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大局”，撬动冰山：华语社运圈的反性骚扰控诉、抗争和团结
“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人选之人：造浪者》
作者 / 苜蓿×莽莽编辑部
这是一篇有些特殊的文章。2024年1月，定居法国、在美参会的民运人士蔡崇国对年轻的女性行动者S进行了性骚扰。随后，S发起公开指控并向法院提告了蔡崇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开展了一次线上讨论会，并发起了在民主运动内反性骚扰的联名倡议信。
本文记录了这一事件和行动，也看见在民主运动中的性骚扰现象分布之广泛和深刻。这不仅是对女性行动空间的压缩，更是漠视基于性/别的暴力、生产并巩固权力结构不平等的文化沉疴。我们希望通过对事件和感受的书写，将“社运圈的性骚扰”这一极具隐蔽性的水下冰山揭示出来，并且反思共同协作和制度建设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在当下我们已不再为某一种集体所裹挟，并无“大局”可言；我们关注个体，警惕细微之处的压迫，并以此想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让更多人感到安全舒适的未来。
创伤预警：本文含有性骚扰、自残相关内容，可能会引发不安，敬请读者留意。
一、
当晚
2024年1月21日，纽约曼哈顿的冬日，夜色早早地降临了。对于致力于离散社群连结的社运人士S来说，今天的夜色格外地黑，如同一张深渊里巨兽的血盆大口，试图将她吞噬。而这头巨兽不是别人，正是所谓民运前辈：定居法国、来美旅行的蔡崇国。
（以下部分内容为S的口述。本文写作者是S信任的伙伴，S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还原和呈现当时的场景。以下内容已经与当事人核对与沟通，《莽莽》得到授权发布。）
几天前，S刚在华府出席完一场由部分民运人士组织的研讨会，而蔡崇国也在此次会议上。该会议的主办方曾发出多封针对年轻社运人士的邀请，但应者寥寥。S是极少数参与会议并参与讨论的年轻人。“我做的发言介绍了白纸运动的遗绪，以及现在以年轻华人华侨为主的抗争社群的整体面貌，许多人给了非常好的反馈。可是，又怎想到会出现后来的事情……”
会议落幕后，S按照原计划乘坐铁路返回纽约地区，却出于巧合，竟然在同一节列车上遇到了蔡崇国，蔡表示也将在后续几日因私人行程在纽约逗留。S本想着到纽约中央车站后就同蔡崇国分别，不料蔡却提出了一同吃晚饭的请求。当时约是晚上九点了，S不太愿意，并表示时间已晚。蔡却回复道：“法国人都是这个点才吃晚饭的”。S依然是出于礼节考虑，在车站近处找了一家餐厅。谁知刚上餐桌不久，蔡崇国就向S提出了一系列请求：要求与自己一同去酒店同住，“洗个澡”，“我可以打地铺”。
S当即拒绝了这些无礼要求，但蔡崇国的行为依然在不断升级：他的语言开始变得语无伦次，诸如“一生只有一次”，“等了半辈子”。于此同时，他试餐桌上未经允许去摸S的手，反覆讲“不会强迫你”，“我可以睡地上”。感到极度不适的S起身准备离开餐厅，蔡却站起来试图抱她，并抢下她的行李包，说帮她提着行李，一起去酒店办理入住。S当即拒绝并表示要回家，可蔡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反覆说：“不可能，不可能让你自己回家。”
此时的S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想着在尽可能维持最后体面的情况下夺回行李，然后安全脱身。她被动地跟在蔡崇国后面走着，寻找可能的时机。她一边走着，一边偷偷用手机告知朋友L自己所处的险情。走到酒店后，不会英语的蔡崇国要S替他用英文办理入住登记。S趁此机会拿了行李，准备脱身回家。
在又一次提出要S帮他把行李送去房间的要求遭拒后，蔡崇国转而坚持要送S回家，还是重复着“不会让你自己走的”，并将S的行李再次夺走，拒绝了S提出的自己打Uber回家的提案，抓着S的手、走了至少两个路口后拦下一辆公营出租车，一同上了车。此时的S已经顾不上任何的活动、社群关系等等，唯一考虑的就是个人安全。万幸的是，早在去酒店的路上，S就已经用手机悄悄把情况发信息给了L。在蔡崇国办理完入住酒店的手续、仍无让S离开的意思后，L打电话给蔡警告其不得有越轨行为，蔡的行动才有所趋缓，但仍然在言语上开着带性意味的玩笑。到达目的地之后，S在惊惶中下车，陷入了严重的创伤应激反应之中，只记得随原车返回的蔡崇国笑着说：“……就喜欢你笑的样子”。
这件事发生后的两天间，S被恐惧、惊惶所带来的痛苦缠绕，甚至一度陷入自我责怪的情绪。她在此间曾同数位好友讲起此事，却发现应激创伤之下，自己竟然说不出连贯的句子。即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抗争者，S的脑海中不是没有闪过一丝息事宁人的念头，也有朋友建议说：“以后类似的情形，就让朋友来车站接你吧。”
