选投票当中，新移民们不仅把政治参与视为公民义务，甚至会把有机会投票作为当初自己转换国籍的主要动力。所有我们采访到的所有青年华人们不仅自己都参与了投票，甚至会呼朋唤友——投谁不重要，有观点分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来投票。“此前没有机会，现在加入了荷兰国籍，有机会投肯定要投的。有朋友到票站之前都还没想好投谁，但是哪怕去投票站投个空白票，也是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方式。”受访者乌鸦鸦这样告诉莽莽的记者。

为了更好地了解华人青年们是如何参与荷兰大选的，我们采访了亮亮、蚂蚁、乌鸦鸦、小A、大V、面条、竹子这7位受访者，就投票之前关注的议题、利益考量、投票策略以及华人社群在荷兰政治参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翻过墙的移民会撤下了梯子吗？

竹子跟亮亮一样，是还没能获得投票权的“新移民”，Ta也非常关注荷兰的大选。在大选前一天和当天，Ta都积极呼吁身边的人出门投票，“因为那些极右翼肯定都会去投票的，如果持左翼立场的人只是因为对现实失望就不投票，那么声音就根本不会被听到。”Ta在社交媒体上写到：“种族主义者会去投票、恐同的人会去投票、强奸犯会去投票……如果想要让声音被听到，我的朋友们，请你们也去投票。”曾经体验过美国拜票文化的Ta期待未来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打扰别人几分钟，说出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是能投票的人为不能投票的人投票”、决定别人的命运；想要让移民们的声音被听到，只有通过自己积极地发声才行。

从本次大选的结果看，Democrats 66（民主66，简称：D66）贏得了将近17%的选票，以最多的支持率成为本次选举的“赢家”。而他们以中左翼的进步立场示人，移民政策也相对包容，尤其是在“荷兰入籍时间五年改十年”的提议上持反对立场，有报道指出，党首Jetten表示：十年入籍的政策将使融入变得更难。10月29日选举当天，看到初步结果是D66领先并将成为议会最大党，竹子、亮亮们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看起来我们安全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分散的投票结果让“胜选”这个简单的概念在荷兰变得复杂起来。17%的得票率根本谈不上“多数”，同时，得票率第二的政党是较上次选举得票有所下滑，但仅以微弱劣势与D66 同样取得26个议会席位（总共150席）的自由党（PVV）。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阁成为关键问题，也让未来的荷兰政坛保有变数。

取得14.2%得票率支持、位列第三的人民自由民主党（VVD）在政治光谱上属于中右翼阵营，力主延长入籍年限。如此看来，“获胜”的左翼“领先优势”并不明显，甚至理论上存在所有右翼力量联合而排斥D66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那么D66到底“获胜”了吗？2

首次投票的蚂蚁对这个结果就有自己的反思：“我之前一直是坚定地投给左翼小党，这更符合我的政治理念。但是，如果提前预知这个结果，我可能会投给D66吧！扩大左翼领先优势，所以未来我也会思考如何更有策略的投票。”

作为移民群体的一员，个体政治立场的选择有可能天然偏向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但是拥有投票权意味着个体不会再受到移民政策变动的影响。例如入籍年限的修改不会对已经有投票权的移民本人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就可能影响立场选择。况且移民问题并不是大选中唯一的议题，乌鸦鸦就觉得在大选前的线上政党立场测试中，移民甚至难民有关的议题和其他容易“引战”的、基于意识形态的话题占据了多数，例如没有直接讨论住房不足这样日益严峻的民生问题，而是把问题引向“是否应该在2030年前达成氮排放限制、未来租房租金的涨幅是否会超过通货膨胀率”这样的价值判断。“如果有很多人不清楚自己应该投谁、哪个政党最符合自己的价值，根据线上测试的结果投票的话，投给左翼的票就会变多，但是这不一定符合你的利益。”

无独有偶，另一位受访者小A的感受与此接近，但Ta仍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投给了左翼，但是也许从利益角度来说，这不一定最符合我的利益。我父母在了解了各党派的政策之后，最终选择了在移民政策上支持延长入籍年限的政党，实际上是基于其他政策倾向和现实考虑。但是我至少现在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2. 选政党，还是选具体的人？

今年荷兰的选票以“尺寸大”、“选项多”的特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共27个政党，超过1100多位候选人印刷在一张选票上，选民需要在这当中选择一位候选人进行投票，真可谓千里挑一。但是，想要从中找出最符合自己的选择并不容易。

虽然荷兰跟台湾一样，大选结果是根据最终的政党得票率对应在议会中分得的席位数量，再以政党提名顺序从前往后，来决定最终的当选议员，仿佛人人都是“不分区立委”。但是投票时，公民的投票却是直接针对来自地方的候选人，也就是说，投票时你可以选择排在这个政党第40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某人，这票会被计算到该党的支持率，但是你选择的候选人可能与议会无缘。在这种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大家会跳出政党总体的竞选纲领，关注来自各个地方的“具体的人”呢？

我们的受访者、在荷兰有多年政治参与经验的大V告诉我们，在荷兰大约有80%的选票是直接选择各党党首的——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投票制度下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会在他们关注的党派下寻找自己的代表，像蚂蚁选择的是左翼小党，在具体投票时，她会寻找这个政党的候选人当中看起来不是传统荷兰名字、同时像女性名字的候选人来支持。

有所呼应的是荷兰本地正兴起“为女性投票”（Stem op een Vrouw / Vote for a Woman）这样的号召。在荷兰的选举制度中，对候选人的直接选择被称为“优先票”，得票率超过一定比例 的候选人将成为本党最先入围议会的代表，相对顺位较低的本党代表将因此失去议员资格——这就是优先投票制度（voorkeurstemmen）。翻看过去三次大选的结果，一共有8位议员通过优先投票取代了各自党派排名靠后的候选人，这8位凭借优先投票制度当选的议员中只有一位男性。

在投票时除了关注政党本身，更关注地区候选人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出于对本地政策的关心。像大V和面条分别居住在荷兰一南一北的省份，并非大家平时熟悉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四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更期待来自本地的议员可以在议会中发挥作用，为本地争取利益。但是投票时是否关注本地候选人，显然还取决于投票人在本地居住的时间和未来的稳定性。比如刚刚搬到目前生活的城市不久、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小A虽然也选择支持本地的女性候选人，但Ta花了更多时间来了解政党政策，而不是候选人本身。而乌鸦鸦则是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在本地已经稳定居住的Ta直言在未来的市议会选举时，将会较大选选择不同的立场，支持将本地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政党。

3. 缺少公共空间的华人社群资讯壁垒

听起来，荷兰大选的规则如此复杂，想要负责任地投票并不容易——如何获取信息成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虽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对荷兰语的依赖程度不高，但是一旦来到了大选这样本国色彩鲜明的政治活动，荷兰语就成了华人社群深入参与的一大障碍。特别是新移民当中，有相当部分的华人青年仍然依靠英语世界的二手信息来了解选举动态。那么大家是否会组织聚会、讨论甚至通过社群活动，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荷兰政治的现状并做出选择呢？

事实是通常需要在荷兰连续居住满五年且有工作才能归化成为荷兰人，进而拥有投票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处在各不相同的状态里：蚂蚁最近处于工作转换的阶段，社交和了解选举信息的时间都很有限，甚至选举当天都只能在下班后的晚上7点匆忙赶到投票站；小A因为换了城市与过往学生时代的伙伴鲜少见面；面条则长期在“偏远”省份居住，身边不少朋友即使留在荷兰也纷纷搬离、去往大都市……朋友们的立场表态和政治参与往往只能通过社交媒体来了解。

针对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动员大家投票的竹子觉得，华人群体对于转换国籍还是有一种“似乎背弃了出生国的耻感”，一般不愿意提及，除非是知根知底的伙伴，否则大家对于哪怕已经长期在荷兰生活的“新移民”也还是会默认对方没有投票权。

除了“耻感”，也因为每一个归化的新移民都经历了各自的坎坷，“大家都知道这当中的难处，所以才不会简单的根据来荷兰的年限来推断对方有投票权。”乌鸦鸦是这样解释的。其实在采访中，有不止一位在荷兰居住超过10年的受访者，仍然在今年是首次参与投票。然而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荷兰已经进行了三次大选。看来从居住在荷兰到最终入籍参与投票的这一漫长过程里，新移民的个体节奏差异、以及可能的居留身份的意外或无奈中断，或是难以形成政治参与的共同体的原因之一。

其实在疫情期间，孤独感和相互看见的需求曾经催生出华人群体组织的、关于荷兰大选的中文科普活动。参与过几年前线上科普活动的大V，对于现在反而没能有这样的活动感到惋惜，当大家回归线下，这样的机会反而缺失了。

不过在荷兰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群体性的华人声音，参与了2023年和2025年两次大选、2022年成立的政党 NL Plan 党主席陈国强 Kok Chan 就是华裔。临近大选，荷兰几大城市的唐人街都整齐划一地贴上他的海报表达支持；面条远在中国的父亲从微信上比他先读到了这个政党的消息——这些迹象都显示出NL Plan与华人群体的紧密联系。

但是他和他的政党能代表华人群体吗？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直接表示：不能。“大概能代表中餐厅的价值观吧！”小A说，“但肯定不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然而，另一方面很多受访者也告诉我们，NL Plan在Tik Tok上采取类似meme的宣传手段，在荷兰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一阵模仿和恶搞的风潮，但这样的流行似乎并不为华人群体所乐见。面条就认为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一个华人的党，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大家都可以从单纯的出生国、华人这个地理或族裔身份中解脱出来。

4. 未来：华人参与是融入的一部分

虽然大选之夜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但是正如前文所展示的各种可能性，各方组阁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荷兰最近两次大选之后分别历时创纪录的299天和223天才完成组阁，可见在投票之后，组建联盟仍需漫长的辩论、博弈、谈判和妥协，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我们的受访者们也表示从选举的结果出发，当新一届联合政府出炉时，他们推出的政策和效果才是真正检验这次选择对错的时刻。有了前一次极右翼政府领衔的短命内阁的经验，大多数人即使对荷兰政治的未来不抱明确希望，仍然会感叹一句：应该不会比前一届更差了吧！

不过，当我们用放大镜看到微观政策，反映到每个人的选择和立场，就会看到大家对未来的不同期待。比如在对华关系和近期急剧升温的台海问题上，D66排名第二的候选人是“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荷兰主席，面条就猜测：也许D66执政后，会给台湾带去一些支持。针对不同的声音，Ta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哪怕是相反的声音：“朋友圈里可能还有一个PVV的支持者吧，但是我也能理解Ta。”

不少人在荷兰长期居住后立场开始转变，把最初单纯体验式的政治参与热情转移到对民生和切身利益的考量上。人民自由民主党VVD这次虽然与D66持有完全不同的政策立场，但他们仍然取得了不少支持。除了收紧移民政策、主张延长入籍年限，VVD坚持延续目前的购房贷款利息抵扣个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为该党赢得了不少新移民中产家庭或刚刚购房的新移民的选票。作为应对荷兰住房危机的措施，D66提出通过取消个税抵扣，把钱用到荷兰十大新城市建设计划当中去。但是，这可行吗？有些人持怀疑态度。“左翼提出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是需要钱去执行。年轻的时候，离开中国选择另一个地方生活并且积极参与政治的人，谁不是左翼呢？但是在这里时间久了就知道单凭理想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乌鸦鸦这么说。

立场分歧也许并不影响青年华人们在荷兰的政治参与，就像不同立场的人可以一起去投票一样，政治参与本身就是融入的过程。竹子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走出去，面对面向更多人传递自己的理念；面条今年对自己的荷兰语没有足够的信心，也许这会是Ta未来精进荷兰语的动力：在下一次大选时，可以成为Ta支持的政党的志愿者，为他们走上街头助选；而大V则期待自己从下一场地方选举开始尝试进入政坛，已经参与了三次监票工作的Ta，有望在未来成为被唱票念出的那个名字。即使有着深刻的政党联系，Ta仍然认为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信念和价值，“华人在荷兰并不需要单一的声音。”华人社群所需要的是多样性，“只有在所有政治光谱中都拥有华人的身影，华人在荷兰的政治中才拥有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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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的台北盆地，天空是黑色雨云，市政府广场前则是飘扬的彩虹旗与五颜六色的人们。这天是第23届台湾同志游行，也是2019年台湾同婚通过后，最具“倡议性质”的一次。

“霸权的特征就是他总是急于和你争论什么是本质”、“多元社会价值 不遗落每个人”、“诸法无我 性别亦然 众生平等 挺跨必然”、“ABCDEFG LGB要有T”诸如此类标语，搭配粉蓝白相间的跨性别旗帜，像温柔的锋芒，不时闪现在游行队伍。

游行开始前，更有人在舞台上的主办单位发言时大喊：“支持跨性别，反跨真丢脸。”再对照今年游行的宣传语“超·连结——跨越标签，理解差异”，不免显得讽刺。

台湾LGBTQ社群猝然回到同婚通过前的倡议氛围，起因是本月稍早，主办单位“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的行政公关在个人社媒平台（Threads）声称“反对免术换证、反对心理性别认同”，被认为是发表反跨言论。

游行前夕，台湾LGBTQ社群已在网络上激烈论战：该公关的言论是否构成反跨？个人立场与组织能否切割？免术换证是否可行？这些争论背后，是更深的不安——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后掀起的反跨浪潮，是否正跨越太平洋？尤其当排跨组织“LGB联盟”已在台湾设立分会。

然而，梳理本次同运组织成员发表反跨言论的时间线，会发现它既关乎国际排跨思潮的横向移植，也源于组织成员对台湾同志运动历史的纵向断裂。

10月5日，该公关在个人社媒平台发表如下言论：“只是想说一下，我反对恋童癖，我反对免术换证，我反对代理孕母，我反对心理性别认同，我相信有人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随后，她在后续贴文补充：“有种看着前人留下的垃圾持续发臭的感觉呢⋯⋯团队成员更新了60％以上，2008年的团队在哪，我不知道，反正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组成跟运作方式⋯⋯做为团队中少数的女性，我有努力在我能掌握的地方发出我们的声音，不论是在演出还是倡议。结果因为前人的关系而被说努力的成果不值得一看⋯⋯”

这番话乍看突兀——将恋童癖、免术换证、代理孕母、心理性别认同等议题并列——其实并非随机。它像是一份“投名状”，向特定立场的人群表态，也让同婚通过后，台湾LGBTQ社群内部隐没已久的裂痕浮上台面。

首先，是免术换证争议。自2021年以来，台湾社会对跨性别者是否需要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才能更改身份证性别，持续论辩。

2021年9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做出全台首例跨性别免术换证判决——一名生理性别为男性，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小E，在未进行变性手术的情形下得以登记变更性别。该判决只适用单一个案，而非全体跨性别族群，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随后推行免术换证修法，并着手《性别登记与变更法》草案。

再者，是代理孕母与人工生殖法的争议。 2024年台湾政府欲修改人工生殖法，将单身者及同性伴侣纳入适用范围，却因代理孕母议题争议过大而搁置。此外，同婚通过后，社交媒体上陆续出现男同志分享跨国代理孕母经验的贴文，引发部分生理女性质疑：这些措施是否物化女性身体，甚至威胁女性权益？

这股质疑背后，是国际排跨阵营的核心论述，所谓的“排跨基进女性主义”（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TERF）。他们认为，跨性别女性“本质”上仍是生理男性，因此不应进入女厕、女更衣室等女性专属空间；宣称免术换证会让“带有男性生殖器的人”进入女性空间，威胁女性安全。

这种说法，一来预设了所有跨性别者都是潜在犯罪者，二来忽略了统计上多数犯罪案例都是顺性别异性恋，是在父权体制之下让女性与跨性别者弱弱相残。实务上，过度强调性器的有无，反而会忽略真正的犯罪者。吊诡的是，在台湾如厕并不需要检查身份证，如此一来免术换证又与如厕安全何干？

这背后的核心思考是：国家有权强迫人进行手术，才赋予其公民权吗？台湾大法官谢铭洋便直指：“性别自主决定乃维护人性尊严与尊重人格自由发展之基础⋯⋯，此立法不作为已造成人民基本权明显受到侵害，且侵害已达迫切之程度，有违国家保护义务。”

但这套恐惧论述近年在英美社会屡屡成为攻击跨性别的箭矢。《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便是TERF代表人物，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跨观点。 2019年在英国成立的“LGB联盟”1，更将这套论述组织化、运动化，主张LGB（女同、男同、双性恋）与T（跨性别）诉求不同，应该分开。

如今，这些论述正跨越太平洋。该公关的贴文，无论有意无意，都呼应了这股国际排跨思潮，成为其在台湾的本土化表达，即所谓的横向移植。最好的例证，便是该排跨争议延烧之后，台湾LGB联盟便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将参加此次同志游行。

早在去年，LGB联盟便以个人形式参与，高举LGB旗帜。这个策略性的选择——绕过团体报名机制，却以团体名义行动，让他们得以在游行中可见，同时避免主办单位的“审查”。这种“既在又不在”的状态，正是该联盟的惯用策略：以性别平权的语言包装，实则推动排跨议程，在多元的队伍中制造分裂的可能。

