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 | 当你每天都实践自己的价值观时，就不需要感到“行动者内疚”
When You Live Your Values Every Day, There's No Need for Activist Guilt——回答读者关于决策疲劳、组织策略（organizing tactics）以及永远做得“不够”的羞耻的问题。
作者 / Devon Price
译者 / 阿生
原文地址 / https://drdevonprice.substack.com/p/when-you-live-your-values-every-day （已获授权）
提示：本文字数约6500，阅读约需20分钟
本周，我在邮箱里收到了几个关于“行动主义焦虑”的问题，我想我应该花点时间把我的回答和读者的回复整理在一起，因为它们触及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参与者最近面临的许多核心挣扎。
“有这么多重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焦虑的自闭人士，他不太确定自己做得是否足够，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在这个无法面面俱到的世界中选择了正确的优先事项：
“也许是因为我的自闭特质，但试图弄清楚我可以在哪里贡献时间和精力是如此之难，因为有这么多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哪一个？分散自己的精力没有什么帮助，即使屏蔽了人们要你‘关心每一件事’的要求，我内心的挣扎仍然很强烈。
这可能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在我们脑海中烙印的谎言——我们必须要「全部完成」。
即使我们知道这许多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实际上做你「能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并有助于拆解更糟糕的整体结构。
你到底是如何找到平衡点的?（在这个平衡点上你不会因为你「没做」什么而发疯）。我不确定，但我应该不是在独自经历这种困境？”
这位匿名的伙伴，不幸的是，你所描述的决策疲劳和负罪感太常见了，尤其是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左派神经多元人群中。每天都有许多事业和行动需要我们去关注，许多社会正义领域的“意见领袖”告诉我们，只有ta们才知道我们必须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来对抗系统性压迫，从而获得个人福祉。
面对这么多争夺注意力的要求和令人内疚的信息，一个人很容易陷入“选择瘫痪”状态，这对推进任何解放事业都是没有帮助的。例如，我曾听许多自闭人士说过，ta们觉得几乎无法选择一个加沙筹款活动来捐款，因为有那么多家庭面临饥饿和疾病，而选择一个「最值得捐款的」家庭给人感觉在道义上是错误的。
当然，在现实中，选择任何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筹款人，在道义上都比在谁最值得帮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好几天要好得多。你个人选择援助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决定加入数百万巴勒斯坦事业坚定支持者的一员，并相信其他人会补全你填不上的缺口。
而有如此多的种族灭绝正在发生、如此多的压迫需要抗争的情况下，应该把精力投入到何处？面对这类更普遍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当我们被无法“全部完成”所迷惑，或者因为无法决定哪一个“最有价值”而无法选择任何事业陷入僵局时，我们是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框架下思考的，这个框架将自我定位为变革的推动者。
这种视角也许看起来不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它恰恰是猖獗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基督教道德清教主义（即使你不是基督徒）要求我们采取的那种孤立的、自视为救世主的、无视制度的视角。
将我们自己视为孤立的道德实践者，会使我们不断关注我们行动的正义性和我们灵魂的纯洁性，而不是关注真正能为受压迫人民带来持久、实质改善的策略和共同行动。用个人的羞耻感取代系统分析，只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糟糕，把我们与更广阔的运动隔绝开来。
和你一样，这位匿名的伙伴，我也曾因无力帮助每一个人或解决地球上的所有问题，而感到不知所措。坦率来说，解决办法就是放过自己，认识到我改变世界的能力非常有限，我的责任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不是“全部”。我必须相信，我只是一个渺小的、相对微不足道的人，我的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关心这些事的人，ta们也会承担起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
归根结底，我选择一个绝对最佳的场所来投入精力并不重要，因为坦率地说，「我」并不重要。我只需要现身说法、尽我所能、与不公正作斗争、建设社区、抵制殖民者和资本主义帝国，总会有很多工作会留给下一个人去做。
指望自己无所不能，或者能够“拯救”ta人，是荒谬的主角能量（main character energy）在作祟。然而，这正是我在很长时间以来给自己施加的道德压力。这会导致一段时间的过度投入，随之而来的是倦怠，尝试同时做太多事情，结果反而无法有效地推进任何一件事。最关键的是，我没能将我的愤怒转换成努力，投入到一个持久、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工作中。
专注于个人努力会让我们变得神经敏感、孤立、自我中心、孤独、困惑、矛盾，并且永远将我们的精力投入到价值有限、潜在回报有限的活动中。相反，选择从小的方面来开展我们自己的工作——任何一个小的方面，只要它是可及的、能激励我们、能发挥我们的长处——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在持续不断地做出行动，并与其ta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建立联系。
我们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在道德上净化自己——同时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值得做的事情，我们决定站出来去做。你选择做出改变的领域实际上可以是任何东西，从向人们捐款，到通过定制信息图分享其它人的筹款活动，到为邻居提供食物，到炸毁一条管道1。实际上，你做出的具体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做某事，并以你可持续的速度和方式坚持下去，并认识到你周围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也在做ta们的微小部分。
