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穷酷儿，无法进入的共同体

酷儿这一身份是折叠的。在一二线城市成长、和在县城或小镇成长起来的酷儿个体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学业和职业背景、身份认同历程、社群经验；底层的或经济更加脆弱的酷儿，可能也更难现身，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困境……

作者 / 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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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逃离县城之后：我的“酷儿”生活是否真实

我从来不敢称自己为“酷儿”。

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时我十五岁，在县城里唯一一所重点高中上学，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写不完的试卷。那里的一切都是灰扑扑的，街道、楼房以及满脸痘痘的我自己，都暗淡得不会有故事发生。那时我开始听摇滚乐，这是我能找到的和自己的生活最遥远的东西了。然后我开始了解六七十年代的亚文化历史，开始读“垮掉的一代”，就是这时我学到了“酷儿”这个词，它是威廉·巴勒斯一本小说的名字。但我不觉得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欣赏那个时代的摇滚明星们性别模糊的气质，从小就被父母批评“不像个女孩”的我从中看见了另一种性别表达的可能性。那时候我还迷恋一个重点班的学姐，在灰暗的县城里，只有她是彩色的、明媚的，我甚至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她是这里唯一光亮的存在。这是喜欢吗？我喜欢女孩吗？十五岁的我不敢肯定。

高中时我已经通过网络了解到了性多元群体和非规范的性别表达，这些对于我、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都是陌生的，甚至过于前卫的——我无法想象性多元群体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要如何生活，父母辈说起“同性恋”，都和“变态”、“人妖”挂钩，大多数同学们也只是会谈论耽美和同人小说。我的年级当时已经有一个在同学之间公开出柜同性恋的男孩，而在他出柜之后，基本上就只有女孩会愿意和他玩了。那时候我被认为是“很酷的女生”，因为孤僻不爱讲话，又留着短发、总是穿很宽大的格子衬衫和乐队T恤，也被一两个女孩表白过，但我都惶恐地拒绝了——因为我根本不敢确定自己的性取向。我喜欢过男孩，那应该不是女同；至于双性恋和泛性恋，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太过“时髦”了，我不敢去猜想。

后来我到了大城市读大学，认识了新的朋友，慢慢敢于确认自己的泛性恋取向，也努力想让自己拥有年少时欣赏的那种性别模糊的外表。但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是“酷儿”——我见到的那些会自称“酷儿”的人，都活泼、漂亮、擅长社交、在很贵的酒吧聚会、谈论复杂的学术名词，ta们大多都出生在一二线城市，有着相对优渥的家庭背景，可以接触到更多文化资源，可能上中学时就已经获取到了社群的支持和帮助。在ta们面前，青春期的匮乏给我留下的自卑总会无限放大，让我不敢使用和ta们相同的指称。我知道我不应该从ta们的外在表现就去判断ta们没有经历过匮乏与挣扎，我知道痛苦是不应该拿来做比较的，但阶级差异就是事实。在我终于经历了高考、来到了大城市、远离了极端保守的家庭、接触到同温层伙伴之后，阶级差异反而更明确且更残酷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闪电的高中时期和我一样，深陷在“我是否真的像喜欢男孩一样喜欢女孩”的身份认同困境里，刚上大学时，甚至还会担心室友发现自己的性取向而被排挤。同样是在进入大城市、接触到酷儿社群之后，ta才在其他伙伴的帮助下终于确认了自己双性恋身份的有效性。不过ta没有我这种“不敢说自己是酷儿”的心态，而是在完成身份认同之后迅速且积极地进入社群之中——尽管后来在那个社群里遇到了很多不愉快，但当时第一次接触到其他性少数群体的ta会觉得“也许这里是唯一愿意接纳我的地方”。