当S为那一晚所受到的侵害在惊惧中彷徨时，蔡崇国的行为表现得匪夷所思：他给S的好友男性L打了超过一小时的电话，反覆解释，称自己“没有预谋”，“是临时订的酒店”，如此云云，并据此辩称自己“没有性骚扰”。在蔡崇国的叙事里，他对所有被指控的事实没有任何否认，却也没有歉意的表示，甚至没有把作为当事人的S视作对话的对象，只是反覆同L解释，这熟悉的一幕不禁令人想起主持人朱军在对弦子实施性暴力后大谈“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唯独不请求当事人弦子的原谅。
“你想过，你出来做事是为了有人接吗？你出来做事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不用被接送。”S的一位社群好友如此劝说她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S回忆说，在听到这段劝说之前，她已经萌生要维权到底的意愿，因为蔡崇国通过L转达的歉意毫无诚意，纯粹是作为一个父权形象的高高在上者的蜻蜓点水。蔡崇国对于S所提出的所有事实性控诉一概不否认，却在此基础上宣称这不是性骚扰。
S同样不是没有顾虑：她所在的社群中很多同伴也都是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年轻中国人，S并不想太早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在公众面前，唯恐这会让具有更多现实安全顾虑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对其敬而远之，造成社群的疏离。但那句“让谁都不需要被人接才能安全回家”的鼓舞，促使S决定在做好信息保护工作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对蔡崇国公开说不。
控诉
1月24日，S把自己如何遭遇蔡崇国性骚扰的经历写下之后，把文章发给了一些朋友，朋友们也积极在各个社群中转发。一方面，S通过之前在DC举办的该场会议所创设的邮件群组，将控诉文章按照邮件列表群发给所有其他的参会者（几乎均为广义意义上的“非新生代的民运人士”）；另一方面，纽约地区年轻行动者社群的同伴们将控诉文章制成截图，于各大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起初转发该事件截图并表达支持的，许多都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初创、在白纸运动中迅速壮大的线上社群，这些线上社群的转发和公开支持表态，对于事件在前几日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自媒体上有大量声援受害者的留言评论，处在本次案件舆论风暴中心的会议组织方及参与者们的反应，却让人大跌眼镜。
S给会议组织方发布相关信息的诉求并不复杂，无非是希望组织方公开谴责蔡崇国的行为，并通过与会者的同辈压力敦促蔡崇国道歉。与会者中的数名前辈（主要是女性）通过或公开，或私信的渠道表达了对S的支持，但很快，在1月25日，会议邮件群内一条极其冒犯的回应让事件再起波澜。
此条回应来自一名男性活动人士杨子立。杨子立在所有与会者可见的群组内先说“蔡崇国先生受到了指控，是否得先看他怎么回应？即便是只有舆论审判，也得允许被告辩护，否则不公平”，然后用全然置身事外、跳脱出本案语境的看似客观中立的语调，大谈对Metoo议题的看法。在其谈论中，竟然变相给性骚扰行为开脱，称“食色性也”；甚至提出，社运圈内的Metoo运动有煽动“世代对立”之嫌，认为对较年长的民运人士（诸如蔡崇国）的Metoo指控包含了“年龄歧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杨子立邮件群组内发布以上内容时，作为控诉发起者的受害当事人S一条不落地收到了杨子立的信息。经历了应激创伤和惊恐发作后鼓起勇气希望得到社群的帮助，得到的却是在邮件群这个半公共性质的社群平台上公开发布的一句“食色性也”——遭受到杨子立二次伤害的S，再次陷入更重的应激状态。
几乎与此同时，会议组织方发布了一封简短的声明，称“蔡崇国并不否认被指控的事实，但表示对事情有不同理解”，同时指出了杨子立的言论“私自且不当”，并表示会敦促蔡崇国公开道歉。对此，蔡崇国的回应显得更为荒诞甚至离奇。在蔡崇国发出的邮件中，他将S的指控称为“敌情观念造成了自我恐惧、自我伤害”，称“多疑造成的自我恐惧是谁的责任？尤其是，为此就要你声誉扫地、家庭或情侣（发）生危机乃至破裂，是所谓'杀一儆百'，我拒绝接受。”又呼吁大家“揭露真正的性骚扰”。