“照护身边的人不被视为行动主义，我感到沮丧”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来自一位跨性别女性，由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社区关怀形式通常不被视为“行动主义”，她感到非常沮丧：
“我发现，总的来说，在行动主义对话中，支持你亲近的人很少被框定为行动主义。向某人的HRT2筹款活动捐款是行动主义，为缺钱的朋友支付医疗费用则不是；为心理健康组织做志愿者是行动主义，与你的女朋友在语音电话一直聊到凌晨6点，因为她昨晚过得很糟糕，则不是。
有一种普遍的、心照不宣的假设，即行动主义是无私的，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事业，而不是深度个人化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我很满意在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下选择优先考虑对我最重要的人。但我有点不爽，因为这几乎从未被承认。现在我写出来了，几乎我的整个社交圈都是这样运作的。跨性别女性在做大量未被承认的照护工作（为彼此，因为几乎没有人会为我们做这些），我想知道这在社会中有什么类似的情况……”
这位匿名的伙伴，我对你的许多挫折都深有同感。让我非常恼火的是，一些基本的社区建设工作，比如给人们提供食物、帮助ta们吃药、提供托儿服务、照顾邻居等，并没有被视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好好维护一个广泛的支持系统，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持久，而只有当我们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来支撑我们时，推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才真正值得我们去努力。
像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这样的革命团体明白，武装反抗并不是对抗国家的唯一方式——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运动并找到清晰的共同愿景，首先必须满足社区在身体、医疗、社会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使人们不再依赖剥削ta们的雇主和政府。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等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写道的那样，无政府状态是你所做的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是要重建资本主义还是要摧毁它。每当我们选择给邻居食物，或打破私有财产的界限时，我们都在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推翻资本主义。
因此，我大体上同意你的观点，即我们需要更好地将关怀和社区工作概念化，把它们作为（社区）组织工作的重要部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摒弃这种想法——我们的工作需要被别人认可，或被人视为“行动主义”才行。
我认为，即使是“行动主义”这个概念，也会在我们行动者和“接受支持”的人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分裂，似乎我们位于ta们“之上”，并为了帮助ta们而牺牲了一些东西。我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将我们完全视为彼此依存的个体，并且重要的是，意识到这种依存关系是相互的。
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依靠，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这就是作为一个活着的社会性动物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因为这是某种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崇高道德义务。很多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激进分子，甚至不认为自己属于政治，但ta们为自己的社区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那些自诩为 “激进分子”的人。ta们这样做是因为真正认识到，我们必须相互依存（才能活下去）。如果“行动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孤立的、困难的、可选择的牺牲，是只有足够投入的人才会去做的事，那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行动主义”。
我总体上同意你的看法，最流行的行动主义定义忽视了相互支持和社区关怀工作的作用，这会带来危险。但我认为，与其将关心ta人“定义”为行动主义，不如放弃这种观念——即行动主义与日常生活活动完全分离。我个人认为行动主义这个词已经不再对我有用了，而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当我们在关心彼此和照顾我们的世界时，使用这个词只会让我们掩盖和远离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人们真正拥有共同的阶级意识（shared class consciousness）时，ta们会互相照顾，因为知道ta们必须这样做，而不是认为这样做会使ta们获得认可，或使ta们成为一个“好人”——我认为，可悲的是，太多自称为激进分子的人仍然把自己的形象和自我感觉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为了服务社群。
“我永远觉得做的不够多”
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从去年学生抗议巴勒斯坦的经验来看，无能为力（因为缺乏经验、能力不足和愚蠢平庸）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我理解你的观点，即抛开自我，必须接受暂时的无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看到我所关心的人们被警察施暴或被停职，在我像个白痴一样四处碰壁的时候，ta们却在心理和身体上受伤......如果我的贡献方式不那么激烈，我就会觉得自己相当愚蠢和懦弱，我无法想象这些正在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会希望懦夫们一直在身边晃悠。
我也感到人们对那些不能全力以赴的人有评判，我理解这种评判（学生群体的冷漠确实令人沮丧），但我也感到这种评判落在了我自己身上。
我过去也做过你说的那种事，过度付出，然后精疲力尽......我明白我需要放下这种想法，即个人需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才重要，但当你周围的人做得那么多，而你却无法与ta们的能量相配时，你会很难摆脱羞耻感。