正因强调多元表达，去年与今年同志游行主办方都不曾（也无法）拒绝LGB联盟。一个游行，主办单位个别成员与主办方，乃至台上台下都各有意见，或许也凸显台湾性别运动的能动。

连续两年担任同志游行主持人的智伟，都特别点名LGB联盟的反跨性质，并补充说明“LGBT将一直在一起”。学者江河清在今年的争议后指出，“不断强调‘真正的女人’必须拥有特定的身体特征、气质或举止，其实是一种父权文化下的‘性别盘查’（gender policing），不仅压迫跨性别女性，也限制顺性别女性的多元样貌。”但苦劳网记者王颢中在2024年便认为，“‘台湾LGB联盟’其实是‘LGBT联盟’背后的基础——身份政治——推展到极致的后果，因此恰恰反映了同志运动论述的内在问题。”面对这样的众声喧哗，台湾乃至全球LGBTQ的运动论述能否进一步整合或迭代，仍需观察。

至于纵向断裂，则体现在另一个层面：该贴文对台湾同志运动历史的误读或遗忘。

该公关之所以在贴文中提及恋童癖、“前人留下的垃圾”，并点名2008年的主办团队，在于一项16年前的同运倡议“六色宣言”。六色宣言，是由台湾同志游行联盟（今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与台湾各方团体于2008年合力编撰，其中红、橙、黄、绿、蓝、紫六色分别代表性权、力量、希望、自然、自由、艺术六大诉求，试图连结台湾当时社会脉络。尤其在性权议题上，直球对决台湾的法律与国家制度之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

过往，台湾执法单位常以“三大恶法”——《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儿童及青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第40条与《刑法》第235条，针对性少数群体。如《儿少性剥削条例》第40条沦为警方进行“网络钓鱼”、取缔成人性交易的滥权工具，因此才有修法呼声。然而，这样的呼吁在2018年台湾同婚公投之际，被反对同婚的一方污名化为“同志都是恋童癖”，试图制造恐惧进行动员。

尽管同婚于隔年成功法制化，这些裂隙与被污名的性权议题却从未被真正处理。它们被掩盖在“台湾同志运动大功告成”的庆祝声中，并于其后数年持续闷烧，直到2025年再次浮上台面。

排跨争议延烧多日后，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于10月10日发表道歉声明，指出该公关对跨性别者及运动前辈等诋毁之意，与协会立场有违，并将其调离现职。

争议看似就要平息，但六天后协会再度发表《关于六色宣言之声明》，虽肯认宣言历史意义，却也表示：“在经过多年之社会发展及变迁后，台湾之性别或同志运动或已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故我们将于今年游行结束后邀请各个友团共同商讨，以重新诠释符合当前社会背景之六色彩虹意义。”这一纸声明被批评者视为时间战术，先让争议冷却，将议题留待游行后处理。

但性权团体并不买帐。最终，部分团体如手天使，宣布退出今年同志游行的协办；台湾酷儿权益推动联盟于19日发表声明：“我们反对任何修改、淡化或删除六色宣言中红色＝性爱/废恶法之精神。”

性权团体的坚持、该公关的“垃圾论”、台彩协会的“待议声明”，三者对照之下，正是纵向断裂的具体展现。

当该公关说出“团队成员更新60%以上”时，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切断与同志运动历史的连结。她套用过往反同人士攻击性别运动的话语框架，将六色彩虹宣言视为“垃圾”，无异于是在试图区分“好同运”与“坏同运”，而她正是最新的好同运分子。

时间回到同游前一天。24日晚间，约三千人聚集在二二八公园参与第七届跨性别游行。同样的盆地雨云在黑夜里并不明显，摇曳光影打在跨性别旗帜上，碎成游动或蓝或粉的小鱼。

相较于隔日同志游行动辄十万人的盛况，跨性别游行显得小而局促。但参与者的决心不减。队伍中有来自香港的参与者高举“证件改个字母 身体点解挨刀”，有明确针对此次争议的标语“LGBTQ缺一不可 六色宣言从不过时”，也少不了幽默的“平等比iPhone17更珍贵”，既是对排跨势力的回应，也是对同志游行主办单位的提醒。

跨性别游行主办单位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下称热线），将今年主题定为“跨越成见，照亮多元”。在排跨争议延烧之际，这主题有了更具体的指涉。

早在14日，热线便针对台彩成员的排跨言论发表声明。先是回顾同游发展，指出：“2003年第一届台湾同志游行由热线主办、隔年由众多团体组成的台湾同志游行联盟接续，就都是以 LGBT+ 为主体。首届同志游行的筹备干部与团体，便已呈现同志社群的多元性，其中包括跨性别个人与团体的高度投入。这23年来，台湾同志游行‘LGBT+站在一起’的精神，从未消失、未来也不该消失。”试图从历史高度发出情感召唤。

而后，又重新聚合LGBT：“LGB与T从来不是分开的群体。我们彼此面对的处境或许不同，却被同一套框架所困：当社会预设‘应该怎么爱人、谁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股保守力量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

二二八公园曾是白先勇《孽子》里男同志聚集的“王国”：“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如今，这个曾经只能在黑夜中存在的“王国”，已经能在街头公开游行。跨性别游行自2019年从同志游行独立后，每年在此出发，象征性少数群体从隐匿到现身的历史轨迹。

但现身并不意味着被接纳。当横向移植的排跨思潮试图分化LGBTQ社群，当纵向断裂让新世代遗忘运动历史，跨性别游行——即使只有三千人，仍是一种坚持的姿态。

隔日，当这三千人走进十五万人的同志游行队伍，他们会听到台上主办方的发言，也会看到人群中举起的“LGB要有T”标语。两场游行是逆向行驶，还是混声合唱，答案或许就在这些交错、并不整齐划一的声音里。

那晚跨性别游行是这样结束的：大雨终究落下，但人们仍坚持走回那个被紫雨笼罩的主舞台。有人在这里，从未离开，也不会离开。■

提示：本文字数约3800，阅读约需10分钟

一场在泰国曼谷被中国审查的展览

2025年8月，曼谷文化艺术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 BACC）举办的名为《共谋星座：视觉化威权团结的全球机器》（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s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展览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审查。联合策展人称，中国大使馆官员曾到访画廊，要求撤下藏族、香港和维吾尔族艺术家的作品。

该展览于7月24日开幕。三天后，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曼谷市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进入展览现场，要求关闭展览”。展览联合策展人、缅甸艺术家Sai（化名）表示，“被移除的展品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旗帜、印有习近平的明信片，以及一张描绘中以关系的明信片。”此外，展览介绍中“香港”、“西藏”和“维吾尔”等字样以及相关艺术家的名字都被黑色胶布遮挡。

据路透社和棱角报道，中国大使馆通过泰国外交部及主要赞助方曼谷大都会管理局（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展览，称展览可能引发中泰外交紧张。

“一场关于威权合作的展览在威权压力下遭到审查，这真是悲剧性的讽刺”，Sai说道，“泰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异见人士的避难所。这对该地区所有流亡艺术家和行动者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藏人艺术家丹增明久·帕卓（Tenzin Mingyur Paldron）在该展览中被撤下的作品中，包括藏人手持巴勒斯坦国旗、呼吁追究种族灭绝责任的视频，以及一部名为《倾听原住民的声音》的电影。“通过强迫（画廊）撤下我的大部分作品，中国政府再次表明，它极力想要切断藏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帕卓说道，并补充说，中国“不希望其在其他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事件中的共谋行为被承认”。

艺术家们的发声与行动

在艺术展遭遇审查的新闻被报道之后，一个关心政治的泰国艺术家团体在Facebook上发帖，把曼谷文化艺术中心（BACC）称为“Bangkok Art Center of China（中国曼谷艺术中心）”，并在展馆建筑外墙的图片上加了一面中国国旗，旨在讽刺泰中政府的互相勾结。

泰国的跨境团结组织“MilkTeaAlliance（奶茶联盟）”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讽刺中国政府的“控制欲和不安感”，并表示与图博、维吾尔、香港、缅甸艺术家们站在一起。

针对文化艺术的审查，在中国境内早已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对于被当局认定为“敏感议题”的维吾尔人和藏人艺术家而言。在香港国安法和缅甸军事政变之后，这两地的人们也被迫习惯了红线收紧的常态。但这一次发生在泰国曼谷的公然跨境审查，显示了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进一步常态化和公开化，激起了各国艺术家和行动者新的不满；同时，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新的行动空间，用艺术行动的方式对此进行回应。

10月12日，一群来自香港、中国、台湾和泰国，经历过中国当局审查的观众们，发起了一项艺术/社会行动，来表达共同的抗议。他们在被审查干预的展览场地旁，于厕所空间与隔间中，张贴了一张原创海报。这张海报上方是被黑色粗线遮盖的「XJP」字样，下方附有一张展览标签。在展签中，作品标题为「███的艺术家 ，2025」，文字说明则写道：「一位未获邀请的北京艺术家闯入、███了展览，一群感到不安的观众于是再次创作以表达异见。」

Mia是一位参与本次行动的香港艺术家， ta谈到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的各界生态，表示“過去幾年喺審查下既生活經驗，也讓我真實嘅感受到，香港未死，自由亦從來都唔係 all or nothing。喺審查嘅間隙，仍然有說真話嘅空間；喺紅線同紅線之間，亦都可以再畀啲掙扎。無論喺呢個時刻，喺我城，監控同審查感覺有幾無孔不入——萬物皆有裂痕，而那是光照進來嘅地方。同其他正經歷緊審查嘅人，一齊喺狹縫中探索表達自由，正正就係我參與呢個行動嘅原因。”1

另一位艺术家阿捷表示，ta参与的原因是“在现场看到无处不在的黑色胶布、巴勒斯坦国旗配色的为加沙声援的西藏经幡，拙劣的强权与巧妙的反抗间强烈的对比，给了我必须做些什么的动力。……我们选择在厕所抗议，直接的灵感来源于白纸运动——在中国上亿摄像头的缝隙之中智慧地发出勇敢之声的普通人们。我们都希望告诉强权，再严密的监控之下，自由的良心也会有空间可以挥洒和连结。”

艺术家瓜的朋友曾提醒ta尽早去看这个展览，“因为这个关于‘威权主义共谋’的展览里也包括泰国的前首相 Paetongtarn Shinawatra，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撤展’。没料到的是，最后的审查来自于中国。讽刺得几乎完美——却又如此‘合理’：中国政府在泰国领土上进行言论审查，这本身就成了展览主题最鲜活的注脚。于是我们干脆决定，让 XJP本人‘参展’，以他最擅长的审查方式，使这件作品更加完整、更加点题。”

瓜总结道：“极权政府们对思想与表达的恐惧，使它们彼此共谋、互为刽子；而来自不同文化与国度的艺术家与观众们，也正是因对自由表达的信念与坚持而站在了一起。”

反抗跨境镇压：团结的星座

中国政府在泰国乃至东南亚各国的跨境镇压事件远远不止如此。作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包括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国的政府都会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拘留或引渡中国异见人士。

早在2009年，柬埔寨就曾将20名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逃离中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他们被带到一个军用机场，通过包机被驱逐出境。随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抵达金边，“不但明确表示感谢柬政府驱逐维吾尔人，还证实提供了约9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2016年，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应邀参加1976年曼谷学运4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就被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的入境部门拘留，与外界失联12小时后被遣返回香港。黄在前一年出席马来西亚有关六四26周年及雨伞运动的讲座时，也曾在槟城被拒入境并即时遣返回港。这是首次有中国以外的国家拒绝雨伞运动的知名参与者入境。

2025年2月，泰国政府不顾多方人士的抗议，于一日凌晨秘密遣返了40名已在曼谷移民监狱被关押十年的流亡维吾尔人。他们曾在1月发出公开求救信，呼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介入此事。但泰国政府选择向中国屈服，而非释放他们前往安全第三国。泰国当局还多次拒绝联合国难民署会见这些人，使他们失去获得难民身份认定与安置的机会。同年6月，流亡泰国十年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周俊义由于在当地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被泰国警方以“非法滞留”罪名抓捕，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

由于泰国并未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不会为难民提供庇护，因此，即使已经拿到联合国承认的难民身份，或者已向第三国申请政治庇护，身在泰国的政治流亡者们仍然面临被关押和遣返的风险。

面对中国政府在东南亚日渐兴起的霸权主义，以及各个腐败政权之间的“共谋的星座”，行动者和艺术家们也在探索和建立新的、跨境团结的运动，“团结的星座”也正在各地逐渐汇聚起来。

正如本次艺术行动的参与者们在声明中所说的：“我们不仅与艺术家们站在一起，也与所有拒绝被噤声、持续抵抗各地政府审查的人们并肩同行。我们希望这个小小的行动，能引发更广泛的关于审查的对话，并探索如何将‘团结的星座’的理念延伸到更多场域。……透过指认、揭示、抵抗这些审查，我们或许能串连散落各处的线索，动摇层层叠筑的共谋结构，并放大那些原本被压制的声音。”■

在柏林，她喜欢用双腿探索周边，和院子里的一只猫咪关系甚好。她租住的这间小公寓，也成为南来北往的朋友们的聚会场所。朋友们打趣：如果她常待下去，这里也许可能成为广州的海鸥岛——那是她在中国时的住所，也是接待朋友的活动场地，异议人士许志永曾于2020年在这里被警察带走。

杨斌在柏林参观法院、观摩街头政治；也充分感受着这个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在生活上，她吃过遭窃的苦头，遇到出行不顺的障碍……在很多时刻，那在中国的经验和记忆悄然复活，与当下形成重叠的光影。

这些点滴如今被定格，成为“离散时代”的一块碎片。莽莽期待重拾这些碎片，看见在这个时代里流动的缩影。

作者 / 杨斌

照片 / 莽莽；杨斌提供

一

这是一座有着逾百年历史的六层住宅大楼，在柏林，这样的百年建筑比比皆是。从大门穿过门厅，来到后院，左转。一楼的一个小套间，便是我在柏林的家了。

通常，钥匙还在锁芯里转，眼角的余光便可瞥见一抹金黄的影子，倏地如箭一般从院子里飞奔到我的脚边。

“Hello, queen!”

“喵”

很多个晚归的夜晚，这个简单的对白，是柏林送给一个孤独的异乡人最温柔的问候和心灵慰藉。

Queen是拜访我的第一个客人，也是我在柏林的第一个朋友。记得四月底抵达柏林时，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搬到公寓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对着电脑发呆，忽然听到一声轻柔的“喵”，原来是洗手间的窗户没关，queen毫不客气地不请自来了。除了体型稍大，queen平常得就像广州海鸥岛上穿梭的任何一只中国家猫。queen兴许是有主人的，但她更像是这个院子的主人，每天，如果她没有出去巡视她的领地，便会端坐在她的宝座——我家，或者对面邻居家的窗台上，注视着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骄傲如女王——噢，对了，这便是我唤她queen的由来。

自此我便为queen在家中留了个位置。洗手间的窗户总是微微开着的，厨房的门边，放了一个小碟，里面总不会空着：牛肉、罐头，或者各式猫粮。有时候，我能和queen打个照面，顺便来个拥抱，感受她顺滑靓丽的毛色、带给我的柔软细腻的质感，让我的心瞬间融化；有时候，只是看见碟子空了，便知道她来过了，不留下一片云彩。

二

公寓位于Schoneburg，距离柏林的政治中心勃兰登堡门不到20分钟的车距，生活极其便利，周边公交、地铁、超市、饭馆、咖啡店，应有尽有，浓重的烟火气有时会让我恍惚如在广州，而镶嵌在城市中心的大片大片的草地、森林和湖泊、河流，又会让我仿佛置身于荒野。

到六月份左右，我已经充分发扬了我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用双脚丈量了公寓周边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至少5公里距离内的每一片土地。更多的时候，我喜欢跳上任意一辆火车、地铁、或者公交，然后在任意一个陌生的地方跳下车，感受这份任性带给我的自由和快乐。

我从来不惧怕迷路，因为我能充分感受到周遭的善意，有时候，我只是拿着手机站在路口犹豫，不知道该选择哪个方向，便会有人过来主动问我：Can I help? 我珍视这份温暖与善意，也珍视自己内心对于未知的世界，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那一份勇敢与好奇。

欧洲的公共交通大多费用昂贵，而在柏林，你毋需担心出行的费用，每月49欧的月票是德国政府送给每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人的大礼包，这个月票全德通用。这意味着，每月只需花费49欧，便可免费乘坐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的所有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城际铁路（高铁除外），这对于有意在德国旅行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三

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我顺手把厨房里一袋还没有用完的甜酒酒引放进了行李箱，这个睿智的举动，成就了我在柏林的第一件作品：甜酒（或者醪糟）。

于我而言，对于故国故乡的最好寄托，便是满足自己的中国胃。德国人口最多的亚裔群体是越南人，华人并不多，亚洲超市里的中国食材非常有限，但这难不倒一个货真价实的吃货。我从土耳其超市或者印度超市里寻找替代品，先后炮制了各种美味的中国食品，可圈可点的包括：泡菜，各种口味的饺子，手工芝麻汤圆，四川凉面、麻婆豆腐，以及各式煎饼。