此后，S在两天内先后发布了两封控诉信，对杨子立的二次加害、蔡崇国的毫无悔意提出控诉，并决定趁着蔡崇国尚未离开纽约，予以提告。
传票
1月27日，周六，下午一时。尚未离开美国的蔡崇国在一间咖啡馆内收到了S对其进行提告的法院传票。负责递送传票的则是纽约华人华侨社群中积极关注此事并全力支持受害者的两位青年。
此前，S和社群内的同伴们讨论过走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安全的具体操作，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顾虑就是：用什么登记为原告方的联系地址？若是登记本人的私人家庭住址，S担忧会给蔡崇国以及其他潜在的不怀好意者更多机会，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所以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由于本案发生在所谓民运圈内，且S也始终希望民运圈内的活动人士能用社群的力量去制止性别暴力、用实际行动证明性别暴力并非民运圈的主流，所以S把纽约地区由王丹等人建立的“六四纪念馆”设置为了收件地址。
S对此表示说，主要还是考虑到涉性案件本身的敏感性、对保护当事人隐私的更高需求，以及她希望六四纪念馆作为纽约地区标志性的民运机构能够帮助保护她的私人信息，支持她维权，以示民运圈本身对性骚扰的否定和批判。S同另一位在六四纪念馆工作的前辈说过此事，并未得到反对意见。
然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六四纪念馆的官方推特帐号披露此事，宣称其被动卷入了一桩与其无关的民事案件，要求原告更换登记地址，并在指代原告身分时直接披露了此前从未公开发布过的S的完整姓名，并在有网友对这种披露受害者完整姓名的行为提出质疑时，含糊地在社交媒体称与S沟通无效。对此，S表示，日常主持纪念馆工作的纪念馆馆长于大海从未与其有任何关于更改登记地址事宜的沟通。
六四纪念馆位于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33街和六大道交界口，是王丹等民运人士在2021年开始筹备、并在2023年正式启动的一个小型展馆。然而从其开幕伊始，这家纪念馆就始终蒙着一层挥不去的阴影。
环境
当看到纪念馆推特帐号私自披露S的个人信息后，社群伙伴Tracy的愤怒记忆瞬间回到了半年前那个熟悉的街巷。同样是关注中国社运议题的活动人士的Tracy也曾对六四纪念馆落户纽约而感到欢欣鼓舞，其参加的社群“热风”（原“民主沙龙”）也一度在纪念馆正式开放前就租用纪念馆的场地举办研讨活动。孰料，在六四纪念馆开幕的前两日，即2023年6月2日，台湾青年李元钧公开披露了九年前王丹对其性侵的消息，随后有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在六四三十四周年前夕出此事，舆论界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热风发布了声明，督促王丹对此事作出解释，并表示在其作出合理解释或诚恳道歉之前暂停与其合作，还表达了对受害者挺身而出的赞许和同情。
在声明发出后，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找到了热风的一位主理人，要求其撤下声明、甚至要其自我反省、不再对此事发表评论，理由是只要法院还没有判决当事人犯罪，当事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就不允许其他人认为其有罪。关注平权议题的Tracy表示，这类言论的荒唐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她说：“这种把用于限制国家机器权力的'无罪推定'挪用到对个体的要求上好荒谬——被捕的窃贼在法院正式判决定谳之前也只是嫌犯，难道在这期间，失主就不能主张该嫌犯是小偷了吗？”
于大海的无理要求自然被包括Tracy在内的热风团队一致回绝，随后其要求该社群从此不得使用六四纪念馆的场地办活动，甚至把热风办活动时暂存于纪念馆内的一批道具物资变相扣押。
这绝非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的个人行为，而是民运圈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性平议题态度的缩影。在当年王丹Metoo案发后，包括王丹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内的一大批民运人士及参与者都试图把该案指向政治阴谋：认为在六四纪念日前夕指控王丹，必然就是企图破坏六四遗产，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虽然这种荒诞不经的论调在Tracy看来不值一驳，但半年多以后当S成为Metoo案件的当事人，并受到六四纪念馆的二次、三次伤害后，回头望去，觉得这一幕是如此相似。