同样和我一样，闪电也是从小地方来到一线城市读大学，并在接触到大城市的性多元同温层之后，因为和其他人的阶级差异而产生了自卑。ta进入那个社群时即将大学毕业，正面临着找工作的烦恼，然而社群内部的伙伴没有一个上班，要么是还在上学、要么是没工作父母也愿意养着、要么是在准备出国读书。其他人似乎不需要为生存发愁的状态让ta产生了很大的同辈压力，身边很多朋友都有留学经历——这更加重了ta的焦虑。闪电从小跟着在外打工的父母四处搬家，中学时也曾因为和本地同学的经济差距而自卑过，出国留学对于刚来到大城市三四年的ta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像我们这样，从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做题家”，出国留学常常是一种近乎执念的幻梦——在上大学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原来有些人可以不参加高考，在本科阶段就出国读书的。和另一位朋友小卡聊到酷儿社群内部的阶级差异时，ta也会拿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来举例。相对来说，小卡接受自己性少数身份的过程还算比较顺利，高中时就发现自己可能是女同性恋并开始和女孩谈恋爱，也不避讳让同学甚至家里人知道，后来又出柜了泛性恋和非二元，也会习惯自称酷儿，因为“这样就不用解释一大堆其他名词了”。

但或许正是因为完成身份认同的顺畅，小卡在进入酷儿社群之后感受到的阶级区隔更容易唤醒ta的创伤。小卡也来自县城，年纪很小时父母便离婚了，父亲为了躲债去了外地，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四处打零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公外婆在照顾ta。因为贫穷和操劳，小卡的母亲脾气越来越暴躁，亲子关系也愈发紧张，按小卡的说法，“前二十年跟我妈吵架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穷”。因为这些，ta从小的目标就是离开这个县城再也不要回来。后来去了离家很远的城市上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离家更远的一线城市工作，也就是在这里，小卡开始接触到当地的酷儿社群，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有次ta去当时的女友家，发现对方家里请了家政阿姨，ta顿时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曾是家政工，感到自己现在似乎处在了从前的对立面，这种改变甚至会让ta怀疑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小时候梦想的生活是否真实。

小卡说起自己刚到那个一线城市的时候，可能是想要补偿自己成长经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ta产生了强烈的社交焦虑，近乎饥渴地想要与更多人接触、生怕错过了什么有意思的的社群活动。又因为之前不认识什么酷儿朋友，刚刚进入社群时，觉得所有新的人和事都是好的，ta那时就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和有些新朋友之间存在阶级差异，为了融入社交圈，和这些人接触时小卡往往会回避谈论自己的家庭。时间长了，ta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某种割裂，“相对于一些人来说，我获得了更多认知层面的资源，但是相对于另一些人我又缺少很多东西”。

或者说，我们从小就因为自己“异类”的身份拼命想要逃离县城，而在我们真正逃离、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生活、找到了属于“异类”者的社群之后，却发现这些东西似乎并不真正属于我们。青春期的匮乏带来的自卑、扭曲和创伤已经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我们无法活在爱与关怀的同温层泡泡里，因为酷儿的共同身份并不能掩盖阶级鸿沟的存在。

02.“被看见”还是“被商品化”？

我、闪电和小卡都是相对幸运的，我们获得了走出小地方的机会、拥有了能接触更多信息的受教育水平、找到了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的伙伴，而那些没能走出小镇的酷儿呢？几年前回老家时，小卡试图用女同交友软件认识当地的性多元群体，想知道有没有在小地方建立社群的可能性。但ta发现，软件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太关心我们熟悉的性多元伙伴们会关心的那些社会议题，基本上也都没有且不打算出柜，年轻的想去大城市发展，年长一点的很多已经选择形婚。对于她们来说，与主流不同的性取向更像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例外。

在中国主流传统思想所规定的生活里，性多元是不存在的，小地方的闭塞环境使人更容易受主流保守思想禁锢，即便互联网时代要获取信息已经相当容易，但大数据形成的信息茧房只会令人更难扩充认知边界。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熟悉的那种“社群经验”是无效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我们自以为的同温层社群事实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人群才是中国真正的大多数，而这一部分人里的性多元群体从来不会被我们建立的同温层社群所触及。