美食的吸引力是无比巨大的，小小的公寓，逐渐成为朋友们聚会的中心。我在这里招待中国朋友，也招待德国朋友。总体而言，饺子似乎是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何种场合最受欢迎的食品，尤其是在德国朋友看来，它似乎就是中国食品的代言，这确实有点奇怪，至少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太多的中国美食，尤其是广东美食可以碾压饺子了。

朋友笑言：你要是在柏林呆下去，估计这里会成为柏林的海鸥岛。

四

七月初，应朋友的邀请到阿尔卑斯山中度假两周。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在德国使用的移动wifi设备罢工了。当我不得不启用中国的数据流量时，却惊奇地发现即便是到了自由世界，墙国的信号依然对signal等某些境外社交软件屏蔽，这让我狠狠体验了一把祖国的“伟大”，以及背“井”离乡的深刻含义。在我看来，那与其说是背在我背上，不如说是刻在我背上的“井”，是每个中国人几乎穷尽一生也无法摆脱的重负，或者诅咒，让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终身不得自由。哪怕他们迁移他国，哪怕他们的身自由了，心，依然被这口井禁锢着；随时随地，那潜藏在心底的恐惧、愤怒、不安、狭隘，都会在某个无意识的时刻张牙舞爪地迸发出来。

看看那些高喊民主自由，却言行粗鄙丑陋的“民主”人士，又或者，那些已经安居自由世界，脑门上仍然刻着“不谈政治”，心底里仍然写满了恐惧的中国人？

所幸瑞士公共wifi发达，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车站。我尽量争取在有公共wifi的区域完成所有的搜索和联系，再截图保存，一路磕磕碰碰，终于赶在黄昏时分，从瑞士的德语区到了法语区：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Sion小城。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从Sion到位于阿尔卑斯山中的度假小村庄，有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不幸错过了最晚一班公共巴士，只能在Sion住宿一晚。

接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的兜里卡里揣着钱，可就是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在网上的预定全部被残忍地拒绝、退款，车站附近的酒店前台，也明确地告诉我：没有预定，恕不接待——而且，马上就要打烊了。

朋友说，欧洲的许多店面消费都是必须预定的，瑞士尤甚，不要说酒店住宿，就是去饭店吃个饭，没有预定，哪怕店里没有客人，也绝不做你的生意。

那一刻，我真的念起中国的好了！

就在我绝望地准备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将就一晚时，终于找到了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连夜把我送进了山里。永远记得那个夜晚，凌晨一点，冒冒失失的我闯进阿尔卑斯山中，抬头望见满天繁星的那一刻，真美！

五

八月的一个寻常周日，天气微凉，那天下午，和朋友约了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出门的时候还下着微微小雨，回来的路上，雨停了。

进屋的时候，感觉有些异样，怎么抽屉、柜门都是开着的？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是不是房东来过了，找什么东西？当终于意识到我遭遇了入室盗窃时，我的大脑暂时休克了两秒，然后是打电话给朋友、报警。

当赶来帮忙的德国朋友看到我时，惊呼：你怎么这么镇静！你居然还能微笑？

问题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故作镇静啊！我丢失了我的中国身份证、中国银行卡、一台中国华为手机连同里面的两张中国电话卡，这是我和国内的家人朋友联系的重要工具，经济损失不大，但精神伤害极大。

从那天起，我关闭了洗手间的窗户——那是特意为Queen留的门，警察说，盗贼就是从洗手间的窗户爬进来的，德国朋友说，住一楼，还是要关窗的。

出门的时候，我不再只是简单地把门关上，而是必须反锁。

逛街坐车的时候，我也开始留意起了我的包包的安全。

一句话，我失去了我对周遭环境的信任和安全感，哪怕呆在家里，我也会门窗紧闭；出门在外，总会神经质地担心，门窗关好没有？

我把Queen的小食盘移到了门外， Queen失去了自由进出房间的唯一通道，而我也失去了无数个夜晚被她贸然造访的惊喜。

一直到我离开，这宗惊动了德国外交部的入室盗窃案还是没有破案。

六

自然也见了很多人和事。

参观联邦最高行政法院，观摩庭审。美轮美奂恍若歌剧院的法院大楼和法庭让我惊艳。法律的庄严和神圣，是需要某些厚重的东西去烘托的，比如法袍、法槌、法官头上的假发，比如庄重的建筑、肃穆的气氛，比如某些必要的仪式——就像教堂一样。是的，每次参观欧美的法庭，总会让我想起教堂，在这里，法律是如宗教一样被人信仰的。

参观德国议会、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见了不少德国及欧洲的政治家、议员、律师和记者。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和德国绿党一位党魁的见面。施普雷河畔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因为没有预定，我们被谢绝入内，只能灰溜溜地在河边临时找个位置就座，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愉快的交谈，只不过大约一个小时后，店员再次过来说sorry，因为临近中午，这些位置要用来准备午餐。看着这位欧洲著名的政治家，欧盟议员，绿党首领，一个人拎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公文包，赶去搭乘地铁的身影，那一刻，我感觉有些好笑，但更多的是尊敬。

喜欢观摩街头政治。每次出门，看到了集会游行，只要有时间，基本上会去凑个热闹。勃兰登堡门附近因为是德国的政治中心兼使馆区，因此是各种政治集会的圣地。记得第一次去那里，偶遇好几场示威活动，饶有趣味地拍了照片，回来分享给东道机构的同事们看，其中几张里面举着黑色旗帜的照片让她们大惊失色：这是宣扬种族主义的，以后见到离远点……

七

或许是因为经历过物质短缺的战争年代，德国人的生活底色是低调简单朴实的，用中国话来说，他们是懂得“惜福”的人。纵使这个国家如此的发达和富裕，人们的生活却不夸张，不奢华，不炫耀。这里盛产各种世界名牌车辆，然而街上跑的多是经济节能型小车。柏林人爱分享，不浪费，自家用不上的东西不会随意扔垃圾箱，而是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窗台上或者门口，供有需要的人取用。理论上，你可以在路上捡到你生活所需的任何物品——书籍，家具，衣物，碗碟，应有尽有。周末的社区跳蚤市场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宝藏，你可以在这里淘到很多漂亮的宝贝甚至老古董。柏林无所不在的二手文化，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的魅力。

在这里，你亦毋需担心生活的平乏，也许语言是不通的，但艺术却是相通的。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大博物馆，漫步街头，博物馆和历史遗迹随处可见，没有哪座城市如柏林一样曾经同时处于一战二战冷战的中心，这种独特的历史风貌也构建了不同于典型德国人的柏林人的性格特征：自由、洒脱、开放、包容。

德国朋友们带我参观各种画展酒吧艺术馆音乐会，深刻地体验柏林人的生活：看，柏林多美，留下来吧！

八

九月的最后一天，一封突如其来的邮件改变了我的行程——纽约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在余下的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我完成了访学需要的所有文件。离开柏林的时候正值万圣节，柏林已经进入初冬，树木凋零，一片萧瑟。当我拖着行李箱，锁好房门，踩着满地的落叶，走进地铁站时，才发现，我的眼中已经蓄满泪水。

自由如鸦片，如果你体验过飞翔的快乐，你就绝不能再忍受笼中的生活，哪怕那里衣食无忧，锦衣玉食。六个月的柏林生活，我感觉我已经中毒了。

再见了，给过我如家一般温暖的柏林，我还在漂泊，但愿有一天我会回来，和你再次拥抱。■

1

关于杨斌的更多经历，可参见柴静的访谈：

“我们Women”的报道《中国公益律师：静水流深三十年》书写了杨斌的经历：

WOMEN我们

中国公益律师：静水流深三十年

撰文｜万木春 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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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onths ago · 22 likes · WOME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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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在行动：在A和B之间，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

乐迷没有名字。人们总是忽略乐迷的创造力和故事，认为ta们仅仅是被动的聆听者，但其实乐迷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改良摇滚乐的土壤，并且近年来的行动可见度也越来越高。

yoyo说：“一个人在台上表演，是要让别人相信他演的是一个角色和象征。那些舞台道具就像戏剧或者巫术一样，这些仪式感拉开了他和观众的权力关系，而乐迷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抹平这个权力差。”

狃拉从四年前开始为一些摇滚乐领域的性暴力事件做个人助人志愿者，提供情感支持、资源链接等。在支持当事人的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想要让实施暴力的人承担后果有多么难；在当事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财力的成本后，施暴者也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很多人都在继续演出。1

助人者的经历让狃拉不再为男性乐队消费，因为她已经无法在这些男性乐队的现场感到安全，也无法不想到她的当事人们。狃拉曾经目睹台上主唱对乐队成员的暴力行为，感到冲击的她在场外崩溃了；但是与别的观众交谈后却发现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主唱严肃对待音乐的表现。狃拉质疑道：“这和家暴到底有什么差？大家都欠一堂家暴通识课！”

但不去男子乐队的现场就能不受伤吗？狃拉的观察是，含有女性/酷儿创作者的乐队并不一定是“性别友好”的乐队，比如很多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创作者也会公开支持被指控性骚扰的人、持续与其合作，还有一些看似微小的行为，比如在“二手烟作为性别问题”在国内讨论了很多年后2，乐手仍旧在台上抽烟；在台上使用歧视性词汇等。在管啸天性骚扰事件曝光后，狃拉有刻意留意是否有“圈内人”公开表态，但是基本看不到，这让她非常失望。

“这一路，（我）就是从顺直男乐手、自称青年之声的厂牌、不选择立场的场地，再到对很多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创作者全盘失望，最后只有乐迷的行动给我力量”，狃拉说。

在狃拉过去的观察中，乐迷很少意识到自己是“有权利”的，大家不觉得自己一次消费选择可以影响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演出行业，不觉得自己有参与塑造一个更理想的音乐氛围的责任，同时也习惯性仰望台上的乐手、却看不见在舞台下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和酷儿。

但情况在逐渐变化。在管啸天性骚扰事件之后，有大量的女性/酷儿乐迷在现场进行抗议，这样的场景之前从没出现过。狃拉看到这些乐迷行动的时候顿悟，自己在助人经历里承受了太多无力感，把太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都放在了更可见的女性/酷儿创作者身上，“这些焦虑还是有很多来自于乐迷的失权。”

Rocket是在脏手指乐队泰国演出时去现场举牌反对的行动者之一，但这不是ta第一次现身。 2021年，脏手指的贝斯手张海明被指控家暴，Rocket和朋友们决定在演出现场举起写着“反家暴”口号的手机，但是现场乐迷反应冷淡。 “本来有一个人过来拥抱了我们，我当时特别感动，后来发现原来是我们的朋友”，ta笑着补充道，“后来我们在‘月亮组’被说得很难听，说我们一边抗议一边蹦得很嗨”。

2024年，脏手指在泰国巡演时，Rocket恰巧在当地。 ta给每一个场地方发了邮件，详述了管啸天事件的经过，希望对方重新考虑合作。但只有一个场地严肃对待了这件事，取消了和脏手指的演出合作；还有一个场地回复说“感到抱歉，但是帮不了。”

演出当天，Rocket和两位朋友制作了中英双语的传单，去现场张贴和分发。 ta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个“自己人”，抱着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同伴的态度；而其余的人对待ta们则恶劣多了。脏手指的朋友们在没有征得ta们同意的情况下，把ta们当作背景板合照；还有人把ta们的海报发上Instagram并配文“大字报”；脏手指的外籍鼓手赵子龙在Instagram发布了举着中指和ta们制作的海报合照的动态......

最终，在简中网络上，似乎并不能看到这次行动的痕迹，也让Rocket更加怀疑当时围着ta们拍照的人的动机。

“感觉太恶心了，无法忍受”，这是Rocket行动的直接原因。和狃拉一样，ta也已经目睹了太多事件，但管啸天性骚扰事件还是让ta很创伤，似乎同样的议题反复讲了好多年也没有改变什么。 ta觉得管啸天并不在意“被骂”，因为还是有大批乐迷为他们消费，业内人士还是会持续和他们合作。管的说辞之所以仍有受众，是因为大众对性骚扰的理解比较肤浅，而管的声明本身也显示乐队们“对性别问题的思考深度就这么一点”。

虽然不管怎么抵制性骚扰者，还是会有支持他们的人；但Rocket也相信，只要做了这些事就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

随着#MeToo运动传遍世界各地，摇滚乐圈也开始了一段#MeToo浪潮。2018年网络热传的文章《音乐节已成为咸猪手的乌托邦》，讲述了作者本人和朋友们在音乐节现场被性骚扰、以及向主办方寻求道歉和保证的经历。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很多人分享了自己在音乐节目睹的、或亲身经历的“咸猪手”行为。尽管也有很多人对被骚扰的当事人进行荡妇羞辱和人身攻击，并认为这并不是音乐节的责任。

在此之前，摇滚乐圈也有爆出性侵、情感操控等事件，但似乎从未引起这么大的公众反应，而这起#MeToo事件被很多人看作摇滚乐首次面临性别议题的挑战。

7年过去了，性别暴力的制度完善进程缓慢，距离实现摇滚乐中的性别公正还很遥远。但公众的意识不会像潮水一样回退，更多女性和酷儿音乐人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有更多人支持ta们的创作、有更多演出空间贴出“禁止性骚扰”等口号、更多当事人选择讲出自己的故事并收获更多支持而不是羞辱......在行动空间紧缩的当前，女孩们仍旧凭借着那些不甘心走到了现场。

每个人无法孤立地去想象，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这些变化和行动仍旧如此珍贵，正如在脏手指的上海演出现场举牌的女生们所写的自述，“我们不是勇敢的人，虽举步维艰，但我们颤颤巍巍地挤出了一小片天空。”

“女性”的音乐现场：举办一场性别友好的演出

随着女权意识的普及，越来越多人开始办“女性主题”演出，但这似乎也是一个需要仔细甄别的陷阱：是行销手段，还是确有真心？做一场“有议题性质的演出”难吗，会遇见什么？我们访问了一些办过性/别友好的演出的人。

a. 一个做演出的人

“对我来说，参与这样一场演出，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我会想认识一起参与的其他乐迷和乐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我是听众，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所以要前去支持。”yoyo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演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疲态，因为她觉得很多演出只是写了一个主题，却没有实质内容，也赚不到钱。她并不缺一个“和朋友们玩耍”的地方。

她形容做有议题性质的演出是一种“肉搏”，是靠精神力感染别人，“演出是在一时间见到很多鲜活的人，你得打动别人，就这么一下。”

“打动”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她有时候倾向于认为，做倡导反而对摇滚乐中的性别公正更有帮助，比如制作一些记录想法的小册子，来深入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

对于小究来说，作为乐迷久了，自然会想要办一场符合自己审美和性别理念的演出。做演出让她锻炼了作为乐迷的主体性。 “对乐队祛魅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乐队一起工作，”她在这个过程中深切地意识到一场演出需要多少幕后人员的劳动，而这部分工作如何化作乐队的光环。她也对乐队关于议题的展演部分更加敏感，会更关心自诩左翼的乐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这些理念，“有些被称为社会派的乐队其实并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运动，同理就算参与女权演出的乐队，也并不代表ta们真正在践行女权主义。”

Rocket提到ta在举办演出的过程中对一些乐队祛魅了——“听歌时的感动可能是我自己想象的”。但这个过程也催生了新的乐队，其中一些现在还在活动，这让ta感到欣慰。

同时ta也承认，作为一个乐迷，希望“女权演出”可以又女权又是好演出。但是参演乐队往往是还没有足够经验的新人，票价也超出了一般新人的市场价。大家会买票支持还是出于对女权主义的热情，但不一定会持续留在摇滚乐的世界里。不过rocket同时觉得，“买票的观众也不一定非要有对暴女有特别深刻的理解，ta可能只是觉得这个idea特别酷，或者哪怕ta把这个当时尚单品，只要花钱了，我也可以接受。”

果果说其实自己初期主办的演出阵容并没有那么好，但是票房却还不错，“我做演出是想给女孩们一个空间去享受演出，这是和普通演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明确是为了女性的权利做斗争。”而作为某场演出的参演人的梅纱对此更有切身体会，她有一次演出受到了当地女权社群的支持，“她们平常可能不听音乐，但那次演出反响很好，台下的人能感受到我在唱什么，我深刻地感觉到一种连结。”她也观察到在女性乐迷比较多的演出现场，女性会更放松、更愿意走到舞台前。

b. 一个合适的演出场地

办一场女权演出，寻找适合的合作场地是第一个难题。基本先从灰色地带的小型场地入手，这些场地并非全部拥有演出营业资格证，有些是注册为餐酒吧，偶尔承接乐队演出。由于租金低廉、有一定忠实乐迷和独立的审美坚持，小型场地往往支撑起一个城市的小众乐队的成长，也更愿意承接这类有议题性质的演出。但随着演出行业资源的集中化，以及演出审查越来越严格，这些场地也越来越少。

Rocket曾经举办的演出就遇到了文化局、警察的轮番关照，对方要求修改演出主题，但是场地老板非常支持ta们，甚至表示就算场地受影响也要把这次演出办下去，后来Rocket发现场地老板曾经做过记者。“我的创伤主要来自这个官僚机构不停的阻挠，又要出示各种材料又要交什么核酸证明，我想到可能在别的国家做演出甚至都不需要报批，简直有点难以想象了。”

