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 | 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中国的城市中产群体曾经是时代宠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潮里，Ta们实现了跨越阶层，走上人生顶峰。但当这个时代落幕，其不得不面对苦涩现实。疫情三年后，中国经济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裁员、失业成了常态。城市中产们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在愈发内卷的职场里煎熬；想要重启人生，却发现出路难寻。

作者 / Xiaochuan

编辑 / 莽莽 × 低音

裁员通知来得措不及防。

以致李嘉明回到工位久久无法回神。而在40分钟之前，人力资源同事找他谈话时，他还曾一度以为是公司要对他进行薪酬调整。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我一直知道这几年大环境不好，也知道很多人都失业了，但我从来没想到，裁员有朝一日居然会降落到我的身上”，他说。

也正是因为这种幸存者偏差的存在，人力资源部门同事的裁员通知让他感到措手不及。其实不止李嘉明，有越来越多人的幸存者偏差正在被打破。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离职当天，李嘉明最后一次登陆公司系统，发现之前合作过的多个团队，从团队负责人到团队成员的账号头像全部变成了灰色，这意味着这些人已全部或主动或被动离开了公司。

“真的是一夕之间，风云变幻，前几天我们还是合作无间的同事，结果没几天大家都各奔东西，留给江湖的只有灰掉的头像”，李嘉明说。

对于此次具体的裁员数量，李嘉明并不清楚，“但至少几千人是有的”，他猜测说。

而另一家曾连续多年稳坐中国互联网行业第一把交椅的公司，日子也不好过。2024年7月，该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公司几个核心业务板块将统一裁员30%，根据这家公司的员工规模可以推算出，这意味着有上万人行将失业。

上述员工同时表示，公司近几年的持续裁员也导致附近小区楼盘价格呈现腰斩态势。曾经，将钱投入房地产市场是中国中产阶层最热衷的金钱流通渠道。但今非昔比。“码农们都失业了，根本负担不起房贷，怎么可能还会再去买房，根据供需关系，房价肯定会降，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价位触底的问题。而现在的惨淡也和2016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万人摇号，所有人都抢破了头去买房，盛景不可再追忆。而当年高位上车的人，现在都背负着一身的贷款，成为了接盘的韭菜。时代就是这么吊诡”，该员工表示。

而在李嘉明看来，时代更像是为所有人关上了一扇窗。他已经33岁了，马上就要到中国企业招聘歧视的“35岁职场门槛”，当时的他尚不清楚接下来迎接自己的滔天巨浪会如此猛烈。

“还是应了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李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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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灰尘

李嘉明引用的这句话曾在2020年疫情初的中国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来自中国知名作家方方的《方方日记》。疫情爆发时，方方被困在武汉，见证了疫情给武汉民众带来的灾难。日记中，方方写道：“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可是，不扛，又能怎样？”

在当时，这句话给方方引来了铺天盖地的网暴，很多人质疑她在破坏国家防疫政策。然而这句话在2024年一语成谶，成了许多人的人生注脚。

“凡是在2019甚至2015、2016年之后买房而且在2022年之后失业的人，都算是被时代的灰尘给击中了”，陈晨表示。

陈晨2023年年底被供职了三年的一家外企裁员。该外企在中国的总部位于上海，在陈晨收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中国办公室共40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400人同时收到了裁员通知。

对于裁员，相较李嘉明的彷徨，陈晨显得格外坦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她说。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对于划清界限的原因，中国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教授指出，源于疫情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控手段，这是继1989年六四事件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后， 铁腕治理的再现。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三十年的政治稳定已经让很多外国人忘记或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即这是一个极权独裁政党，一旦触及它的核心利益，便会被铁拳出击。疫情让很多外国人重新意识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和世界的往来越来越紧密，但它仍然不具备现代政治文明，更无从谈起遵从文明世界的规则”，该教授指出。

而为国家承担代价的，是像陈晨一样的普通人。

陈晨2016年硕士毕业于北京一家知名理工院校，毕业后即加入了一家知名的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室。2020年下半年，在中国持续执行清零政策近半年后，这家公司果断关闭了中国的办公室，并辞退了所有中国员工，这是陈晨遭遇的第一次裁员危机。

