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门到底挡住了谁：在后疫情时代讨论校园开放
从武汉大学开放争议到“大学高中化”，校园开放之争背后，是青年对大学、安全与自由的不同想象。
作者 / 嘶嘶
编辑 / 陈楠清
提示：本文字数约4700字，阅读约需7分钟。本文为评论作品，平台仅进行事实核查，不干预作者观点。
今年5月13日，武汉大学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被官媒称为高校开放、资源共享的表率。三天后，第一个开放周末到来，学生却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抱怨食堂爆满、游客爬树、网红直播体育课。原本被赞扬的“开放”，迅速变成一场关于校园边界的争论，在微博，小红书乃至Threads上延烧。
为何一扇大学校门的开合，会让学生、公众、家长和网友同时卷入争论中？人们表面上在吵“什么人才能进入校园”，实际上却在追问：大学到底是公共空间，还是需要被保护起来的生活区？
从武汉大学开始：开放校园，先打扰了谁？
这场争论并不是从5月13日才开始的。如果把目光放回武汉大学本身，会发现这所因樱花和校园景观长期吸引游客的高校，早已反复卷入“开放”与“秩序”的拉扯：游客想进来，学生想保有日常生活，学校则试图在公共期待与管理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全面开放之后，旧问题只是以更密集、更剧烈的方式重新浮现。
由于近几年网红地打卡旅游的兴起，武汉大学每年到了樱花季都会面临游客过多、影响校园秩序的问题。2024年，有学生因为因为游客车辆不规范驾驶与其产生冲突；2019年，有两名游客因其中一人未提前网络预约而执意入校，与安保人员发生冲突。食堂排队时间变长、教学区域被围观和拍摄、游客乱丢垃圾甚至攀爬树木等问题也每年都被提及，并定期引发一轮“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的争论。
今年武汉大学全面开放之后的局面同样如此。各大官方媒体对高校校园开放的总体方向则相对一致，倾向于把高校封闭视为一种疫情后的管理惯性：预约难、进校难，看似解决了管理问题，实际上也把大学与社会隔开。到了这一次，人民网等官方媒体给出的答案仍然不是“重新关门”，而是强调“有序开放”。
然而，对于许多在校学生和家长而言，“开放校园”似乎意味着一些更具体的麻烦，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担忧。在小红书等大学生用户较为集中的平台上，来自校外的偷盗、偷拍、性骚扰等风险被频繁提及。一些学生提出，如果要“对标西方的开放校园”，是否也要同时对标更完整的校园安保体系，并举了美国大学配备持枪校警的例子。还有一些评论称，“有什么物品被拿走顺走外卖被偷走的损失，都由赞成的这波人赔了”。有一则小红书帖子将支持大学校园完全开放的人指为“爹味十足的老登”，认为他们不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只会想当然地进行说教，例如“大学校园开放有利于大学生接触社会”这样的论点，就遭到了嘲讽：“大学生需要在学校被校外陌生人偷几次电脑偷几次内裤闯几次宿舍才算进社会，去校外实习社会实践不算。”
在这些留言中，大学周边发生过的无差别伤人事件，以及偷盗、偷拍等风险被频繁提及。它们折射出部分学生对校外社会环境的低信任感：当大学生们不相信学校的管理能力、安保系统或更细致的开放规则足以保护自己时，围墙便被视为最直接的安全边界。但这种安全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外溢，使“校外人员”被笼统想象成带有威胁性的群体，让原本关于校园管理的争论，滑向对“外来者”的排斥。
当大学被视为公共资源：开放、秩序与灰色生意
往前回溯，这场公共讨论也并不只在这次发生在武汉大学。2023年7月，清华和北大正式重新恢复校外人员预约进校制，迎来大批游客和研学团，令众多感到日常生活被影响的在校学生怨声载道，纷纷在校内网和其他社交平台抱怨和抗议，与今年武汉大学开放后的局面如出一辙。
在当时的大学开放争论中，北大工学院副教授李植的故事被重新看见、讨论。由于坚持认为大学校园应当完全开放，从2008年北大要求入校出示证件开始，他便长期与校园门禁制度对抗。随着管理方式升级，李教授也从拒绝出示证件、拒绝刷脸，发展到直接跨越闸机，并因此被网友称为“跨栏教授”。他始终坚持，学校保安没有权利查他的证件，他也有权利不授权学校使用他的生物信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你可以报警，我可以陪你去派出所，但你没有权利拦住我。”李植的坚持，让这场讨论从便利与秩序的问题，推向了权利和边界的辩论。 同样，这次关于武汉大学的争论也很快越过了“游客是否打扰学生”的层面，进入了另一个问题：大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公共资源和空间？如果是，它应该以什么方式向社会开放？
在2026年的这波讨论中，一些支持开放的人们把校门视为大学公共性的象征：如果大学以安全、秩序和管理成本为由持续收紧边界，校园就可能从面向社会的公共空间，变成只对特定身份开放的封闭场所。尤其在Threads等海外社交平台上，许多支持者更倾向于从“开放”本身的价值出发理解这一争议。他们认为，大学不对外开放，意味着校内外交流被阻断，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被物理切断；一些网友以网络防火墙作比——关闭校门，也是在“安全”和“便于管理”的名义下牺牲自由。也有一些评论把矛头转向学生的心态本身，认为部分人对封闭校园的支持，并不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与优绩主义和自我保护心态有关。其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用来反击那些排斥校外人员的声音。