那么ta们是酷儿吗？现在，酷儿已经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名词，很多时候，我们使用它只是为了更方便地概括各种性多元群体，如果我们选择“不符合主流异性恋制度规范”这一最简单的定义，那么似乎只要不是顺性别异性恋，都可以算作酷儿。但事实上，当我们在说起“酷儿”这个词汇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在脑海中预设一个模糊的形象：身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高、年轻时尚——这种预设的形象本身就契合了另一种主流制度规范，它暗含着对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的要求，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尚且可见的酷儿场景都是对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有要求的。由于酷儿社群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这些社群办活动有时会借用书店、咖啡馆等场地，这就意味着需要收取入场费，在一系列环节里，生活在大城市、能够获取此类信息、可以交入场费，每一步都是一个门槛。再加上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权利诉求无法言说、社会行动被全面禁止的环境下，派对文化可能已经是最普遍的酷儿场景。尽管派对文化在历史上与有色人种酷儿的斗争密切相关，但作为舶来品，它只能局限于大城市、且具有较高的消费门槛，因此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们基本上也只能见到“身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高、外表时尚”的酷儿人群。

类似的情况还有ballroom文化。ballroom文化最初在十九世纪末出现时，有色人种酷儿社群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人会收留其他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从而形成了house（家族）的概念，ta们会为house取名、一起参加舞会为自己的house取得荣誉。而当ballroom文化进入中国时，其LGBTQ亚文化的性质还是决定了它在中国很难进入本土大众的视野，这也就意味着，国内最早接触并发展ballroom的一批人仍然是拥有文化特权的城市中产。Ta们沿用了house的说法，但此时这已经仅仅只意味着一个品牌，ballroom文化中原本最重要的边缘人互助、chosen family在这里只剩下了华丽舞会的消费与娱乐——尽管这其中部分原因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国内ballroom活动的宣传只能选择去政治化地强调“舞会”和“派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拿审查作为自我阉割的借口，ballroom原本是底层，尤其是底层有色人种酷儿创造的文化，所以它的中产化格外值得令人警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仍然能在个体层面上起到自我赋权的作用，而且近几年随着ballroom文化的知名度稍微有所提高，也逐渐有了一些以性工作者为主的底层跨儿开始参与其中。

不过，新自由主义下酷儿文化场景的中产化、娱乐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并不是例外。小卡目前生活在一个在大众印象里非常LGBTQ友好的国家，而当随着对当地的了解逐渐深入，ta才发现这种“友好”更多只是为游客打造的消费天堂的假象。聚集了世界各地游客的gay吧和红灯区彻夜狂欢，然而就在不远处，棚户区的本地居民却因负担不起空调和住房而备受煎熬，这样极度割裂的情形让小卡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当地朋友也向ta表达过，如今的骄傲节已经高度商业化、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不仅由政府官方组织，还有大量品牌赞助，也少有实际有力的诉求，比起游行，更像是一场提供给游客的联欢晚会。这让小卡也开始思考，似乎骄傲节并没有帮助到最迫切需要它的人。

同样，全世界的骄傲节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每年六月到七月，你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彩虹色招牌的麦当劳和丝芙兰，彩虹经济已经成为了明明白白的流量密码，这不仅掩盖了性多元群体漫长的斗争历史、回避了关键性的平等问题，更是通过消费性多元身份而使得该群体中在阶级、种族、性别等其他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一部分人更无法获得能见度。

今年，西班牙的马德里骄傲节因其海报受到了各大左翼媒体的批评，因为海报元素只有酒杯、高跟鞋和避孕药——教科书级别的对LGBTQ的去政治化方式与同志刻板印象：挑选出酷儿文化中“无害”且具有商业价值的那一部分进行宣传（如派对、drag装扮和性自由），而对权利斗争只字不提。当地左翼也从十几年前就因不满官方骄傲节的商业化而开始自发组织“批判骄傲节”游行，ta们的诉求。

但即使是批判性的骄傲节，仍然是发生在大城市里，尽管能起到传播理念、提出诉求的作用，而对于生活在偏远地区、缺乏教育与文化资源、可能还在自我身份认同中挣扎而需要帮助的酷儿，ta们仍是无法被触及的。

03.彩虹经济下，穷酷儿去了哪？

在国内的酷儿运动/社群里，阶级一直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话题。事实上，国内的酷儿运动一直以来都是中产主导的，包括十多年前最早的同志/酷儿社群的建立，从资金来源到运营经验，实际上都受到了许多西方活动家的帮助，这样的背景本身就带有精英色彩。再加上此类社群通常都集中在大城市，吸引到的群体自然以城市中产和高校学生为主。闪电和小卡也都提到，和一些社群伙伴相处时，发现ta们对底层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也较少有从阶级角度考虑问题的意识。与此同时，那些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参与者一般来说往往也因为不需要承受太大的经济压力、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群活动中，自然也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和更多话语权。