小究的经验也是这些小场地更为灵活，对方不仅免去场租，还把ta们的展览保留了一整个月，供更多人观看。当时小究只是觉得很感动，但在这些草根空间倒闭后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少自主权。 “后来我们能选的只有连锁的演出空间，不仅成本高，管理和审查也颇为严格。”有一场演出，空间经理告诉她，因为这个演出，场地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上门，现场还会“有人来看”，让她“不要轻举妄动”。最终演出虽然落地了，但是有很多环节都被放弃了。

梅纱分享了自己为什么不再和某个场地合作。场地老板坚持给性骚扰的乐手一个演出的机会，并且指责控告乐手性骚扰的人，但他同时也会在社交平台推荐女权色彩明显的作品，“好割裂...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假，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女孩来消费。”其他合作场地可能会有更高的配合度，但也会对她们的女权内容进行审查。果果也曾因为某个场地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理方式欠佳，而选择不再和其合作。

c. 做一支“有表达的乐队”

参与一场旗帜鲜明的女权演出，对乐队来说也需要仔细斟酌。梅纱说：“很多女性音乐人其实会回避公开谈论女权话题，因为可能会失去一些资源和支持。如果你不和男人称兄道弟就会被排挤，很多人都被怕打上女权标签。”她可以理解这些乐队的处境，“对方只要在场（哪怕不做什么），也已经提供了很多能量。”

yoyo曾经很喜欢左翼摇滚乐。大家都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即使对方的性别观念不足，她还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伙的；但因为她和乐队的女权主张，总是会和音乐圈的人发生冲突。最夸张的一次，对方直接在演出现场辱骂她们，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类似的事情很多，让她非常崩溃，“我以为我在跟这群人共建一些东西，但其实只要我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点不舒服，我就会被弹出这个世界。”

在刚刚接触女权的时候，她有很多激烈的思考，会在台上很自然地和大家分享她的想法；但如今yoyo选择不再在台上讲出来，更愿意和朋友聊一聊。 “我的摇滚乐不是为了要教育谁，或者倡导宣传什么东西，我的想法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个似乎有点“丧”的女权主义音乐人，同时也选择为了演出不剃腋毛，并在台上展示出来。

在“不再讲出来”这点，梅纱也有相似的心境。她在近年来遭遇了各种网暴，降低了在朋友圈或者微博发表看法的意愿，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但她也从未离开摇滚乐的场景，在环境保守的某北方城市制作自己的音乐、参与主办女权演出，并且在摇滚乐圈发生性暴力事件的时候提供帮助。

比起别的主办方，女权朋克演出的主办方们更加受可持续性这一困境的限制：乐队风格和乐队立场难以兼得，票房难以覆盖成本。

在朋克音乐领域里，市面上几乎都是全男子乐队，即使有女子朋克乐队，也不一定认同女权立场。最终能找到的和女权朋克沾边的乐队不超过两只手，ta们散落全国各地，很难用可负担的车马费聚集在一起。而女权朋克演出的生态也并没有成熟到可以支持参演乐队脱离现有环境，乐队们仍需在表达观点和寻求发展之间找到平衡。3

在考虑到票房与成本、音乐风格、政治立场的平衡上，也有主办会选择对女权主义态度友好的全男子乐队。同样举办过性别友好演出的果果认为，邀请男子乐队是综合利弊之选，她期待看到有男子乐队参与其中，在现行审查机制下扩大自己演出理念的影响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他们去打仗，女人当领导。”在女性发声更容易被批判的情况下，她期待有男性自称女权主义者，“想看到他们会不会被骂，看男人们会不会像支持柯特·科本那样支持他们。”

而小究认为不邀请男子乐队演出是第一原则，因为她想要的音乐场景是在男性占据更多资源的情况下，给女性和酷儿开辟创作的空间。她更愿意牺牲音乐风格这一要素， “又要给钱又要给名，让我花这么大精力去给男的背书我还搞什么女权？搞男权好了！”

d. 审查、营销与女权的“不可能三角”

即使大家的想法和侧重各有不同，但却面临同一个难题：审查。

果果觉得，在宣传时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女权演出是必要的，可以方便关心议题的人们快速找到这场演出。她举例说就算她平常不关心绘画，但如果有一个女权主义画展，她也一定会去看看。

但“女权主义”四个字在中国已经成为官方非常警惕的关键词，如果大张旗鼓地宣传女权演出，很有可能导致演出取消。小究曾经被更有经验的伙伴建议，邀请商业品牌入驻来为活动保驾护航，但她感到非常矛盾，“乐迷们会不会觉得被我们打包卖给女性品牌了，仿佛我们的一番努力只是为了给女性品牌找目标客户。”加上她对女权演出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即使知道在层层审查下做一场有表达的演出很难，但如果不能做演出以外的内容，她宁愿不做。

小究认为市面上的一些演出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庆祝女性身份本身”的场地，把最紧要的话题都替换成了社交媒体的标签。“失去了对现有秩序的对抗，仅仅由演出本身和演出之外的女权激荡组成，退一万步说，至少要室内禁烟吧？”她提到，被迫中止行动的失落感，让她对于做具有性别倾向的演出主办方抱有无意识的排斥和审视，这也是她对大部分有创伤的行动者的观察。她选择接纳这种情绪，然后继续支持彼此。

不能“宣传女权”，让票房更加步履维艰，主办们只好私下宣传、或者祈祷乐迷们能识别出其中的暗号。梅纱所举办的演出就因为担心审查，刚刚开始宣传就被迫中止，对票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果果所举办的某一场演出也出于对“被举报而取消”的担忧，而选择了更隐晦的宣传方式。她认为如果可以自由地表达，票房一定会更好。 “做演出的路上，我的想法真的没怎么变，唯一变的可能就是会思考‘审查’了！”在当下，女权话题比常见的“涉及血腥、暴力”更容易招致处罚，这也让做女权演出的人更加谨慎。

上述受访者们主办的演出，有80%票房亏损，其余的是持平到小赚一点，整体上仍旧在“为爱发电”的范畴内，这也让做演出的可持续性再打一个问号：当大家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审查压力时，还能继续坚持留在这个场景中吗？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只有热情，这些行动则容易造成年轻行动者被过度消耗，也更容易诱发内部冲突。

在重重困难之下，坚持做性别友好的演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Rocket说：“有的东西就是只要你体验过一次，你就会知道ta很重要。”小究说，在演出结束的后一段时间，有一个女生对她说，那次演出成为了她的女权启蒙，这让她确认那些行动不是“自嗨”。果果说，有一次演出完，一个观众对她说了好几次谢谢。她并没有想过她会被感谢，也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特别值得被感谢的，但是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温暖。

“当我在唱某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背后全是女孩，大家都围绕着我，我觉得特别安全”，梅纱说。

彩蛋：想象一个演出空间

闭上眼。

这是一个周六晚上，你将去观看一场你期待已久的演出。

你可以自由选择今天的装扮，没有人会对你侧目。

场地采取了适合所有人的“通用设计”，提供了足够的无障碍设施并提前告知了你，比如轮椅通道、手语翻译员、友善志工等等，你的援助伙伴可以免费入场。

开场前播放了关于场地的规定：不可以摄像、不允许吸烟、严禁性骚扰，室内划分了pogo区域，室外有吸烟室、志愿者，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静地休息，同时准备了各种卫生、医疗用品。

台上的女孩和酷儿们拿着符合ta们人体工程的乐器，演奏着你喜欢的音乐。每个音符和隐喻你都听得懂，那也是你的故事。 ta们的创造被支持、被回应。

你也可能是站在台上的人，你感到被听见了，你知道自己不会被曲解、贬低，你在和台下的人分享你的音乐和人生，你被看见——以你想被看见的方式。

你不是猎物、不是喻体、不是提出需求会被视作制造麻烦的人。

不会被侮辱、不会被骚扰、不会被视作不属于这个场景的人。

从现场的氛围里，你获取了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的勇气，你相信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是重要的，你也在这里感到共鸣。你跟随音乐开始舒展身体，发明了自己的舞蹈，并有人回应你，这是现场的友谊。

在场外，或许有各种社会小组期待为你提供帮助，不管这些问题是关于学校、工作、关系还是任何。你会认识这些和你相同的人，这里不全是幸福，但是我们的痛苦也可以被理解和讲述。

……

这是我想要的演出空间，那么你的呢？

希望这不会太远。■

（文中提到的受访者yoyo、果果、Rocket、梅纱、狃拉、小究均为化名。）

这篇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尝试描绘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酷儿乐迷。在#MeToo运动之后，中文独立音乐圈的性别暴力指控频发，乐迷的应对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ta们最终走进了施暴者的音乐现场。

如果你此前并不关心摇滚乐，你或许可以在这篇文章里找到行动者的多样性，发掘在你熟悉的领域里和这些行动故事的交叉，或者思考：是否还有一些未被发掘的场域可以作为行动的载体？

对于摇滚乐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你可能已经了解到一些争议；本篇文章会讲述真实的乐迷故事，和你一起回溯：在相同的乐迷身份上，诉求和感受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关注音乐和性别交叉视角的乐迷，这篇文章可能会给你带来共鸣，也鼓励你重新思考作为乐迷的可能性和责任：在性别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吗？

本文为上篇，将呈现暴女运动和摇滚界性别议题的背景；下篇将聚焦中国摇滚圈的反性骚扰行动，并讨论如何举办一场性别友好的演出。

暴女（Riot grrrl）是什么？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Riot grrrl文化之所以能活跃多年、不断更新，是因为其不仅强调艺术生产，也扎根于行动主义。从90年代起就有“暴女会议”的传统，倡导女孩们通过本地组织来参与行动。最著名的暴女会议是1991年由BikiniKill和Bratmobile在华盛顿特区发起，受当地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启发，一群女孩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本地朋克圈内的性别歧视问题。这场为期6天的“girl night”演出培育了一种开放、进步的运动基调，而后这场风潮席卷各地，催生了一众暴女创作。“girl power”这个词就来自于这场运动，虽然后来被辣妹合唱团1征用而被主流文化收编。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暴女文化启发了很多人对“女权+摇滚”的想法。在本文的受访者里，有人表示是观看了暴女纪录片后开始自己的行动，但也有人是先开始在摇滚乐领域进行女权主义的实践，之后才接触暴女文化，再借助这个文化脉络，让关注者更容易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

yoyo是一名音乐创作人，她最开始接触暴女文化的时候很有认同感，但也逐渐感受到这一文化和本土国情的差距，很多西方世界讨论的内容她会有很多距离感，“（比如）我不白，我也不黑，我就是个黄人，在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我遇不到那么多元的人……对整个（美国的）文化场景我并没有切身的体会。乐迷Rocket则对“暴女创作”的本土化有一些观察和思考，“每天都有一些新闻可以写进歌里。比如好像‘甜蜜抽搐’的歌就有关于疫情的2、和关于强制所有人讲汉语的3，‘属梨乐队’的有一支MV好像是关于性侵的4，那种创作就很好。 ”

在国内受限的政治环境下，艺术和行动“混血”的暴女文化更多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被消费，而群体性、社会联系、非专业主义的价值被弱化了。音乐媒体乐于书写“摇滚乐中的女性力量”和“女乐手的私人成长故事”，却很少看到针对性别暴力事件的行动报导。其实，有鲜明政治行动的乐队在世界范围也是少数，而中国的地下文化本就有受政治打压的历史。在当局对女权主义相当敏感的情况下，谨慎的态度成了大部分人的无奈选择。

“反抗的摇滚乐”，包含性别公正吗？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类似地，贝斯手也被视作女性最适合的角色，因为贝斯往往被轻视为“最简单的”乐器，符合人们对女性音乐能力的偏见。而当女性选择“入门更难的乐器”，则因为少见而被放入另一套评价标准——“女生能打鼓/玩吉他就已经很不错了”。《滚石》杂志2001年评选的《史上100位最伟大吉他手》里，只有Bonnie Raitt5和Joni Mitchell两位女吉他手上榜。除了历史总是忽视女性成就之外，缺乏榜样或许也是女吉他手更少的原因之一。

音乐技术和男性气质总是绑定，当有男性在场，他们总是被默认是更有技术的一方。Le Tigre曾在采访中说：“（在音乐制作的时候）一个男人犯错时会被美化，而女人的错误会被认为很可怕......而且我们本身就在伦敦，ta们却邀请了一群白人男性从外地飞过来参与讨论。”6

社会也总是致力于把女性的才华归功于男性。Björk在接受《pitchfork》的采访时说，“Kanye（指Kanye West，美国饶舌歌手和制作人）的上一张专辑邀请了世界上最好的创作者们来加入，大部分时候他本人甚至都不在场，但却没有人质疑他是专辑的作者。我做了《Vespertine》里 80% 的 beats，这张专辑我做了整整三年。Matmos是在最后两周才加入，加了一些打击乐，但他们并没有做主干部分。可在所有地方，他们都被写成是整张专辑的制作者之一。Matmos的Drew是我的好朋友，在每个采访中他都纠正了这件事，但是没有人听。”

她同时还提到“在乐队里当了十年的唯一女生之后，我痛苦地学会了，如果我想让自己的想法被接受，就得假装那些点子是男人的。我后来变得非常擅长这个，甚至自己都没察觉。”

女性音乐从业者更倾向于表演性工作，而非技术型工作，但技术型工作如制作人往往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根据2024年三月发布的《女性音乐家洞察报告》显示，在英国的音乐行业中，高达 79% 的女性从业者是表演型音乐人，但在现场音响工程师中，女性仅占 15%，而在录音/母带工程师中则仅有 12% 是女性。2023年的《Fix the Mix 报告》分析了2022 年流媒体播放量最高的歌曲的版权署名，指出在得到署名的技术人员中，女性和非二元者仅7占 5%。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的劳动有被低估的传统，这在独立乐队场景里也不例外。捉肘见襟的独立乐队们可能无法为这些工作提供足够的报酬，这些劳动也很难转化为社会资源，女性很有可能提供了足够专业的服务却被视作志愿劳动或者不成熟的作品。在livehouse和音乐节现场，可以看到大批的女性和酷儿志愿者。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2018年，卧轨的火车乐队鼓手李文在采访中表示：“相对于女粉丝，我更喜欢男粉丝，发现他们更让我刻骨铭心，才是真爱，这个真爱是指他们更爱音乐作品本身。”这段话也是不少人的看法——认为女性不懂得欣赏音乐，只是来追星、打卡。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在国内关于“果儿”的叙述中，王菲、周迅、姜昕经常被提及，人们热衷谈论她们与“摇滚明星”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其本身所拥有的音乐创作力与文化影响力。她们的成就被轻易转化为男性魅力的装饰品，她们的八卦成为了她们最受关注的部分，是这正是“性客体叙事”的典型范式。

当女性被排除在摇滚创作的核心之外，性别化的权力差异，就构成了系统性的剥削。当乐手与乐迷发生性关系，这种权力差异为各类暴力行为提供了温床——如性侵、骚扰、不安全性行为等——而所有后果往往都由乐迷承担。在豆瓣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中，聚集了大量这样的故事：有对所遭受性侵的控诉，也有关于被欺骗与情感操控的痛苦经历（比如当事人认为是恋爱关系，却被乐手当成“果儿”）。

如此一来，在摇滚乐这层由认同、崇拜、幻想构成的滤镜下，“性同意”是否仍然成立？乐迷所狂热的，到底是眼前的乐手，还是他们所代表的符号？而乐手是否在有意识地与社会结构合谋，满足自己的性欲与权力欲望？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受够了带着一身淤青回家！”

“身体边界”常常在讨论摇滚乐现场的不公正问题时被忽略。但在纪录片《Punk Singer》中，一位女孩面对镜头愤怒地说：“我已经受够了每次从演出回家都满身淤青、肋骨断裂。太不公平了，男孩们能拥有一切，而我们只能站在后面。”

这正是“Girls to the front（女孩们到前面）”这一经典口号的由来。Kathleen Hanna曾在台上让女孩们站到场地前排，因为那样她会感觉更安全；她对男孩说：“往后退，这辈子你总该谦让一次吧！”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音乐现场的身体冲撞，常常被乐迷视作是对权威的挑战，是一种“真乐迷”的仪式性行为，一种对音乐能量的回应。但它也可能是某种强制性的文化潜规则，是对“谁有资格站在最前排”的筛选。

虽然大部分观众并不会故意伤害别人，但受伤在冲撞现场时有发生。根据Safeconcerts的调查，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因为冲撞而导致瘀伤、割伤、骨折、脑震荡等。极端情况甚至会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不少乐队会在台上呼吁不要mosh或者跳水，但收效甚微。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而在一些人眼中，不参与mosh的人就不够“热爱”，甚至有人主张：真正勇敢的女性就应该加入mosh，这才是性别平等。

如果每个人对现场的期待不同，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的期待会被评价为“假乐迷”？这些暴力和其他场景的暴力有区别吗？这些身体冲撞的传统来自于谁，我有维护传统的义务吗？是什么驱动我参与身体冲撞，有更好的参与方式吗？我想要的友谊、归属、挑战，必须通过身体冲撞实现吗？我可以发起属于我的“传统”吗？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本文为上篇；下篇将聚焦中国摇滚圈的反性骚扰行动，并讨论如何举办一场性别友好的演出。敬请期待。）