二、
S的可怖遭遇远非个案。S真正接触社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才开始的。然而，对这些年轻世代的行动者而言，初入社运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更有社运圈内同样充斥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而年轻的行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以及酷儿行动者，显然会承担更大的压力和危险。在伦敦地区活跃的行动者Evelyn就是另一个鲜明的例证。
当疫情时代在中国最终落幕、大家逐步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依然坚守在社运领域持续发光发热的就不多了，而Evelyn是其中一位。“我主要做人权方面的倡导和组织工作，尤其注重在不同的社群之间建立联结（building connection），所以也会去伦敦以外的地方到处跑。”她如是自我介绍道。
2023年的秋天，当Evelyn在参加某场社运相关的线下活动时，一位男性参与者主动与其搭讪，说通过她的某些细微皮肤特征认得她曾经在某场共同参与的匿名活动中扮演过某个角色。虽然这位男性参与者在该场线下活动中有流露出一些略显奇怪的言行，但Evelyn仍然与他彼此交流了联系方式。
“我做社群联结工作，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女性男性、同性恋异性恋、左派右派，都有。”Evelyn作为一个社群组织者，一直信奉的做法是尽可能包容、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不轻易在抗争社群内部彼此割席。或许正是这一层考虑， Evelyn依然对这位言行冒犯的男性参与者投以善意，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意料。
在线下活动结束后次日，这位男性参与者向Evelyn发出的信息就提及了自残的话题，甚至要Evelyn与其分享对自残的看法和经验。对于如此私密且令人不适的话题，Evelyn起初选择不回复。但面对沉默，这位男性参与者在言语骚扰上变本加厉，宣称要对Evelyn“每天说一句我爱你”，以及陆陆续续讲了许多其他包含性暗示甚至性暴力的秽语。
Evelyn郑重地写了警告讯息给他，要求他停止这种侵犯她人边界的不当言行，但收效甚微。不堪言语性骚扰的Evelyn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发现，还有多名华裔女性行动者也遭受了此人类似的侵害，其中一人受害竟然长达一年半之久。每一位受害者所遭遇的剧情高度相似：此人在受害者明确拒绝对话的情况下不断突破私人安全界线，单向输出式地大谈自残、性别暴力，甚至用充满厌女色彩的语言和叙事对女性受害者进行心理操纵。到后来，在社交媒体上有另一群以跨性别人士为主体的受害者在2023年年底挺身而出，揭露此人用更恶劣的语言谩骂、羞辱、骚扰多名跨性别女性，甚至在此过程中公然否认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分。
Evelyn虽然渐渐不再受到这位侵害者的骚扰，但回忆起诸多细节，仍然心有余悸。她回忆说，此人自称拥护自由民主，却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严重的厌女以及对性别议题的不屑，经常对女权伙伴口出恶语，蔑称其为“民主小清新”。
“类似的情况绝非孤例，这背后是有结构性因素的。很多中国议题相关的社运活动都是半公开甚至非公开性质的，也就是说（对中国和香港出身的行动者而言）为了保护你自己的身分安全，往往你不能对公众说出你参加了这个活动。因此，你在这个活动上的个人安全可能更没有保障，而有些侵害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有恃无恐。”
Evelyn讲出这些评论是有所指的。另有一次，在西欧某座城市举办的非公开的社运活动中，Evelyn又一次成为性别暴力的侵害对象，而这次的加害者，用Evelyn自己的话说，“年龄比我父亲都还大了！”（事实上，蔡崇国的年龄也已超过S的父亲，悬殊的年龄差距也使得一开始S没有预想到事态会往如此糟糕的方向发展。）