围墙能够带来的安全感，也恰恰是支持校园开放者最想质疑的地方。在他们看来，将大学与社会隔开，并不能真正解决管理失序、安全风险和学生生活被打扰的问题，反而可能把一所本应具有公共属性的大学，变成少数人才能进入的封闭空间。当进入校园的需求始终存在，过度依赖预约、审核和身份门槛，也会进一步人为制造寻租空间：有人被挡在门外，有人则通过内部关系和灰色渠道绕过规则。
一些大学的“黄牛现象”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依据，去年9月，清华大学发布了一则警示通报，披露了多起校内人员与校外黄牛合作，违规报备入校并以此牟利的事件。清华大学在通报中称已经联合公安机关进行了严厉处理，不仅对涉案学生给予了警告处分，还对涉案教职工采取了行政拘留。
当然，相比清华北大等参观量需求巨大的网红名校，大部分普通高校并没有成为热门景点的烦恼，即使完全开放，更多也只是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个散步、运动的场所。然而，近几年来越发流行的网红地打卡旅游和高校研学旅游团的确为部分名校造成了负担。当有限的预约名额一票难求，带人入校的灰色产业链便应运而生。1
一边是大学校园的严格管控和“一票难求”，另一边是明码标价的“带人进校”灰色产业，在这样荒诞的图景下，对于“要不要开放校园”的讨论也显得更为复杂——进入校园的需求不会因为校门关闭消失，只会转向更隐蔽和不透明的渠道。
后疫情时代的校门：被挡在外面的人，和被关在里面的学生
在支持大学校园开放的评论里，很多人都提到，“疫情之前一直都是开放的”。严格来说，这不完全准确，早在2018年，清华和北大为了应对大量游客，已经开始实行线上预约入校的制度，不过这也仅限于清华、北大、厦大等网红名校。但这句话真正表达的，并不是对过去校园制度的精确回忆，而是一种对后疫情校园边界不断收紧的不满。疫情结束之后，预约、刷脸、报备和审核并未完全退出校园，反而在许多高校变成日常管理的一部分。于是，校门不只挡住了外面的人，也开始成为学生被识别、被限制和被管理的象征。
“大学高中化”也在近年反复进入舆论场。2025年3月，西北政法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推行学生学风建设行动，上课期间学生“手机入袋”，引发争议后却也有不少高校开始效仿。类似的管理并不只出现在课堂：不少大学以闸机和刷脸系统管理出入。进校要刷脸，出校也要提前报备、层层审核。学生们从早到晚被框在安排好的日程中：晨读、早操、晚自习。
这种经验也与近年的升学和就业焦虑叠在一起。本科学历贬值，就业难度增加，考研、考公成为许多学生从入校时就要面对的目标。对学校而言，考研率、就业率、校园安全都是可以被考核的指标；但对学生而言，在密集的管理和安排下，“上了大学就好了”这句话似乎变得更加遥远和陌生。社交媒体上，有学生把这场争论概括成另一句话：“在讨论让不让校外人员进来之前，先把学生放出去吧。”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大学原博导郑毓煌将高校开放程度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进行了观察调研。2025年11月，他在社交媒体发布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门对比视频：一边是没有保安、自由出入的校园，另一边是戒备森严、校外人员无法随意进入的校门。视频获得上千万播放量，但也为他招来大量辱骂，一些批评称其为“汉奸”。今年，他又走访35所高校，记录不同大学对校外人员的开放程度。
在媒体采访中，郑毓煌提出了对年轻世代大学生的担忧：很多学生在疫情之后上大学，“由于并没有经历过校门开放的时期，他们并不知道大学原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他们的认知中，校园对社会封闭甚至是一个默认选项。”——当有人试图推开那扇门时，这些学生成了最激烈的反对者。对于这些人来说，或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封闭，而是在维护日常生活、安全感和校园秩序。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才显得更加复杂：一边看到的是后疫情时代仍未退场的常态化管控和“大学高中化”，另一边看到的是一个更不安全、更难信任的外部世界。
而在一些社交媒体讨论里，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2022年“白纸运动”，乃至更早的六四学运，都会被拿来和今天的校园管控并置讨论。这样的联想未必能直接解释每一项具体门禁政策的成因，却也说明了为什么一部分支持开放者会对校园封闭格外敏感：在他们看来，大学不只是教学空间，也是年轻人聚集、表达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地方。当疫情已经过去，校门却仍然层层设限时，这种限制便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学生流动、聚集和公共表达的不信任。
也因此，在Threads等墙外平台上，不少支持开放校园的人会把“开放”理解为一种更需要被捍卫的公共价值：大学校门是否打开，关乎的是一个社会如何看待流动、交流和边界。正如有网友所说，开放意味着“在任何限制流动的现象上保持最基本的怀疑态度”。
校园开放之争走到这里，已经不只是“游客能不能进来”的问题。校门一边挡住外面的人，一边也重新定义里面的人、定义大学本身。这个议题在今天仍然反复引发争论，最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为什么有学生支持或反对开放，而是：如果一代大学生从未真正经历过开放的校园，他们会不会逐渐相信，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