提示：本文字数为13456，阅读约需35分钟。

“一只左钩拳直冲我的脸，身上的财物抢劫一空”，张可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三位同行者都被打、被抢，但只有一位上了新闻。” 2020年初，张可与三位女同性恋朋友戴着口罩走在街头，突然遭遇了暴力袭击。

类似的街头暴力，张可不止一次经历过。她注意到，施暴者总是挑选那些外表看上去比白人柔弱的路人下手，而东亚女性不幸总是成为主要目标。

这一幕来自记录疫情期间中国酷儿留学生处境的短片。全球范围内的反性别运动日益猖獗，英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正在高涨。来自中国的酷儿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尽管能在公共场合偶尔享受亲密，但这份脆弱的自由始终难以与内心的恐惧分离。

支持拍摄这部短片的，是一个名为“在英华语酷小组”的团体。

对于尚未在英国落下脚跟的华人酷儿，恐惧是生活的底色。移民、少数族裔与性少数身份的交织，加上语言和文化隔阂，酷儿们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正如张可的经历所揭示的那样，大家面对的，不仅是暴力袭击的突然袭来，更是被迫生活在某种弥漫的潜在威胁中，游走在无所不在的边缘。

2017年，林泽宁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读书。先前在国内作为草根行动者的她目睹英国讲华语的酷儿面临的困境，决定成立新的行动组织来填补真空。通过支持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华语酷小组正在努力提升讲中文的酷儿社群在英国社会中的可见性和代表性。

然而，酷小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有英国社会固有的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困境掣肘，酷小组作为一个草根组织的发展也如同摸着石头过河。

01. 少数中的少数

张可的遭遇并非个例。疫情暴露了英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据天空电视台请求政府信息公开获得的数据显示1，疫情蔓延之时，仅2020年前三个月，英国便记录了至少267起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相比之下，2019年全国类似事件在全年也仅有375起。

这267起事件仅是冰山一角——许多地区的警方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时的警方并没有针对“华人”进行专门的统计。在一些地区，“华人”甚至不被统计分类列出。在英国政府机关与警方的统计标准中，华人只是“少数族裔”这一大类中的一小部分。

这种数据上的隐形与忽视，反映了英国公共服务体系对华人群体困境的漠视与无知。直到2021年3月，英国政府才停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即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这一过于宽泛的分类方式。然而，即使这一称呼被废除，许多公共服务机构和媒体依旧沿用这一说法，仿佛“非白人”便已涵盖了所有不同的身份与需求。

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华人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遑论那些在统计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临时身份持有者——如在英的留学生和尚未获得英国身份的中国人。

疫情前，中国一直是英国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尽管疫情导致学生人数有所回落，但在2022-2023学年，仍有超过15万名中国学子赴英，占全体英国非欧盟生源学生近四分之一（23.25%）2。

然而，这一庞大的群体在英国的大学生活中却常处于边缘。《金融时报》曾援引一位曼彻斯特大学研究者的话，把中国留学生称作“不露面群体(a faceless group)”3。应对文化差异和适应困难，学校只会将大家引导至心理支持系统或咨询服务。但由于繁琐的官僚程序和语言障碍，能够成功获得支持的学生寥寥无几。

“我发现，许多华人酷儿在这里感到自己夹在数个世界之间——不属于中国的LGBTQ+群体，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找不到支持，并且也无法融入英国的LGBTQ+社区”。林泽宁曾在国内读完本科，来到英国读研究生，她深知性少数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孤立感，这是多重困境交织下的艰难处境。

即便有了小组，如何回应需求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社群成员的相互鼓励和信息分享下，酷小组才逐步拼凑出一套支持的方式。

“我们完全不知道遇到了种族歧视可以报警”，泽宇回忆，“这还是我们的一位线上伙伴提出的。” 疫情期间，泽宇能做的便只有建立起每周的线上社群聚会，邀请大家互助，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有亲历者报警后，警察能做的也只是作记录，既不能追溯到最早的歧视者，又不能给报警者任何实质性支持。

去年年初，酷小组的成员王然和伙伴们翻译了英国数家本地LGBTQ+支持中心的医疗和性健康指南，希望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便利。

“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资料给最需要的人”，王然坦言。完成翻译后，这些手册除了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读者，便鲜少有人问津。

02. 赋能在前，抗争后退一步？

类似组织手册翻译和纪录片拍摄，酷小组的活动围绕两个面向：文化艺术类主题，以及离散酷儿的生活支持类活动。

酷小组的工作起点直接源自社群需求。王然说，酷小组的活动很零散，但并非无章可循。很多时候是成员有了想法，泽宁便想办法和成员一起找资金，把项目落地。

酷小组支持的英国离散酷儿群体主要为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希望通过一种可以留存的方式为自己的社群发声，文化艺术类活动因此成为主流。一方面，这些活动内容是由留学生基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设计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为了留下作品，在各自领域中继续为性少数群体发声，例如投电影节、办艺术节，等等。

在来到英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意文化和设计类的专业4。202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1%，仅次于商科类专业。在英国的生活并不容易，离散酷儿在为自己的酷儿身份争取权利之前，往往更需要先解决身份问题或为下一步的人生规划做准备，这些需求可能更为迫切。

也或许正是因此，酷小组鲜少直接涉及政治和权利相关的抗议或行动。泽宇解释，小组并非在刻意去政治化，只是目前大家想办法留在本地已经十分不易，生活已经举步维艰。

“我们小组以前也举办过一些抗争主题的对谈活动，但从反馈来看，大家对文化艺术类或是情感支持类的活动兴趣更高。”泽宁解释道，作为无依无靠的留学生以及刚刚开始工作的新移民，生活、学业和工作本身已经带来了很多压力。如果再邀请要大家在周末参加一些沉重的、可能引发不适的话题讨论，“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来。”

与来英国的酷儿类似，许多华人新移民对政治没有兴趣。2024年英国大选期间，关注在英港人政治动态的组织V4HK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成来自香港的英国新移民对参与英国政治“没有政治倾向”或“不了解”5。大多数（66.4%）新移居的港人并未积极参与在英国的港人社区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忙于谋生和安顿家庭，无暇或无力参与社会行动。端传媒报道，一些持BNO移居英国的港人由于在香港受到的创伤，对政治活动彻底失望，因此选择远离政治6。

不过，泽宁通过观察最近酷小组的活动，发现白纸运动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越来越多的酷儿行动小组涌现出来，Instagram上的政治类账号也在增加。泽宁表示，“如果今后社群内有人希望举办一些抗争类的活动，我会支持这样的做法，一起寻找合适的资源活动。”

从档案来看，酷小组的行动即便有着类似主题——文化类、支持类——但却似乎很难成系统地持续办下去。它们似乎都仅办过一两次，而后小组就会转变方向做新的活动。

酷小组的工作方法更加强调与社群共创——在讨论中认识到真正的需求，并以此来共同生成活动。泽宁认为，酷儿行动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全职的行动者，而是要尽可能赋能更多的人，让大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长、需求和热情在自己的领域为酷儿发声：“我们所做的就是给更多人提供工具，让大家在各行各业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

李曦是在伦敦就读艺术硕士的应届毕业生，她将自己的毕业设计融入到酷小组最新开展的社区参与艺术项目中。今年下半年，她将带着这份成果参加国际艺术节，将这一声音带给更广大的受众，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这个项目持续数月，泽宁召集了十位东亚背景的伙伴一同进行艺术创作。与酷儿艺术领域的前辈彼此合作，每个人都以艺术为媒介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一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成长经历的伙伴表达了身在伦敦却饱受两岸身份政治、酷儿身份和离散状态交缠的痛苦，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艺术需要载体，而艺术也可以表达政治。记录本身就具有档案价值。”泽宁说道。

03. 融入本地生态的权宜之计

在伦敦学习商科的硕士生张同学曾以为酷小组会朝社会企业的方向发展。

英国的社会企业起步早、政策完备、监督齐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工党上台执政后，利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社会企业便成为了英国社会治理鲜明突出的亮点。随后的几十年的发展让英国社会企业生态，从社会公益目的的风险投资到能力建设，生态完备而多元。

张同学是参与酷小组活动的成员之一。她认为如果能够凭借翻译咨询服务，工作坊支持，还有付费的酷儿城市导览等项目，酷小组能够在商业上寻找到一套可行可持续的运作逻辑。

泽宁也曾尝试过。她曾注册了一家与酷小组无关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Interest Company），这是英国的一种社会企业形式，以此进行尝试。不久后，由于无暇顾及，再加上运营社会企业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公益，这让她感到无力，于是便完全停止了运营。

但注册公司也可以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许多身在海外、尚未取得身份的行动者而言，寻找能够继续留在海外的途径更加紧迫——这一点的重要性远超对商业化公益事业这一运营逻辑的探索。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想要合法留在英国有三条主要路径：毕业签证（Graduate Visa）、特殊技能工作者签证（Skilled Worker Visa）和全球人才签证 （Global Talent Visa）。毕业签证能让留学生毕业后暂留英国，但时间有限——即使是博士毕业生也最多只能获得三年，且还要支付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少数幸运者能够获得工签，但要获得长期居留权，则需要雇主担保至少五年。全球人才签证的要求之高，更是让泽宁感到艰难。

泽宁将机会瞄准了当时的创业签证（Start-up Visa）。注册过公司后，泽宁本人以此为平台接触到了英国的业界导师，成功获得了行业背书和推荐信，最终拿到签证，在英国继续停留。

然而，从2023年4月起，英国政府停止发放创业签证。符合类似条件的创业者只能申请创新创业者签证（Innovator Founder Visa）。相比原来的创业签证，创新创业者签证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持续实现高额盈利，或满足诸如在过去一年内获得一百万英镑融资等苛刻条件。对于民间组织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天方夜谭。

酷小组能够立足，实际上得益于其融入英国本地公益生态和LGBTQ+社群的努力。而这些工作，泽宁并未依靠公司作为平台来完成。

Consortium 是一家支持英国本地非营利性少数机构和组织的慈善机构。在 Consorium 支持的LGBTQ+组织网络中就有超过550个团体，但其中写明关注亚洲酷儿的组织仅有14个，其中大多数关注南亚裔英国居民或是母语已为英语的亚洲移民二代7。以名为“British Asian LGBTI community”的团体为例，虽然名字涵盖整个亚洲，但该团体的服务对象仅限于“年满16岁的南亚裔LGBTQI社群”。在这个网络中，针对讲中文酷儿的组织几乎是空白8。

“不是我们需要融入英国的行动生态，而是这个生态需要我们。”泽宁这样解释酷小组的存在。尽管许多LGBTQ+公益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白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歧视华人。相反，很多组织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接纳和包容不同肤色的社群。

王然曾在一次和酷小组组织的艺术活动后偶然遇到了另一个在英国支持东南亚少数族裔的社群组织的传播负责人，交谈甚欢。对方的社群想要在东南亚移民之中做酷儿相关的活动，而酷小组也想支持更多东南亚华人。若不是机缘巧合，双方都不会意识到彼此有类似的愿景。明年，酷小组即将和东南亚的社群开展合作。

2018年，英国最大的LGBTQ+慈善机构石墙（Stonewall）宣布终止赞助伦敦骄傲节9，批评其缺乏多样性。石墙转而支持交叉性更强、覆盖非白人酷儿社群的英国黑人骄傲节（UK Black Pride）。

黑人女同性恋者菲尔女士Lady Phyll在2005年召集了英国黑人女同性恋在线小组的伙伴，包了三辆大巴车开往海边。这场草根聚会最终发展成欧洲最大规模的少数族裔LGBTQ+骄傲节。酷小组也曾在黑人骄傲节上展示了华语社群的面貌，为华人群体增添代表性。

与之相比，广为人知的伦敦骄傲节更像是一门生意。每年的参与者远不止三辆临时大巴车那么简单——大公司会用花车、精心装扮的货车、热气球来承载公司方阵，或巧妙利用骄傲节的游行做营销，发展粉红经济。

今年，想要在这个以“可见性、团结、平等”为核心价值的骄傲节上获得一个展示摊位，需缴纳从250英镑到5000英镑不等的费用。已经注册的公益机构若想以方阵形式参与游行，还需为每位参与者缴纳7.5英镑的“腕带费”10。

酷小组参与游行时，没使用任何已注册的名称，才得以作为民间社群免费参与。泽宁解释，就连这份免费参与的名额也是各个草根组织不断争取的成果。

近年来，许多英国本地的性少数草根组织发起“反骄傲节行动”，批判这一活动被商业化“粉饰”，失去了原本的抗争精神。2023年的伦敦骄傲节曾被行动者扰乱，行动者们在游行队伍中抗议应为气候危机负责的石油企业和曾将跨性别赶下飞机的航空公司竟成为了骄傲节的大额赞助商11。

6月29日的伦敦街头，在两辆巨型花车和穿戴整齐的乐团之间，酷小组的队伍显得十分草根。音箱是当天从一位伙伴家里借来的，用行李带紧紧绑在手推车上。标语是用废旧纸箱、旧衣服和布料来制作的。最大的物料——一面彩虹旗——也仅仅覆盖半个身子大。

对于第一次出国的留学生来说，直面“骄傲游行”是极富冲击力且充满复杂情感的经历。泽宁回忆起自己刚来伦敦时看到游行，感叹在这里可以“明着骄傲”，却又惋惜地想到，这样的骄傲或许只属于欧美国家，而不属于自己。哪怕骄傲节已如此商业化，泽宁还是会说：“参与游行本身就是对我们社群需求的直接回应。”

酷小组成立后，正是希望在伦敦骄傲节上让这些同胞看到，自己的、讲中文的身份认同也同样值得骄傲。队伍中，发色各异的中国酷儿高举标牌。一位女生在脸上涂了彩虹，把她创作的硬纸板高高举起：“让我们看看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

小红书上的网友看到这一幕，把骄傲节改称“酷儿春节”。在这个海外留学生常用的中文社交媒体上，留学生参与游行的相关贴文和视频一度流行。视频中，镜头不断拉近每块中文标牌，配乐是音箱外放的蔡依林，混杂着街头的欢呼声。

“在游行中，我能看到参与伙伴脸上的骄傲和能量，而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从‘别人的游行’到‘我们的游行’的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原来我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欢呼。”泽宁说。

04. “愧疚换内疚”

然而，在英国参与骄傲节并不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在英国从事行动仍然会面临来自“可疑人员”的压力。

不到24小时，小红书上关于骄傲游行的所有内容便被审查并下架。不止一位酷小组的游行参与者告诉莽莽，小红书上的贴文往往会直接拍到人脸并上传，这对参与者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酷小组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经常会有“可疑人员”对小组成员拍照。成员们介绍，这些可疑人员会在小组活动时变换角度，尽力拍摄每个人的面部信息。一旦拍摄完毕，这些人便会迅速离开，毫不关心小组外正在进行的活动。

尽管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找到参与游行的成员问话，但海外华人社群中的“恐惧文化”真实存在。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发现，关心民主议题的中国留学生时常在海外生活在恐惧之中12。一方面，在公共集会露面的学生担心中国当局或其代理人的监控，即所谓的“跨国镇压”——曾有学生在参加集会后，消息迅速被报告给了其在国内的家人。另一方面，留学生也担心自己参与活动后会被身边的中国同学举报。

泽宁深知这种风险。为此，每次举办活动前，她都会设置报名表，首先过滤掉酷小组认为可疑的人。这是举办活动前必须考虑的一部分，属于风险评估的内容：“可疑的报名者通常非常明显：用词充满了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甚至会令人不适——比如称自己是‘变态人’等，这样的人我们肯定会保持警惕。”

近日，泽宁在英国本地的社群放映酷小组新支持制作的纪录片。纪录片介绍的是一位中国一线性少数权利工作者小王移居英国后的生活经历。

会后问答环节，一位白皮肤老者先是表示故事主角在中国处境的同情，但最后却补充一句，“主角现在居住在英国，我真是欣慰——可以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I’m so glad that they are now living in the UK, and they can have a happy life here.）”

在这部纪录片的梗概里，导演用了这样的描述：为了逃离重重压力，小王来到了英国。但实际上，主角小王来到英国的原因并非政治性“逃离”——求学才是其主要目的。录取小王的英国学校给予的丰厚奖学金才是决定性因素。

英国本地英文媒体在报道中国酷儿留学生在英国的遭遇时，往往带有一些预设——也许是为了方便本地读者理解、节省交流成本——从而将大家来到英国的决定简单化为一场逃离。这些预设不仅把中国描绘得如同人间地狱，还浪漫化了英国，营造出一个自由、民主、免于压迫的假象。

现实中，在中国生活的性少数伙伴远非每日都处于监禁般的折磨中——这样的描述不仅加深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导致中国留学生需要应付更多歧视，还或多或少忽视了中国国内那些正在前线努力创造空间的行动者们的努力。

在工作中，泽宁经常在酷小组的活动中被问及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一方面，许多本地人在问这些问题时往往带有非黑即白的预设，另一方面，泽宁在短时间内很难用流利的英文并且有理有据地回应这些问题带有的复杂性。