那是该场活动最后一日的告别晚餐时间。Evelyn席间前去洗手间，但因其内有人，她就在外等候。孰料，另一名中年男性社运人士也来到门口等着用洗手间。就在这短暂的等待期间，他毫无征兆地用手触摸Evelyn的大腿，并试图触摸她的脸，在遭到Evelyn的激烈反抗后未果。最终这名侵害者没有用洗手间，在用一连贯的恶意肢体接触之后扬长而去，回到活动晚宴中继续推杯换盏，留下创伤后遗症发作的Evelyn在原地瑟瑟发抖。
Evelyn联络了同一场活动中的数名友人，大家一同帮忙处理此事。“小伙伴们兵分三路，一组人陪同我，确保我的安全并给我精神支持，一组人去找侵害者对峙并防止他继续加害，另一组人负责记录当时的情况以备后用，大家真的非常supportive。”即使如此，Evelyn依然受到极度的创伤，以至于都记不清是如何结束的活动，只记得是友人将其“扛回”酒店，稍稍休息后因为惊恐发作，再由友人陪着前去紧急就医。
Evelyn的好友们全程陪伴着她，并在得知那位同样居住在英国的加害者预计会和Evelyn乘坐同一班回伦敦的班机后试图联系他，让他改签别的航班。最终那位加害者拒绝了上述要求，只是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所谓道歉声明。次日Evelyn在同行的社群伙伴们的全程紧密陪护下乘坐飞机返回伦敦休养。
“参与社运是很累的，不仅仅面对来自中共政权的压力，很多时候出于安全考虑被迫匿名也使得我们处在更加脆弱的位置，加之父权文化影响下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运圈子也不例外，女性行动者会面临更多更高的成本和风险。”事后回忆此事时，Evelyn如此讲道。
从纽约到伦敦，未曾谋面的两位受害者各自面对着眼前横梗的冰山。这样的冰山，刺穿水面的部分是站在加害者一方的辩护，而那匿于下方巨兽般的阴影，则是对性别暴力沉默和纵容的环境。
在社运的特殊语境里，为性别暴力加害者辩护的话术无外乎三种，一是将所有批评民运人士性暴力行为的观点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甚至间谍；二是同样歪曲受害者发出控诉的动机，但此处的行为主体不是中共，而是其他诸如形形色色的西方左翼团体；三是把涉案的具有民运背景的加害者描绘成完美受害者，主张其为民运做出的贡献足以抵销其在性别领域的一切恶行。
除却这三种可以称得上是主动的加害，S和Evelyn都感受到，周遭环境里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对性别暴力听之任之、纵容有加的态度。S在案发后收到过多条来自其他民运人士的私信，表达的意思大体都是：支持你的指控、同情你的遭遇，但既不愿意公开批判蔡崇国，也不愿意公开反对杨子立，更不愿意去和六四纪念馆馆方对话，让其撤下披露S个人真实信息的贴文。
Evelyn在案发后也曾试图在英国报警，孰料第一次接警的警员竟然漫不经心地指责她为什么要和侵害者建立联系，认为其自我保护措施没做好才是案发的根源； Evelyn在欧洲遭遇侵害后回到伦敦，一度处在精神的极度痛苦中。为了讨一个公道，她也不是没有联络过侵害者任职的机构团体，但得到的来自相关负责人的答覆也不过是：后续的事情我们会调查。但最终结果依然是没有结果的不了了之。
上述的几门案例（S、Evelyn分别遭遇的性骚扰案，以及六四纪念馆驱逐热风案），是社运圈内——特别在性别领域——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真实写照：抛头露面、高调发声、被冠以“民运活动家”“资深民运人士”头衔的民运“领袖”们，绝大多数是顺性别男性，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民运资源和权力（这包括但不限于主流媒体的曝光度、在泛自由派舆论场内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某些情况下可能的资金支持等等），蔡崇国、王丹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其流亡多年，经由关注民运议题的各大媒体的报导，在公众面前被塑造成个人英雄式的“民运前辈”形象，并在多个同样由男性民运人士主导的民运团体、机构挂职。
虽然这些机构和团体本身对中国社会以及其在地社会的影响力与日遽减，但在所谓的社运圈内，这些被西方媒体塑造成英雄形象的人士，及其主导的机构，依然处在权力和资源顶端：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某些标志性议题（例如八九民运、1998组党运动等）全部的解释权，把自身的身分作为一种符号和作为历史一部分的集体记忆杂糅在了一起。甚至，他们以父权式的、家长式的、自上而下式的方式垄断了在民运圈的议程设置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性/别议题的边缘化，或使之成为了反共议题的一个工具性支流存在。在某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男性意见领袖看来，只有在性/别议题符合其自身的政治议程的前提下，有了其背书，才能存在合法性（参见当年许多民运人士对彭帅案件的解读）。