我担心我只是在为自己没有做那么多而辩解......我知道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让人们喜欢你，而在于推进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是解放巴勒斯坦），所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仍然有这种感觉，但我明白要集中精力，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你分享这则脆弱的讯息，匿名的伙伴。
我理解，当你没有像一些被警察逮捕和殴打的同伴那样遭受同样的痛苦时，可能会感到自己在“玩忽职守”。而且在许多激进分子社区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压力，要求人们过度付出，证明自己真正愿意为事业受苦。
在许多（行动者）组织空间中，痛苦被道德化，而轻松或幸福则被怀疑，因为许多疲惫和创伤的人感受到当下的“道德紧迫性”——期望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是文化基督教道德清教主义的延伸，它是我们的思想殖民化与个人孤立的副产品，并且它没有用。
我认为，你必须明白，你周围的其他人为巴勒斯坦采取的许多更引人注目、更大手笔、更冒险的行动实际上并不奏效，反而会损害运动的发展。
如果可以避免，被捕对活动人士来说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一旦警方逮捕了你，他们就会掌握你的姓名、住址、指纹、手机访问权限、亲密伙伴的信息、跟踪你的能力，以及更多的访问权限，这将使你自己和其他与你一起组织活动的人处于危险之中。每次逮捕都会增加你面临严重指控的几率，以及相应的费用或牢狱之灾——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退出运动，什么都做不了。
被捕总体上对运动是一种净损失，但某些组织团体，如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s for Peace）和社会主义与解放党（the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不是计划就是积极鼓励行动者们经常象征性地被捕。ta们这样做是为了视觉效果，因为ta们并不真正投入于能够有意义地打破现状的激进行动。
不幸的是，这两个组织在多数大学校园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已经渗透到许多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中，推动这些团体被逮捕，与校方达成糟糕的协议，并普遍破坏了运动的革命势头。
特别是社会主义解放党，会向缺乏经验的学生激进分子们宣讲，ta们必须将所有的时间、注意力和身体安全交给组织，将ta们与其他社区成员隔离开来，导致ta们持续疲惫不堪，最终只能进行一些温和的表演性抗议。
99%的情况下，被警察打破头对运动没有帮助。我完全支持破坏性、颠覆性和激进的行动，但必须聪明和谨慎地进行，才能真正影响到权力杠杆3。
在草坪上站两个小时然后被逮捕，本身并不能解放巴勒斯坦，甚至不能推动撤资——事实上，这会让你脱离大学管理者的视线，让人群感到不安，并且增加了营地解散的几率。把这些精力用于摧毁武器制造商的仓库、阻止装载武器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冲击民主党筹款活动，或者干脆在几个小时后占领校园建筑，都会比自我牺牲更有效。任何真正扰乱战争机器的资金和流程的行动，都比自我牺牲要划算。
有时，逮捕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警察会抓住你的把柄，就算你并没有做什么让自己特别有风险的事情。有时，一个大的破坏性行动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面临逮捕的人权衡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但是，什么是个人可以接受的风险，绝不应由自称权威人士者、或强调自我殉道和负罪感的组织文化来决定。我们必须自主、勇敢、互助地行动，在各种风险状况和战术选择中相互支持。
永远不要告诉自己——如果没有痛苦、危险和受伤，你所做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基督教清教徒认为，只有会造成痛苦的活动才是最重要的。但痛苦并不道德，牺牲也不是道德。我们行动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这些行动有多难做。
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工作都很容易，让人感觉愉快，因为事实证明，人类极度渴望与ta人相处，渴望能够互助，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错过了这样做的机会。
给人们提供食物、照看人们的孩子、开车送人们去医院、让有自杀倾向的人在你的沙发上过夜、建立社区图书馆、给贫困的跨性别者提供衣服、提供入狱后的支持、与你公寓外情绪激动的流浪者交谈——这些行动的影响深远，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那些自称“抗议活动组织者”的人拿着扩音器告诉你的——当你的团队寡不敌众时，ta们会鼓励你继续反击，即使你的头颅被警察劈开，也要坚持下去。
我们不仅要摧毁殖民国家，我们还要在其后建立一个非殖民化的世界，而这一切都要从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合作、耐心、坚定且温和开始——对彼此，也对我们自己。告诉其他激进分子ta们必须做得更多，承受更多的痛苦，只是资本主义思维的体现。
在我们努力创造的世界里，每一份努力都是足够的，每个人都是集体中受珍视的一员，无论ta们做了什么或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美国，炸毁管道的行动通常与环境正义和土著权利的抗议活动有关。这些行动往往是为了反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因为这些管道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并威胁到土著社区的土地和水资源。例如，达科他接入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项目在2016年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管道可能会污染密苏里河，并破坏土著部落的神圣土地。
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s Replacement Therapy）
“权力杠杆”指的是控制和影响权力的手段或工具。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那些能够操纵或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权力的人或机构。例如，政府、企业、媒体等都可以被视为拥有“权力杠杆”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