“我很想念在国内做草根运动的日子，那时我们相互支持、共同创造空间。”泽宁回忆道，“但现在面临新的困境，我感觉自己仿佛更加孤立无援了。” 离开国内一线行动者之后，泽宁常常陷入“愧疚换内疚”的复杂情感中：为自己离开中国行动一线的决定感到内疚，但同时也被深深的愧疚感包围——这种辜负期待、羞愧于自己仍然无法更好地支持海外华语酷儿的现状。

王然曾在国内做性少数性教育宣导的工作，直接和受支持的伙伴面对面获得的成就感一度是他的动力来源。但来到英国后，他却发现在大洋彼岸的行动者“每天的活动就是和大家一起玩乐”。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多元政策写入法律的英国，政治运动早已不是本地性少数支持机构的主要目标。

这种怅然若失让王然心有不甘。身在海外，自己难以继续支持那些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伙伴。而融入本地的酷儿骑行、绘画等活动时，王然也会意识到自己作为外来人的局促，仿佛永远无法说同样的语言。

在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泽宁也一直受到社群伙伴的支持，认同最有意义的行动是首先要做到自我照顾：“先不求多大的社会影响，更要紧的是照顾好自己。”

自我照顾包括许多层面。泽宁认为最重要的照顾则是选择做自己认同的行动、有意义感的行动。面对西方观众带着片面刻板印象的提问，泽宁先前会费些口舌，尽己所能解释新移民的困境，时常陷入内耗。

但现在，泽宁更多地从个人经历和个人故事入手。她并不奢求对方完全设身处地地共情，只希望自己能够讲出故事的意义。泽宁说：“这种教育公众的成本还要由我们这种弱势群体来承担，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目前，她的工作重心放在支持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上，而不再为那些听不进不同声音的人消耗精力。

正如女权主义者奥德雷·洛德所言：“自我照顾并非自我享乐；这是对自己的保护，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05. 不稳定的未来

泽宁每天都要面对崩溃。

采访前一天，泽宁刚刚与即将离开英国的伙伴告别，“每年暑期这样的场景都会发生——留学生毕业后如果留不下来，就必须去别的地方闯荡。” 对于泽宁来说，这意味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支持网络突然消失。

毕业后留在英国的留学生是少数。2024年春季开始，保守党旨在遏制移民的政策把获得英国工作签证的最低薪资门槛从£26,200直接上升至£38,700。而2023年英国全职雇员年收入的中位数甚至不到£35,00013，可见获得工签门槛之高。更不用提显性或隐形的歧视、职场和社交文化差异、口味相差甚大的食物、难以适应的阴郁寒冬，这些都在削弱留学生留在英国的意愿。

2018年，黄奕安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一所大学成立了东亚东南亚酷儿小组，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并依托大学和本地LGBT中心的空间聚集起能够讨论多重困境的同胞。然而，黄奕安在2019年毕业后离开英国，虽然如今小组成员仍然多达三千人，但小组再也没有组织过常规聚会活动。

正是目睹了这种不稳定性，让泽宁看到了在英华语酷小组存在的必要性。泽宁介绍，每年英国各地的大学社团里，总会有一些华语酷儿小组出现，但这些小组往往随着主持社团的伙伴离开英国后解散。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每次支持的成果都需要重新筹备，耗费大量重复劳动，也不利于持续有效地支持到本就少数中的少数的酷儿群体。

虽然海外酷儿团体相比国内有更多元的资金申请渠道，但对于专门支持华语酷儿的草根小组来说，生存依然充满挑战——人员流动性强、资源匮乏。

“我更青睐草根运动，甚至强烈反对将社群运动营利化。”目前，泽宁认同酷小组依然以非注册的非营利的草根组织存在。为了能够在英国留下来，泽宁不得不靠一份与小组无关的全职工作维持生计，而这本身就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王然回忆他与泽宁每次见面的日程，无论相约在什么活动中——午饭、咖啡，或是看展——泽宁总是在忙碌：完成本职工作，写资金申请，或是在策划组织新的活动。由于大部分志愿者都或忙于生计，或忙于学业，酷小组的八九成工作都是泽宁一个人在推进。而这一切的代价则是泽宁一个人过度劳累、精疲力竭。

面对人员流动、资金不稳定，酷小组的成员曾讨论过小组的下一步——是否需要注册为慈善团体（Charity）。这是直接从一些可申请资金的要求中受到的启发。根据英国的慈善法，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机构地位14。

注册为慈善组织将使小组更容易申请更多元、更大额的资金和资源，方便筹款。这样以来，小组可以有资格雇佣全职和兼职工作者，从而减轻人员流动的压力。

机构化的公益事业和草根运动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受资助的慈善团体需要配合捐助方和资方进行官僚的审计和尽职调查，而这些面向大企业反欺诈和反洗钱而设计的流程往往对慈善组织不友好15，反而可能耗费更多资源。在英国，小体量的慈善团体还要不断经受资方的“去风险评估”，或是对其可持续性的拷问，甚至限制业务关系16。

2022年，一项专注慈善有效性和公民社会的团体研究称，英国许多基金会捐赠流程效率低下，捐助流程不透明，“申请五百英镑的资助需要填写长达60页的表格”17。有研究还指出，英国的慈善机构每年花费9亿英镑向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申请资金，而这其中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拨款申请被打回，不符合资格——这意味着慈善团体的资源被大量浪费18。

对于英国社会的少数族裔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疫情期间，一笔面向英国少数族裔的紧急救助基金，申请金额超出预算七倍19。这样的现象凸显了少数族裔多年来一直饱受资金不足的困难。

作为对照，许多改变欧洲社会现状的社会行动均是草根发起。从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参政运动，到2018年夏天如Mediterranea等草根行动组能够直接帮助地中海上寻求庇护的个体，这些塑造欧洲公民社会的力量均由非正式行动组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研究指出，非正式、非注册的行动往往更能关注身处困境的个体，而机构化的慈善团体则可能被期待由某个特定个体来代表困境的社群20。同时，机构化团体更有可能被政府资金收编，并且在行动时由于担心机构的名声和未来发展而束手束脚。正是这些非正式、非注册的行动者能够“像水一般”灵活而直接地回应最需要支持的个体，在正规团体之外成为欧洲公民社会矫正民主的强心剂。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华语酷小组灵活地支持了不少酷儿个体。问及如何评估行动成效，酷小组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声音——通过反馈来判断参与者是否得到了支持。

如今，如水一般的酷小组，却在缺少资源和固定人员的重重压力下，在试着探索机构化之路。

即便如此，泽宁仍然把每次行动的目标设定得尽可能小而务实：“社会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行动如果能够影响到一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就已经非常重要。”◼︎

（注：为了保持匿名，文中提及人物皆使用化名。可反向辨认的事实细节曾经过模糊处理。）

注：本漫画分为纸刊版和网络版，取材于同一脚本。纸刊版请见莽莽Vol.3《好彩！酷儿声音》，本篇为网络版。

「点儿」是同志人群聚集活动的场所。在上世纪，于这些场所里流连的同志，常常需要提防警察。1979年始，刑法中规定了「流氓罪」；有许多警察对这些场所进行蹲点，对其中的同志人群以流氓罪名进行拘捕，后者不得不接受劳动改造。「从异性恋，尤其是从警察的角度来看，被逮住的同性恋者就如一些笼子里的猴子。」王小波在小说《似水柔情》里写道。

同志人群在「点儿」获得的感情与共鸣，深深压抑在严苛的法律、二元的异性恋框架、沉重的社会期待之下。Ta们走入异性婚姻，可能被迫与自己的情欲切断，也因此衍生了新的悲剧。

将这个陈年的故事漫画化，是编辑部尝试对历史做的一次回应，也是对老年男同志的回忆做了一份存档。在当下，也许婚嫁并不算是年轻性少数群体的首要困扰，但当我们回溯这一段微小的历史，发现个体从婚姻里解绑并没有那么容易；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个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那么成熟，仍有许多人在与家庭和婚姻的结构缠绕，难以袒露自己的情欲指向。而我们要做的，便是一次次去言说和呼吁，让个体「出柜」不再那么困难；让个体对生活的选择，可以再由心一些。◼︎

提示：本文字数约6700，阅读约需20分钟。

01.逃离县城之后：我的“酷儿”生活是否真实

我从来不敢称自己为“酷儿”。

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时我十五岁，在县城里唯一一所重点高中上学，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写不完的试卷。那里的一切都是灰扑扑的，街道、楼房以及满脸痘痘的我自己，都暗淡得不会有故事发生。那时我开始听摇滚乐，这是我能找到的和自己的生活最遥远的东西了。然后我开始了解六七十年代的亚文化历史，开始读“垮掉的一代”，就是这时我学到了“酷儿”这个词，它是威廉·巴勒斯一本小说的名字。但我不觉得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欣赏那个时代的摇滚明星们性别模糊的气质，从小就被父母批评“不像个女孩”的我从中看见了另一种性别表达的可能性。那时候我还迷恋一个重点班的学姐，在灰暗的县城里，只有她是彩色的、明媚的，我甚至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她是这里唯一光亮的存在。这是喜欢吗？我喜欢女孩吗？十五岁的我不敢肯定。

高中时我已经通过网络了解到了性多元群体和非规范的性别表达，这些对于我、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都是陌生的，甚至过于前卫的——我无法想象性多元群体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要如何生活，父母辈说起“同性恋”，都和“变态”、“人妖”挂钩，大多数同学们也只是会谈论耽美和同人小说。我的年级当时已经有一个在同学之间公开出柜同性恋的男孩，而在他出柜之后，基本上就只有女孩会愿意和他玩了。那时候我被认为是“很酷的女生”，因为孤僻不爱讲话，又留着短发、总是穿很宽大的格子衬衫和乐队T恤，也被一两个女孩表白过，但我都惶恐地拒绝了——因为我根本不敢确定自己的性取向。我喜欢过男孩，那应该不是女同；至于双性恋和泛性恋，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太过“时髦”了，我不敢去猜想。

后来我到了大城市读大学，认识了新的朋友，慢慢敢于确认自己的泛性恋取向，也努力想让自己拥有年少时欣赏的那种性别模糊的外表。但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是“酷儿”——我见到的那些会自称“酷儿”的人，都活泼、漂亮、擅长社交、在很贵的酒吧聚会、谈论复杂的学术名词，ta们大多都出生在一二线城市，有着相对优渥的家庭背景，可以接触到更多文化资源，可能上中学时就已经获取到了社群的支持和帮助。在ta们面前，青春期的匮乏给我留下的自卑总会无限放大，让我不敢使用和ta们相同的指称。我知道我不应该从ta们的外在表现就去判断ta们没有经历过匮乏与挣扎，我知道痛苦是不应该拿来做比较的，但阶级差异就是事实。在我终于经历了高考、来到了大城市、远离了极端保守的家庭、接触到同温层伙伴之后，阶级差异反而更明确且更残酷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闪电的高中时期和我一样，深陷在“我是否真的像喜欢男孩一样喜欢女孩”的身份认同困境里，刚上大学时，甚至还会担心室友发现自己的性取向而被排挤。同样是在进入大城市、接触到酷儿社群之后，ta才在其他伙伴的帮助下终于确认了自己双性恋身份的有效性。不过ta没有我这种“不敢说自己是酷儿”的心态，而是在完成身份认同之后迅速且积极地进入社群之中——尽管后来在那个社群里遇到了很多不愉快，但当时第一次接触到其他性少数群体的ta会觉得“也许这里是唯一愿意接纳我的地方”。

同样和我一样，闪电也是从小地方来到一线城市读大学，并在接触到大城市的性多元同温层之后，因为和其他人的阶级差异而产生了自卑。ta进入那个社群时即将大学毕业，正面临着找工作的烦恼，然而社群内部的伙伴没有一个上班，要么是还在上学、要么是没工作父母也愿意养着、要么是在准备出国读书。其他人似乎不需要为生存发愁的状态让ta产生了很大的同辈压力，身边很多朋友都有留学经历——这更加重了ta的焦虑。闪电从小跟着在外打工的父母四处搬家，中学时也曾因为和本地同学的经济差距而自卑过，出国留学对于刚来到大城市三四年的ta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像我们这样，从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做题家”，出国留学常常是一种近乎执念的幻梦——在上大学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原来有些人可以不参加高考，在本科阶段就出国读书的。和另一位朋友小卡聊到酷儿社群内部的阶级差异时，ta也会拿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来举例。相对来说，小卡接受自己性少数身份的过程还算比较顺利，高中时就发现自己可能是女同性恋并开始和女孩谈恋爱，也不避讳让同学甚至家里人知道，后来又出柜了泛性恋和非二元，也会习惯自称酷儿，因为“这样就不用解释一大堆其他名词了”。

但或许正是因为完成身份认同的顺畅，小卡在进入酷儿社群之后感受到的阶级区隔更容易唤醒ta的创伤。小卡也来自县城，年纪很小时父母便离婚了，父亲为了躲债去了外地，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四处打零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公外婆在照顾ta。因为贫穷和操劳，小卡的母亲脾气越来越暴躁，亲子关系也愈发紧张，按小卡的说法，“前二十年跟我妈吵架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穷”。因为这些，ta从小的目标就是离开这个县城再也不要回来。后来去了离家很远的城市上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离家更远的一线城市工作，也就是在这里，小卡开始接触到当地的酷儿社群，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有次ta去当时的女友家，发现对方家里请了家政阿姨，ta顿时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曾是家政工，感到自己现在似乎处在了从前的对立面，这种改变甚至会让ta怀疑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小时候梦想的生活是否真实。

小卡说起自己刚到那个一线城市的时候，可能是想要补偿自己成长经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ta产生了强烈的社交焦虑，近乎饥渴地想要与更多人接触、生怕错过了什么有意思的的社群活动。又因为之前不认识什么酷儿朋友，刚刚进入社群时，觉得所有新的人和事都是好的，ta那时就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和有些新朋友之间存在阶级差异，为了融入社交圈，和这些人接触时小卡往往会回避谈论自己的家庭。时间长了，ta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某种割裂，“相对于一些人来说，我获得了更多认知层面的资源，但是相对于另一些人我又缺少很多东西”。

或者说，我们从小就因为自己“异类”的身份拼命想要逃离县城，而在我们真正逃离、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生活、找到了属于“异类”者的社群之后，却发现这些东西似乎并不真正属于我们。青春期的匮乏带来的自卑、扭曲和创伤已经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我们无法活在爱与关怀的同温层泡泡里，因为酷儿的共同身份并不能掩盖阶级鸿沟的存在。

02.“被看见”还是“被商品化”？

我、闪电和小卡都是相对幸运的，我们获得了走出小地方的机会、拥有了能接触更多信息的受教育水平、找到了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的伙伴，而那些没能走出小镇的酷儿呢？几年前回老家时，小卡试图用女同交友软件认识当地的性多元群体，想知道有没有在小地方建立社群的可能性。但ta发现，软件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太关心我们熟悉的性多元伙伴们会关心的那些社会议题，基本上也都没有且不打算出柜，年轻的想去大城市发展，年长一点的很多已经选择形婚。对于她们来说，与主流不同的性取向更像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例外。

在中国主流传统思想所规定的生活里，性多元是不存在的，小地方的闭塞环境使人更容易受主流保守思想禁锢，即便互联网时代要获取信息已经相当容易，但大数据形成的信息茧房只会令人更难扩充认知边界。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熟悉的那种“社群经验”是无效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我们自以为的同温层社群事实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人群才是中国真正的大多数，而这一部分人里的性多元群体从来不会被我们建立的同温层社群所触及。

那么ta们是酷儿吗？现在，酷儿已经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名词，很多时候，我们使用它只是为了更方便地概括各种性多元群体，如果我们选择“不符合主流异性恋制度规范”这一最简单的定义，那么似乎只要不是顺性别异性恋，都可以算作酷儿。但事实上，当我们在说起“酷儿”这个词汇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在脑海中预设一个模糊的形象：身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高、年轻时尚——这种预设的形象本身就契合了另一种主流制度规范，它暗含着对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的要求，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尚且可见的酷儿场景都是对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有要求的。由于酷儿社群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这些社群办活动有时会借用书店、咖啡馆等场地，这就意味着需要收取入场费，在一系列环节里，生活在大城市、能够获取此类信息、可以交入场费，每一步都是一个门槛。再加上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权利诉求无法言说、社会行动被全面禁止的环境下，派对文化可能已经是最普遍的酷儿场景。尽管派对文化在历史上与有色人种酷儿的斗争密切相关，但作为舶来品，它只能局限于大城市、且具有较高的消费门槛，因此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们基本上也只能见到“身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高、外表时尚”的酷儿人群。