而在此次蔡崇国性骚扰S案件中，民运意见领袖黄慈萍、吴祚来在推特上不断散播的阴谋论都试图建构这样的叙事：即S本身是一项更大的针对民运的政治阴谋的一环，S和她所倡导的性别议题不过是用来攻击民运的一项工具，而非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一项独立的社运议程。
且有“先谈人权、再谈女权”这样似是而非的谬论在民运圈大行其道——这里的所谓人权，更多实际上只的是优先考虑男性自由派知识分子诉求的新自由主义议程，而把所有系统性看待不平等权力关系，特别是性别领域权力压迫的议题边缘化。当这些男性“领袖”们实施性别暴力后被揭露出来，这一谬论就会被用作Metoo被告们的私人工具，来让自己堂而皇之地从性骚扰控诉中脱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S为代表的女性行动者们所需要面临的无奈现实，是其挺身而出反抗极权压迫的同时，还必须承受抗争者群体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
不作为个人英雄形象出现、而是作为社群普通一员默默做事的行动者会有更多个人安全方面的顾虑——对于已经被塑造成“民运英雄”形象的“领袖”们而言，这些安全方面的顾虑往往更少。当事人会更加犹豫是否要以曝光自己的真实个资作为代价、去启动一场社运圈内的Metoo：“也许我把个人身分曝光了，我生活在中国的亲友会不会受影响？”“现在和我来往的中国朋友们会不会感到恐惧？”……
迫于压力而无法公开挺身而出、揭发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们（多为女性），往往只能诉诸匿名的表达和投诉，甚至忍气吞声。在充斥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民运圈，对所谓民运意见领袖的控诉，最终很大程度又会被交由其自身进行裁决；而匿名的表达和投诉会给他们理由去质疑和否定这些控诉的真实性，从而让受害者在圈内求告无门，出于安全顾虑又不敢寻求圈外渠道的帮助。如此困境之下，不知多少受害者就此选择不了了之，或退出社运了事——这又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恶性循环和逆向筛选：社运圈越来越沦为作为父权制既得利益者的意见领袖们及其拥护者们的独立王国。
三、
时代进步的车轮不可能因为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意志而停下，对性别正义泼去的污秽脏水也并不能阻止新一代行动者社群的崛起和成长。在蔡崇国事件案发后数日，S和Evelyn在一场反性骚扰的线上讨论会相遇了。她们不约而同都感受到社群的力量、同伴的支持，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和冷眼沉默时，这是多么关键而有力量。
Evelyn在受到多次性别暴力伤害后一度陷入抑郁和不安之中，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自述是社群的同伴帮助她走出了阴霾。“我回伦敦后，甚至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段时间真的是无数一起做事的小伙伴们，用ta们的勇敢、善良、坚定支持来陪伴我，让我慢慢恢复。”谈及未来的打算，Evelyn表示依然会继续做社运，并且希望强化性别议题的交流。她认为当下的社运圈对于性别议题的忽视也导致了许多运动者在性别正义方面的知识欠缺、意识薄弱，而解决类似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声大胆讲出性别议题，激发更多的讨论，来触动更多人的自我觉醒。“曾经有一个社运前辈，经常说一些大男子主义的话语。有一次大家忍无可忍指出了，他竟然也很快接受并且道歉了，之后真的有改正。”Evelyn说，她希望不同世代、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是一种effective dialogue（有效的沟通）而非pure argument（纯粹的观点输出）。