能够被看见的底层酷儿可能只存在于纪录片导演的镜头里，比如《二毛》，拍摄的就是一个来自四川农村、幼年丧父、小学辍学、在深圳务工的跨性别女性。她最初在夜总会做“反串”表演，后来大量城中村的舞厅、夜总会被取缔，她和男友一起回到老家，想要“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却发现自家宅基地被邻居侵占、又由于跨性别身份被村民排挤，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再回到深圳进厂，却在去医院取出多年前隆胸的假体时被告知已经感染了HIV。影片没有拍到的是，几年后，二毛独自死在了老家的出租屋里，这样的故事是中国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边缘人被社会从各个方面逼上绝路。影片开头拍摄的世纪初欣欣向荣的深圳，数不清的舞厅和夜店里都有反串表演，这些演员里可能没人知道ballroom、drag queen，可能都和二毛一样怀揣着一个“攒钱做变性手术”的梦想，也可能真正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寥寥无几。

二毛出生于1981年，是在16岁来到深圳、结识了同为跨性别的朋友之后才知道这一概念并确认自己的跨性别身份。现在更年轻一些的跨性别群体可以通过网络更早地了解到这些知识，但这也就意味着，出身底层的跨性别群体很可能会在少年时期因为自己非常规的性别表达而被父母送去扭转治疗。

讽刺的是，最具能见度的城市中产酷儿，事实上可能只是酷儿群体中的少数。许多酷儿不仅在成长过程中会因为自身性别表达的不规范而遭到霸凌，还极有可能会因为造成心理创伤乃至精神疾病，导成年后无法熟练掌握社会化技能、或无法顺利完成学业，更难以找到一份薪资优渥的工作。甚至还有因为出柜被父母赶出家门的酷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这样的青少年没有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无法接触到社群的帮助，ta要走向何方？

在这样的处境面前，我不认为来自城市、出身中产的酷儿与ta们同属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我不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酷儿共同体”，酷儿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仅仅是阶级，种族、性别以及身心健全与障碍等各种层面都存在着相对拥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虚构一个美好的共同体反而只会遮蔽更多边缘人的苦难，将能见度集中在社群内部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城市中产身上，从而造成更多的不平等。更严重的是，权利斗争中阶级视角的缺失很容易将个体身上的结构性困境导向新自由主义式的“还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正如女权主义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中产白人女性垄断，“lean in”式鼓励个人奋斗而忽视体制问题的女权主义备受推崇，在酷儿运动历史上，同样长期存在着对顺性别男性和城市中产群体的倾向，任何一种争取权利平等的运动如果缺失了与其他维度的交织性，便会在运动或社群内部形成新的不平等。

相比起世界各地都同样存在的种种现象，中国的特殊性则是还有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一方面酷儿本身就因其违反异性恋规范、影响国家对人口和生育的控制而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另一方面，这几年来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打压愈演愈烈，很多NGO自身生存状况也举步维艰，如果想要进行一些关于酷儿与工人阶级交织性的实践活动，或仅仅是去探讨酷儿在性别身份和经济阶层等多方面承受的多重压力，都具有极大的难度和风险。事实上，这也是国内酷儿运动/社群形成如今倾向于小圈子化、私人化，而缺乏公开性与公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作为个体很难与国家机器抗衡，但我们在做的，如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所说，是“缓慢凿穿硬木板的工作”。早在将近十年前，两位美国学者Amber Hollibaugh和Margot Weiss就提出了“酷儿经济正义运动”的概念，ta们认为，经济问题与性别、性、情欲都息息相关，真实的酷儿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都处在社会中下层，而“同志富裕神话”——即同志或酷儿在大众刻板印象中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白人——掩盖了经济问题的存在。这也是今天同样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且需要改变的事情。

“酷儿经济正义运动”的关键在于，将性与性别、种族、阶级等歧视之间的关联明显化——只有当更多人意识到交织性的存在，才能有更多穷酷儿被看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出美好但虚幻的同温层泡泡，从看见社群内部的差异开始，试着去看见、并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无法进入舞会和酒吧的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