类似的情况还有ballroom文化。ballroom文化最初在十九世纪末出现时，有色人种酷儿社群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人会收留其他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从而形成了house（家族）的概念，ta们会为house取名、一起参加舞会为自己的house取得荣誉。而当ballroom文化进入中国时，其LGBTQ亚文化的性质还是决定了它在中国很难进入本土大众的视野，这也就意味着，国内最早接触并发展ballroom的一批人仍然是拥有文化特权的城市中产。Ta们沿用了house的说法，但此时这已经仅仅只意味着一个品牌，ballroom文化中原本最重要的边缘人互助、chosen family在这里只剩下了华丽舞会的消费与娱乐——尽管这其中部分原因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国内ballroom活动的宣传只能选择去政治化地强调“舞会”和“派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拿审查作为自我阉割的借口，ballroom原本是底层，尤其是底层有色人种酷儿创造的文化，所以它的中产化格外值得令人警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仍然能在个体层面上起到自我赋权的作用，而且近几年随着ballroom文化的知名度稍微有所提高，也逐渐有了一些以性工作者为主的底层跨儿开始参与其中。

不过，新自由主义下酷儿文化场景的中产化、娱乐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并不是例外。小卡目前生活在一个在大众印象里非常LGBTQ友好的国家，而当随着对当地的了解逐渐深入，ta才发现这种“友好”更多只是为游客打造的消费天堂的假象。聚集了世界各地游客的gay吧和红灯区彻夜狂欢，然而就在不远处，棚户区的本地居民却因负担不起空调和住房而备受煎熬，这样极度割裂的情形让小卡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当地朋友也向ta表达过，如今的骄傲节已经高度商业化、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不仅由政府官方组织，还有大量品牌赞助，也少有实际有力的诉求，比起游行，更像是一场提供给游客的联欢晚会。这让小卡也开始思考，似乎骄傲节并没有帮助到最迫切需要它的人。

同样，全世界的骄傲节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每年六月到七月，你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彩虹色招牌的麦当劳和丝芙兰，彩虹经济已经成为了明明白白的流量密码，这不仅掩盖了性多元群体漫长的斗争历史、回避了关键性的平等问题，更是通过消费性多元身份而使得该群体中在阶级、种族、性别等其他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一部分人更无法获得能见度。

今年，西班牙的马德里骄傲节因其海报受到了各大左翼媒体的批评，因为海报元素只有酒杯、高跟鞋和避孕药——教科书级别的对LGBTQ的去政治化方式与同志刻板印象：挑选出酷儿文化中“无害”且具有商业价值的那一部分进行宣传（如派对、drag装扮和性自由），而对权利斗争只字不提。当地左翼也从十几年前就因不满官方骄傲节的商业化而开始自发组织“批判骄傲节”游行，ta们的诉求。

但即使是批判性的骄傲节，仍然是发生在大城市里，尽管能起到传播理念、提出诉求的作用，而对于生活在偏远地区、缺乏教育与文化资源、可能还在自我身份认同中挣扎而需要帮助的酷儿，ta们仍是无法被触及的。

03.彩虹经济下，穷酷儿去了哪？

在国内的酷儿运动/社群里，阶级一直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话题。事实上，国内的酷儿运动一直以来都是中产主导的，包括十多年前最早的同志/酷儿社群的建立，从资金来源到运营经验，实际上都受到了许多西方活动家的帮助，这样的背景本身就带有精英色彩。再加上此类社群通常都集中在大城市，吸引到的群体自然以城市中产和高校学生为主。闪电和小卡也都提到，和一些社群伙伴相处时，发现ta们对底层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也较少有从阶级角度考虑问题的意识。与此同时，那些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参与者一般来说往往也因为不需要承受太大的经济压力、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群活动中，自然也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和更多话语权。

能够被看见的底层酷儿可能只存在于纪录片导演的镜头里，比如《二毛》，拍摄的就是一个来自四川农村、幼年丧父、小学辍学、在深圳务工的跨性别女性。她最初在夜总会做“反串”表演，后来大量城中村的舞厅、夜总会被取缔，她和男友一起回到老家，想要“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却发现自家宅基地被邻居侵占、又由于跨性别身份被村民排挤，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再回到深圳进厂，却在去医院取出多年前隆胸的假体时被告知已经感染了HIV。影片没有拍到的是，几年后，二毛独自死在了老家的出租屋里，这样的故事是中国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边缘人被社会从各个方面逼上绝路。影片开头拍摄的世纪初欣欣向荣的深圳，数不清的舞厅和夜店里都有反串表演，这些演员里可能没人知道ballroom、drag queen，可能都和二毛一样怀揣着一个“攒钱做变性手术”的梦想，也可能真正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寥寥无几。

二毛出生于1981年，是在16岁来到深圳、结识了同为跨性别的朋友之后才知道这一概念并确认自己的跨性别身份。现在更年轻一些的跨性别群体可以通过网络更早地了解到这些知识，但这也就意味着，出身底层的跨性别群体很可能会在少年时期因为自己非常规的性别表达而被父母送去扭转治疗。

讽刺的是，最具能见度的城市中产酷儿，事实上可能只是酷儿群体中的少数。许多酷儿不仅在成长过程中会因为自身性别表达的不规范而遭到霸凌，还极有可能会因为造成心理创伤乃至精神疾病，导成年后无法熟练掌握社会化技能、或无法顺利完成学业，更难以找到一份薪资优渥的工作。甚至还有因为出柜被父母赶出家门的酷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这样的青少年没有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无法接触到社群的帮助，ta要走向何方？

在这样的处境面前，我不认为来自城市、出身中产的酷儿与ta们同属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我不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酷儿共同体”，酷儿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仅仅是阶级，种族、性别以及身心健全与障碍等各种层面都存在着相对拥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虚构一个美好的共同体反而只会遮蔽更多边缘人的苦难，将能见度集中在社群内部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城市中产身上，从而造成更多的不平等。更严重的是，权利斗争中阶级视角的缺失很容易将个体身上的结构性困境导向新自由主义式的“还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正如女权主义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中产白人女性垄断，“lean in”式鼓励个人奋斗而忽视体制问题的女权主义备受推崇，在酷儿运动历史上，同样长期存在着对顺性别男性和城市中产群体的倾向，任何一种争取权利平等的运动如果缺失了与其他维度的交织性，便会在运动或社群内部形成新的不平等。

相比起世界各地都同样存在的种种现象，中国的特殊性则是还有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一方面酷儿本身就因其违反异性恋规范、影响国家对人口和生育的控制而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另一方面，这几年来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打压愈演愈烈，很多NGO自身生存状况也举步维艰，如果想要进行一些关于酷儿与工人阶级交织性的实践活动，或仅仅是去探讨酷儿在性别身份和经济阶层等多方面承受的多重压力，都具有极大的难度和风险。事实上，这也是国内酷儿运动/社群形成如今倾向于小圈子化、私人化，而缺乏公开性与公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作为个体很难与国家机器抗衡，但我们在做的，如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所说，是“缓慢凿穿硬木板的工作”。早在将近十年前，两位美国学者Amber Hollibaugh和Margot Weiss就提出了“酷儿经济正义运动”的概念，ta们认为，经济问题与性别、性、情欲都息息相关，真实的酷儿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都处在社会中下层，而“同志富裕神话”——即同志或酷儿在大众刻板印象中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白人——掩盖了经济问题的存在。这也是今天同样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且需要改变的事情。

“酷儿经济正义运动”的关键在于，将性与性别、种族、阶级等歧视之间的关联明显化——只有当更多人意识到交织性的存在，才能有更多穷酷儿被看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出美好但虚幻的同温层泡泡，从看见社群内部的差异开始，试着去看见、并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无法进入舞会和酒吧的酷儿。◼︎

原创插画 / 窝窝头

注：本文为节选版，以供试读。完整版请见《莽莽·好彩！酷儿声音》纸刊。本文字数约10,000字，阅读约需40分钟。

为保护隐私，受访者均使用化名。致敬所有参与访谈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勇敢和真诚；亦感谢所有为保存中国/华语酷儿资料所努力的档案库、口述史、媒体、纪录片工作者。

1997-2005 初见雏形

1997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人群还面临着“流氓罪”的抓捕和检控，直到这一年的刑法修改，“流氓罪”这一巨大的口袋罪被修改、分解，同性性行为才不再被视作犯罪。但是，“流氓罪”分解后的“寻衅滋事”和“聚众淫乱”等诸多罪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仍然成为性少数人群和公民行动者的梦魇。

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和双性恋划去，被视为同志去病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它保留了“性指向障碍”，强调因性倾向而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亦包含了“性身份障碍”，也就是跨性别者。这一诊断标准在中国精神科学界占据了多年的位置，导致对同志和跨性别人群的“强制治疗”从来没有彻底取消。

然而，在这些罪名和病名之外，同志的活动一直存在着。规定和标准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志的结群是自发有机的生命活动。

如要从千禧年前讲起，全国各地的同志活动程度开始兴起，但活跃程度大不相同。在较为活跃的北京，1998年前后已形成了一些自发的拉拉线下聚会小组。还有一本面向拉拉社群的杂志《天空》在同年创刊，内容包括女同志的情感和相关资讯，在社群内流传。本着鼓励更多同志“走出来”的目的，北京地区还开设了一个以BP机为载体的“99575同志热线”，它曾登上《希望》杂志的一期同性恋专题，在得到曝光后，拨入热线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新世纪前后，有一些酒吧作为同志的线下空间逐渐发展起来。如北京的枫吧、成都的月恋花等。

同志的公共活动从最开始就面临着与官方的拉锯战。2001年，北京姐妹小组主要参与筹办的女同性恋文化节就遭到了警察的压力，包括封锁现场、核查现场同志身份，还有对主要组织者的问话和持续监控。尽管这次文化节最后缩小为私人家宅中的内部活动，但警察的介入也让许多参与者对聚集一事心存疑虑，不再加入社群活动。

在2002年，生长在更远的北方的张承才读到了一本小册子《朋友通信》，它创立自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的医学专家张北川。这本刊印的册子以同志、艾滋患者、卫生界和学术人士为目标受众，包含艾滋知识的科普，也有同志情感内容。尽管发心于对健康生活方式、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公共卫生目的，这本册子中呈现的同志话题，对张承来说却“似一盏指路的明灯”，因为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信息实在太少了。彼时，张承没有接触过艾滋病患者，只听过如“狼来了”一般的传闻。同志们也是靠小圈子线下互动，或朋友介绍。同志个体在公园、浴池、公厕小心谨慎地交流，如果某个同志要去外地，可能靠朋友手抄的地图去找人。张承联系上张北川，开始在自己的城市派发这本杂志。

更多地区仍然是难以有同志现身的。随着互联网发展、网民数量的增多，不少同志交友网站为同志开发了一片足够隐匿、又可以进行个性表达的领域。“花开的地方”就是一个规模很广的网络平台，自2002年始，它成为女同志搜索信息、浏览新闻、在论坛里交友聊天的重要虚拟场所。早期的网站使用者并不会太过暴露自己，都隐匿在网名之后；随着网站发展，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在这里表达自我，发表自己和伴侣的生活照片。网站亦有聊天室，从文字发展为语音；还做过一档声音节目，一开始是录播作品，类似于当下的播客，后面发展出直播，有了与听友更直接的互动。网站上同时登陆的人次通常可达上千人。这一网站于2008年正式关闭，彼时网站用户达到了八万余人。

同志组织也零星兴起，在高校和青年人群体中，已经有一些成形的组织和社团，在其后的同志运动中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例如于2004年成立的中国青年网络，就在中国计协和联合国机制的支持下，开展性与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倡导权利的工作，也形成了一定的培训体系；复旦大学的知和社、中山大学的彩虹小组分别在2005和2006年成立，从学生的角度开始关注社会性别议题与实践，在校园的一角撑起彩色的空间。

2006-2008 空间的扩张

资源与串联

据张承回忆，2002到2006年之间，全国各地的艾滋组织也难有经费。张承的组织直到2005年才拿到一些钱租起一个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个共用的小灵通电话，大家在这里轮班接听，提供热线服务。2007年后，支持中国LGBT的项目涌入，更多同志组织逐渐出现，活动频率增加、受众越来越广，也催生了组织间的联系。

连结之间亦有分化。女同志一直尝试开启自己独立的大会，做各地小组的培育。在中国中部开展拉拉小组工作的严瀛自白道，自己与北京地区的拉拉小组相比，要更加草根，缺少对NGO运营和筹款的知识和技能；在国际层面上支持女性的基金会也较少，自己作为忙碌的在地工作者，更是缺少精力和足够的语言能力向基金会展示自己的工作。

这也体现了培训和聚会的重要性——能够串联各地，分享彼此的专业知识。在2007年7月的珠海，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和北美的拉拉志愿者聚合在一起办了一场拉拉营，包括跨性别伙伴的参与。在杂志《Les+》第11期里就记录了：

Sam说：希望这次大会就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为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大家大笑又哗然。这里应该请政治背景不同的海外朋友谅解，但是相信这次大会撒播出的星星之火，确有燎原的希望。

大家在这场培训营里介绍各地区的同志运动经验，也讨论了身份认同、家庭经验这样的同志社群基本共同问题，双性恋和跨性别的多元性别光谱，文艺、法律、媒体技巧等运动策略。四天时间的议程排得很满，还会见缝插针利用每天结束后的时间，来鼓励在场的伙伴向大家介绍和发起自己项目的小额筹款环节。在正式议程之外，也有“开心谈性”的夜间环节，与在场伙伴约定“将所有的交流留在这个空间里”之后，大家的性欲、性幻想和性经验得以放至这个空间内展开讨论。在社会氛围仍然对性讳莫如深的当时，这是难得的一次实践。

在港台的志愿者看来，同志运动很辛苦，已经做了十几甚至二十余年，和各种反对势力周旋已久，而眼前的中国志愿者很有朝气，觉得各种方式都好玩。

“你们不能老是说辛苦啊，你要告诉我们一个happy ending啊。”中国的志愿者对香港女同学社的游静说。

“这个happy ending是需要你们带来的！”游静回答。

这场拉拉营也推动了在下一年“华人拉拉联盟”的成立，这个联盟意在连结中港台乃至全球离散华人社群的拉拉行动者和小组，让大家可以看见彼此在地都做些什么、探索资源层面的互通有无。华人拉拉联盟的组织方式亦作为一个民主实践案例，打动了当时参与拉拉营和联盟工作的典典。“它相当于我的一个民主政治启蒙。”各地的拉拉小组会派出代表来参与竞选联盟的委员会，联盟的主要事务由选举产生的委员负责统筹和决策。

男同志运动和女同志运动之间存在一些张力，和其他国家的同志运动相比，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不同。对于这一点，一些同志运动家认为，在欧美国家，艾滋病大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妇女组织和女同志组织与男同志组织共同抵抗传染病大流行，构建起了紧密的联盟；但在中国情况迥异，男同志组织以防艾工作为切入，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女同志组织就很难因此获得。中国女同志运动则更多受女权主义理论启发，也受女权运动的发展影响。因此，在两个不同的脉络下，男女同志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少有对方的参与，彼此的策略和理解也越来越不同。

崔旗觉得这也许有网络发展的原因。微博作为个人的社交媒体风靡起来后，大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看见更多与己见相冲突的观点，可能会形成争论的深化，为运动的分裂埋下了一个潜在风险。但柯予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家人的感觉。反正你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你也会要回去过年吃饭。你还是一家人嘛，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

2009-2014 与公民社会接头

公共教育

张承会进入大学校园，给学生做艾滋和同志相关的分享和培训，最多的时候每年有几十次，每次都有两百余位学生的参与。培训分为两类，一种针对自我认同，通过组织讨论、真人故事分享来促进学生们对性别表达和性别观念的认识，将拉拉、Gay、跨性别、跨性别性工作者等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ta们发现彼此的不同之处，并思考这些不同的产生原因。张承记得有一次，一位参与者白天是男装，晚上换成女装来参加真人图书馆分享，其他参与者都没认出来。

除了生命故事之外，也有针对组织者的培训。机构会找到有意向自己开展活动的学生，培训这些参与者的组织能力、演讲能力。一些参与者在培训结束后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就这样，在张承的工作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北方高校的彩虹社团负责人。

毛晖在开始做同志工作之前，就已在做公共教育、公民培训和NGO赋能的工作。这些教育和培训包括项目管理、筹款、促进公共关怀等等主题，参与者中也有不少同志小组。毛晖先是在南方地区性教育和艾滋防治的机构做志愿者，也在中山大学《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的公选课里有所参与。这是2012年，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已经将在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扬起一面巨大彩虹旗的传统延续了五年，也是第一期公选课开课的第一年。在这堂课上，每个周三晚上，有不同的嘉宾会来到课堂里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志、跨性别者、同志家长、公益工作者……许多站在后排挤挤挨挨听讲的年轻大学生们，在这里，与大学教师、分享嘉宾、社团志愿者们一同创造了一个难忘的时空。

这时的同志活动，与社会各界已经有了逐渐成熟的联系，而不再只有相对封闭的同志群体内的互动了。

媒体呈现

除了线下的现身，各种媒介作品上的酷儿呈现和表达也日渐丰富。早年间，《同志亦凡人 Queer Comrades》以网络访谈节目为形式，邀请中外同志个体出现在镜头前讲述自我，想让公众看到“真实的同性恋是什么样的”。从事这一节目工作的阿柔回忆，媒体平台刚开始访谈节目的时候，普通的社群成员被邀请也不敢上节目，有时候摄像机架在同志活动场所就会把大家吓坏。接受采访的人里有一半是行动者，另一半是住在中国的外国同志，以至于节目被批评“太西化”。慢慢地，大家对摄像机“脱敏”了，采访变得容易，有时候把镜头随便给一个人就能说。再后来，平台还举行了拉拉主持人选秀，得到了社群的踊跃参与。