S和Evelyn所在的群组中还有很多在纽约地区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纽约地区的女权活动社群至迟在2015年就开始逐步成形，目前已经相当成熟，在华人社群甚至更广的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定期举办脱口秀等活动，联结广大社群中的彼此。在S受到伤害后，她仅仅同部分女权伙伴说了一句“我应激了”，并提供相关事件截图，大家就心领神会地加入了支援工作。在1月28日晚间，女权社群组织了一场针对蔡崇国性骚扰事件的线上讨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各种人士逾80人参加，在讨论这一案件本身的同时，更建设性地讨论社运、民运等领域的性别正义维护、安全机制建设以及运动伦理问题。
在讨论会上，中国人权倡导者罗胜春表示：“我也遭遇过性骚扰，当时我告诉自己要遗忘。因为最近的Metoo，和年轻人交流才有了这个概念。倡导反性骚扰需要勇气，但非常必要。我想说，第一，我是那一代的人，我改变了，改变是可能的。第二，改变需要行动，要对他们进行反性骚扰培训。不理解、不尊重女权的人，不配做人权！”
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在发言中也直指蔡崇国、王丹拿民运标签当成在海外华人社群护身符的荒诞逻辑：“海外的民主运动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自我迷思，反共定义了他们一切的、绝对的正当性，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不受限制，毫无规范可言。当事人对蔡崇国起诉的行动是一种宣示：这样的时代应该终结，我们需要去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领这个运动，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这个运动里的文化规范。”
S本人也参与了该线上讨论，她说：“当初我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大局，希望多建立联结，但他们对性骚扰行为的包庇或沉默是为了大局还是为了私利？相比保护自己的私利，对别人有同理心会产生更大的联结的力量。我站出来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我想继续做事，不想在做事同时还要担心会被性骚扰，也不希望别人再有相似的境遇。”
在会议结束后，大家发起了新一轮倡议活动，发起了一封题为《关于在民主运动内反性骚扰的联名倡议信》的联署，该联署主张四项诉求：1.将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纳入民主运动的共识；2.反对不悔改的性骚扰者参与民主运动；3.不做旁观者，积极地制止性骚扰、支持受害者；4.机构明确反性骚扰的立场，进行反性骚扰培训，调查处理反性骚扰个案。同时，大家在X平台（推特）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帐号，题为“新八九民运#反对性骚扰”。前述联署信通过这一帐号平台得以广泛传播，截至2024年2月8日，已有46位个人和33个机构/平台实名签署。
线上讨论会结束了，但关于如何在海外民主运动中强化性别正义、把性别暴力议题摆放在社群聚焦的中心位置、当作一项紧迫的而非边缘的议题来对待，社群中还在激烈地讨论着。
参与讨论的大家都可以算是广义意义上各个社群内的活动人士，但各自专注的议题又不尽相同。但大家能形成的共识是，要让社运圈内长期存在的性别暴力消声匿迹，需要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大家也并非想当然地认为，签署了这一封联署信，就能制止未来社运圈的性别暴力。眼下能做的第一步，或许就是通过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在社群内的讨论，将性别暴力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显现出来，促使人们用面对而非回避的态度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在讨论的过程中让更多人——无论是什么年龄、什么社群、专注于什么议题、什么政治光谱的，都尽可能地在同伴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去关注、理解和实践性别正义。