2012年，同志亦凡人也开启了“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后更名为酷儿大学影像训练营），招募同志社群里的影像爱好者，通过一定的技能培训、资金支持，让个体能够拍摄自己的社群故事、用影像来呈现酷儿的生命，以此来做公共倡导。在2009年到2012年间，亦有一个以女同志为主的视频培训工作坊“发现自我之旅”，各位学员和培训员能够在这里认识彼此、一同撰写故事，最后制作短视频在数字媒体上传播。1

2013年，华人拉拉联盟发起的媒体《酷拉时报》正式开始发布内容。创刊词里写出了刊物试图回应的“当下中国”的三个问题：同志权益运动在公共层面上的方兴未艾如何继续，如何避免“同志”内部的差异被单一化和主流化，如何让性/别运动更广泛地参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结合全球视野。

在创刊时的第一篇文章里，《酷拉时报》介绍了当年到访中国的冰岛女同志总理，她也是世界首位与同性伴侣结婚的政府领导人。这指的是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于2009年成为总理，后推动性别中立婚姻法案，在2010年，冰岛实现同性婚姻合法、西于尔扎多蒂也与自己的伴侣由伴侣身份转为了婚姻身份。《酷拉时报》在文章结尾提出一系列在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或许新奇独特的想象：“中国是否会有一个女性主席？是否会有一个公开身份的同志主席？是否会有一个拉拉主席出现？”

《酷拉时报》在当时流行的微博和豆瓣上都开设了账号，约到的稿件会发布在这些平台上，开放读者的即时评论留言，也会开设专题。在第一期专题中，就以“拉拉与女权运动”为名，讨论女性和性少数的交叉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在运动里如何应对张力。在年底，酷拉会将年度文章整合成刊物印刷出版，一共有两本，其PDF版仍然在今天的网络上流传。

除了同志的自我发声，创自2011年的彩虹媒体奖，用意则在于追踪和鼓舞主流媒体里同志友好的书写。在中国，很难凭民间的力量开展大型社会调查研究，于是媒体研究就成为了一个理解社会的切入口。从事相关研究的柯予提到，在一些性别意识薄弱但有基础人文关怀的媒体从业者那里，跨性别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报道，只能使用诸如“一小伙女扮男装站街卖淫”这样的描述，但这样的报道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也会提到背后的阶层困境——“为何他的经济这样脆弱？”尽管这样的报道仍然具有性别盲点，但仍然算是正面，更多的是不了解和知识欠缺带来的。而另一类大量存在的媒体报道则是与同志组织的工作相关，可能是一个倡导案件、一个活动热点，那些具有新闻性的行动将会进入媒体的取材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体成为了同志运动可以借力的对象，对同志运动持比较开放和关注的态度。柯予也提到，对媒体报道内容、报道态度和动力的分析，可以反映出社会舆论的态度；根据舆论，行动者便可以继续考虑做怎样的倡导传播内容，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彩虹媒体奖每年发布媒体监测报告、举办颁奖典礼，也会日常开展面向记者的培训。在颁奖典礼上，多位公众人物登上讲台，以其作品和公众表达获得不同奖项，包括最佳报纸杂志奖、最佳网络报道奖、最佳视频影像奖、最佳英文报道奖、以及年度致敬人物奖。在监测报告里，报道会按情感色彩的正面或负面、关注哪个群体等分类来分析。“因为包含实证数据，报告也作为一项与政府对话的渠道，可以将同志在舆论上的呈现较为直观全面地总结出来，让政府看见。”阿柔说。

2015-2019 强压，勇敢，光谱

转型，生长与坚持

“虽然越来越糟，但还是有空间”，这是许多受访者对2015年后同志组织运作状态的描述。面对开始坍缩的空间，同志运动本身的能量似乎越发沉淀，并且的的确确改变了舆论与社会。

“就是你要夹着尾巴做人，逐步后退呗。”2015年后，张承的机构在议题上很难直接提同性恋权益，只得专注于艾滋病防治，策略也慢慢转向社群内部的导向。幸运的是，17年机构通过了注册，也得以享受地方的孵化政策，拥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官方的压力之下，张承和伙伴们仍然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培育了十多个大学社团，培训了一百多个青年骨干。

而阿柔一直想要把内容做得偏主流一些，为了增加同志群体的能见度，他选择不批评政府的管理机制、避开不必要的红灯，这让他的媒体在19年前都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一些涉及性的内容还是没法公开发布。阿柔记得有一次，一个和性相关的视频投放到另一个媒体平台，由于尺度太大，对方没法发布，但是合作平台里有许多主编都是同志，担当编辑把视频给所有编辑都放了一遍。

“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一个运动参与者的一个步骤，我们总得想把门推开一点。把门推开了，总会有更多的东西进来。”阿柔这样说道。

……

将彩虹带进法庭

正是在这一时期，LGBT权益诉讼开始频繁出现，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也变成了同志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2016年开始，在职场被歧视、在校园中被霸凌、在生活中权益被侵害的普通社群成员，ta们都站了出来，成为法律推进的当事人”2——在《莽莽》梳理的22起典型LGBT权益诉讼中，有19起都发生在2015年之后，ta们中的大多数当事人都并非同志运动家，仅仅是普通的社群个体。

2015年，大学生秋白不满教科书中“同性恋是病“的描述，起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部，案件进程中，全国共有80多名大学生就同一问题向教育部监督举报中心寄信，也引起了互联网舆论的广泛讨论。“官司也许会输，但我们不会永远都输”，秋白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也是在2015年，中国性少数导演范坡坡因其导演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被三大视频媒体网站撤下，要求广电总局公开与影片下架相关的文件，后对广电总局提起诉讼；同性伴侣孙文麟和胡明亮因申请结婚登记被民政局拒绝，向法院起诉民政局……同志权益诉讼在中国的土地上刮起了一阵彩虹的旋风，过去许多看上去不可撼动的法律和政策都遭到了挑战。

根据《莽莽》统计，从2013年长沙同志中心注册案开始，22起同志权益诉讼的主题涉及同性恋组织注册、官方或网络平台审查、扭转治疗、LGBT和HIV就业歧视、恐同教材、单身女性生育权、抚养权等多个议题，其中有8起案件胜诉或部分胜诉，9起败诉，3起被拒绝受理或拒绝立案，2起尚在审理中。案件是会留档的，这一起起诉讼，在法庭上留下了不会消失的彩虹。

柯予和毛晖都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法律诉讼和倡导工作。在柯予看来，这就像是“把球踢给政府”，将（同性恋伴侣/婚姻/生育）这件事存在的客观事实抛出去，看看对方会怎么回答。“他必须要接这个球的，这是他不得不来解决的事情。”

毛晖则认为诉讼将同志运动的重点转移到了问责体制上。“过去我们发现同志受到压力的时候，都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支持社群，让社群更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好像这个问题又归结于‘我们自己需要更有能量去面对’，而非将其思考为社会结构制度的问题。这其中缺了一个视角——整个系统是有责任的；我们就是想将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清楚地讲出来，然后去解决它。具体来说，就是某些法律需要改变。”

这样的运动思路会受到争议的原因在于，“有人会觉得太危险和激进，”柯予说，“我们去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时候，‘这会不会往上捅得太高了？’——有人这么想。但从权利的角度，点出谁是权利持有者（rights holders），谁是责任承担者（duty-bearers），用这套话语去撑大这个运动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更激进了，你才有机会用更温和的方法去建立合作。”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人如律师、新闻工作者、教育者得以参与进来，站在了同志运动者的身边。

“同志”身份的多元光谱

同志运动里也出现了多元的性别身份，在Lesbian和Gay之外，“LGBTQ+”一词里的内涵逐渐扩充可见，一枚小小的加号里装载了更复杂和细密的性别认同。在网络上、在线下小圈子的社群活动中，双性恋、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非二元、无性吸引等等话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打开了讨论度。

芷津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也是NGO工作者和行动者，于2018年开启在北京同志中心（下称北同）的跨性别部门工作。这些工作也包括跨性别热线，在自媒体上的跨性别故事呈现、线下活动；更有面向广泛人群的服务，例如跨性别家长的社群，针对律师、医疗人员的跨性别友善培训。

进入机构的芷津得以更深地接触运动，在同志大会上可以见到一百余位同样的工作者。芷津回想，以前在参与一些性别平等和女权主义的自媒体工作时，最大的感受是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女性——“不一定要化妆，不一定要很温柔，不一定要留长发的”，这让芷津打破了对社会所规训的女性的刻板印象。后来在北同，则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跨性别者：有的可能需要手术或激素，有的不需要，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自己是“百分百男性或女性”。以前的认同可能需要划出明确的界限，大家会因身份的不安全感去标记彼此；而现在，芷津在工作中与多样的社群伙伴深入接触、受到同事的接纳，更加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有这样的底气之后，别人再怎么看你慢慢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跨性别群体面临的议题包括原生家庭、心理健康、就业、学历证件的修改和医疗。根据北同发布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中国跨性别人群仍然面临系统性困境，性别焦虑仍然普遍存在，在家庭关系、使用公共空间、校园环境和平等就业等方面也面临普遍的挑战。2017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揭示，分别有高达12.7%和21.2%的跨性别受访者有过自杀、自残行为，另有62.82%的受访者有过抑郁经历。

“我始终把跨性别议题放在整个LGBT的大议题之下。我觉得LGBT议题属于一个大的性别议题的范畴。跨性别议题当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更多是一个细分的领域。可能跨性别社群有一些敏感点和特有的社群文化，但总的来说，大家争取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性别平等。”芷津这样总结。

2020-2024 彩虹出走，流溢四处

疫情，影响流动与财政

一面是越发收紧的红线，另一面是热情高涨的社群与公众，一些活动家觉得窒息疲惫，但另一些觉得仍然可以大展宏图，中国LGBT运动就这样走到了2019年的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一时间整个国家似乎按下了暂停键，而以疫情防控为由，中国政府也大幅加深了社会控制，即便疫情结束也仍然持续高压的监管手段，中国公民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19年是大转折，都在走下坡路。”严瀛这样回忆疫情后的状况。疫情以来，官方对待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所有活动都不能带LGBT四个字母，也不能写性少数。”严瀛所在的机构正在困境中挣扎。疫情带来了严重的募款困难，机构的月捐人自从疫情到来后飞速减少，现在只剩下不到7、80人还在持续捐款，机构原有的员工全部转为兼职。政府财政困难导致了购买能力下降，原先依靠政府专案的NGO也涌入基金会申请，一笔小额资金都可能有数百个申请人竞争。

在政府的方针引导下，媒体对LGBT群体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根据中国彩虹媒体奖的统计数据，自2015年后媒体对LGBT群体的原创报道数量逐渐减少，2019年有600多篇原创报道，到了2023年就只剩下240篇，不到2015年巅峰时期867篇的三分之一。柯予还补充说，2021年后相对负面的报道也在增加，一方面是性不道德、性不洁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另一方面代孕问题显性化后，尽管最大的代孕受众是异性恋伴侣，但同性恋群体却成为矛盾指向。2021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修订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曾经为蔡康永、金星、黄耀明和何韵诗等诸多明星颁奖的“中国彩虹媒体奖”因此停止颁奖活动。

跨性别的权益工作亦受到影响。《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将跨性别者描述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而非“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这标志着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不再将跨性别者视为精神疾病，而当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发公告要全面推广使用这一标准3，但芷津觉得可能是疫情原因，公共卫生的重点被限制在新冠病毒上，标准的落地工作也就此搁浅下来。前文提及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是一份至今为止中国的样本量最大的跨性别群体研究，但限于环境的压力，没能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推广，也没能做成英文版与国际进行交流。

“其实我要求很简单，就是可以让我们活着就可以，但没有办法让你活着。你的空间是越来越被压缩了。”张承说。据他了解，在2019年左右，中国公安部就已经在做一份关于全中国同性恋场所的地图，可能与后来的一系列打击有关。“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如果上面的老板一拍脑袋说——‘LGBT就是欧美国家藏给我们的毒货，要坚决抵制，同婚合法是他们打击中国的一个武器’——我会觉得他们完全是戏精，想要演各种各样的戏。”在官方的压力下，张承的机构已经几乎无法开展任何活动，张承本人也离开了中国。

2021年，崔旗想策划一个有关中国LGBT历史的项目，将这些年与中国LGBT群体的呈现与表达保存下来。这一项目的众筹一开始非常顺利，很多人都捐了几块、几十块钱，用非常小的数字累积了必要的启动资金，但这一次，中国政府没有再允许她做下去。“长期和我保持喝茶联系的人（‘有关部门’），第一次跟我说出，希望我不要做这个项目，以前他们不会这么讲的”，察觉到氛围紧张的崔旗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除了外部压力以外，同志运动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变化，让许多机构必须思考工作的转变。首当其冲的是能量减弱的地方小组，典典回忆，2014年前后，华人拉拉联盟有超过60个成员小组，其中活跃的就多达40余个，遍布中国许多城市；但是仅仅两年之后，许多小组已经变成了僵尸小组，只剩下了一个核心人员，华人拉拉联盟活动的参与者中新面孔也渐渐变少。典典自己也在此时感觉到了疲乏，再加上个人原因，最终离开中国留学。

严瀛认为联盟的衰退一方面和女同志组织整体上缺乏资源、受到压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同志需求的变化发生了联系，最早的时候网络并不发达，同城的社群或小组是同志能找到彼此的唯一地点，但是互联网发达之后，许多人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同伴，不再需要在地的空间或小组。由于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地方小组消亡带来的挑战，对中国女同志运动起到重大作用的华人拉拉联盟最终于2018年正式解散。

另一个常见的困境是机构工作者的“断代”，由于公民社会整体的空间坍缩，以及同志组织的资源缩减，许多机构负责人都感觉无法为机构培养出年轻的骨干力量。以及许多关注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对NGO工作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和年轻人对于社会对人的压迫体验是不一样的，反抗的途径、策略和方法也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直白，或者更具冲突性，实际上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张承说，他曾经想找一个接班人，但发现“你想给的人不要，而你不想给的人拼命想要”，最终也未能如愿。

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同志组织迎来了巨大的挫折。2020年8月，上海骄傲节宣布终止一切未来活动，停止运作；2021年7月，包括成立超过十六年的复旦大学知和社在内的近30个高校性少数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在一夜之间被关停，成为“未命名公众号”；2021年11月，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权促会）宣布停止运作；2023年5月，中国最大的LGBTQ组织，北京同志中心宣布停止运作。

2024 - 未来：……

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多数受访者聊到这里，都会流露出遗憾和犹豫。大家的遗憾直指大环境，“不是我们做得不够，而是环境里的不可抗力所致。”

张承觉得，如果回到过去，可能会想更“尖锐”一些。早期自己做倡导的时候，非常注意“温和地提建议”，觉得不能只提问题，也要附上解决办法。但是回想起来，还不如态度更强硬一些。如今看来，“领导者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中国人在接下来数十年的命运”，张承对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并不抱希望。

芷津用“被摧毁的文明”来描述自己对运动的印象。“我们一直在探索，也创造了很多，但这些都仿佛被粗暴地摧毁了，现在的我们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其认为，在保守的当下，运动者可以保存实力，培训更多的青年人，把一些运动的方法、历史、具体的项目传承下去。即使是低功耗、低功率的运行，至少能够持续下去。“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社会再度开放时，能够重新把运动做起来。”

在柯予看来，同志运动内部其实一直在探索多元和包容，但是外部的限制让这些探索无法发展。在一个独裁的环境里，想要连接更多的伙伴，就需要更多的串联和行动，而这也加剧了危险性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去解读，我们的运动其实是千疮百孔的。为什么这块布上面这么多颜色、这么浑浊、这么缝缝补补呢？我们要仔细去看。也正因如此，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提供了独到的经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同志运动？这些活动家在最先进的科技监控、最严密的法律限制里做，我觉得本身就是很大的license（认可）了。”

作为社会运动者，运动本身也是自己学习成长的环境。张承认为自己与运动是互相成全的过程，“如果我不做这样的工作，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关心女权、公民社会等，但现在我有热情去投入，有兴趣延续下来。”而对于毛晖来说，在运动中结识的具体的人，那些鲜活的面孔逐渐变得有力量，是毛晖感到的运动具有的价值。

这些年，“同志”这个概念的流传是柯予觉得自豪的地方，因其彰显了革命性。“当你选择同志身份的时候，意味着你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需要用一场革命来获得真正的平等。”

崔旗说：“以前在没有经验的时代，我们都能去创造这么多东西。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愿意、仍然勇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只是我们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来寻找。”

“运动不一定存在机构，也不一定必须有站在前面的活动家。也许在这样新的环境压力下，会出现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LGBT社群的每一个人都去承担、去表达多元性别、LGBT平等。”“ta不一定要去参加一个机构、或者站在前线，当一个人真正关注自己、珍惜自己的时候，就会自然做到正确的事情了。” ▶……

（感谢阅读。完整版请见《莽莽·好彩！酷儿声音》纸刊，购买详情将于稍后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