目前，Tracy所在的热风社群将在2月17日邀请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王代时律师进行讲座分享，讲述他如何维护魏京生案受害者刘怀昭的权益，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这么做是有利于促进民主的。Tracy说：“我们真的不是要搞代际对立，好像说老一代就没有性平意识、新一代就有，新一代要发动清洗把老一代消灭掉，不是这样。就像罗胜春老师讲的，她在年龄上属于上一代，但她在人权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了性平意识，并让自己的性平意识在学习中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希望更多人像罗胜春老师那样。”
当事人S也表示：“推特帐号取名为‘新八九民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不是和八九民运切割，而是希望让八九为代表的民运精神和遗产，能够在更多的社会正义议题中建立新的记忆点，能够自我不断改进，而不是要否定它。”
目前，S已经接受了“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大声传媒”、“歪脑”等新兴华语媒体的访谈，持续发声。正如她在此前发布的一封控诉信中引用的《人选之人》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在S等人发起的联署活动中签名的人士和机构，也证实了S、Evelyn、Tracy等人所讲述的反对父权并非代际对立的愿景确实正在被实践：参与连署签名的个人中既有白纸运动时期步入社运的年轻人，也有如蔡霞教授和罗胜春女士这样已经为了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奋斗多年的前辈；机构中既有发源于白纸运动、声援四通桥抗议的社交媒体社群，也有诸如“中国人权”这样的老牌人权工作机构。所谓的代际对立、年龄歧视之说在当下刚刚迈出的这一小步之中，也已经不攻自破了。
纽约的寒潮逐渐散去，春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雨后的彩虹洒落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作为海外华人民主运动的重要场域，这座城市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社群聚会，无论是近期的蔡崇国性骚扰案，还是即将到来的六四三十五周年，都是大家各个社群讨论的热点话题。
上述各案当事人们所期许的在社运圈内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并持续着。不仅仅是在讨论的题目上，性平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关注到，而且在社群的组织形式上，消除父权制流毒、改变不平等权力关系、建立更加平等友好社群环境的尝试，也已经在发生。
白纸运动后涌现出的许多新生社群出于种种考虑，其组织和运动的形式都呈现出更多的去中心化模式：社群不实行列宁式政党的刚性模式，不设立各种官僚化的职务，更没有“主席”“部长”“理事”之类的头衔，社群也没有明确划分内外的边界。一直活跃在社群且有余力承担组织工作的成员自然而然形成主理团队，而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在确保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都被视作社群的成员。
社群成员之间出于个人资讯安全的考虑，很多时候以匿名、化名、笔名相称相认，扮演“核心”角色的“领袖”是不存在的——即使社群的运作暂时仰赖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ta们也不会成为被大力宣传的对象。随着性平议题成为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共识，随着行动者社群网络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去中心化，消除社运圈内父权色彩、解构社运圈内特别是性别领域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尝试，纵然道阻且长，也还是在稳步推进着。
这也许是一条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终点的路，但也是真正让性别暴力从抗争社群的舞台上退场唯一能走的路。这条路上布满荆棘，横梗着一辆辆涂抹着压迫、污名、阴谋论的坦克，甚至这些坦克宣称其是坦克的对抗者。但无论如何，站在父权的坦克面前，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退让半步，不会就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