对此，她表示：“所以不得不佩服我老东家的判断力，当即立断，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几乎是疫情开始后第一批撤出中国的外资企业。我们是在周一上午被临时告知公司将撤走了，周三就是所有人的last day。前东家真的是快准狠地与邪恶势力进行了切割”。

在第一次被辞退后，陈晨发现找工作的难度比四年前刚毕业时， 陡然增加，而三年后，当再次因公司撤出中国而被辞退时，她发现就业形势更糟糕了。

三年前，陈晨还能够通过降薪20%进入另一家外企，但三年后，她失业半年多，至今仍没找到工作。

2019年，在房价高点时，陈晨在父母支持下在北京购买了一套45平米的一居室，每月需偿还1.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周期同样为30年。没有失业时，她每月到手的工资除去房贷外，仅够日常生活开销，而失业则让她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晨从来都不想去民营企业工作，经历两次裁员后，她仍然想回外企。

但谈何容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真的是连招呼都不会打”，陈晨说。在同学和同事眼里，陈晨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在竞争激烈的工科学院，她以全专业第一名的身份被保送了研究生，工作中，即使对下属要求最为严格的印度leader，也会毫不掩饰地表扬她是能力极为突出的优秀工程师。

“所以现在我想通了，不是我不够优秀的问题，真的是时代的问题，我不应该为自己的被辞退感到羞耻”，她说。

##受挫的精英

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刘晶晶在2024年7月份的一个周末，罕见的从上海坐高铁当天往返了一趟位于浙江的父母家。

理论上，周末的两天她都是需要加班的，但她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于是她第一次跟领导请了假。

在家的四个小时中，她靠在父母身上哭了三个小时。父亲直白地对她进行了批评，说她“不够坚强”。

“可是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在从浙江返回上海的高铁上，她继续跟朋友哭诉。这时距离“中金女孩儿跳楼”事件刚刚过去一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中金女孩儿”，刘晶晶告诉朋友。

2024年7月4日，新浪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多个互联网平台广泛流传一则“一位出生于1994年的女员工因降薪后还不起房贷而跳楼”的新闻。中金公司全名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股权投资银行，被外界称为“投行贵族”，中金员工则自带“精英”“高薪”的光环。

事发后，有媒体向中金公司求证此事，中金方面表示确实有女员工不幸离世，对个中缘由则表示是员工的自身原因。

对于中金公司的“甩锅”，王鹏不置可否。王鹏现于中国某知名国有科技企业任职投资副总裁，他坦言，这位女员工代表了中国最精英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普遍毕业于名校，在头部企业有收入不菲的体面工作，而且他们出生时，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他们的成长、求学过程中，也从来没吃过什么苦。“这直接导致了这批30岁左右的中国精英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都充满了自信，对未来更是无比乐观，于是他们纷纷狂加杠杆去买房，并且从来没想过降薪裁员这种事会落到自己身上。此外，与经济相关的负面信息都被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和信息过滤机制掩盖和删除了，这直接导致这些年轻的精英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有偏差的，当然这也直接决定了如果再不觉醒的话，这一代人的命运注定会以悲剧收场”，王鹏表示。

对于王鹏的论断，杨潇楠持表示完全认可，他现在在一家私募机构任职高管。在他看来，年轻的中国精英在父母羽翼下的成长过程太过顺利，而缺乏心理安全训练，经济危机的来临激发了各种矛盾，会使得他们的焦虑感急剧上升，而今后这种情况会愈发严重，由此造成的后果也会更加沉痛。对此，杨潇楠甚至举例称：“我朋友的儿子，在国外的本科和硕士读的是建筑设计专业，4月份突然被裁员，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因为房贷，家庭财务已经陷入了困境，全家人焦虑不堪，我上周在他们家为他们做了几个小时的心理疏导”。

此外，杨潇楠更是悲观地认为，此番国家的经济震动，被精准“收割”的就是这一批自诩精英的城市中产。“所以没有谁是真正的‘人民’，大家都是韭菜”，他说。

1993年出生的刘晶晶和自杀身亡的中金女员工有着一样的成长路径。2011年，刘晶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的金融专业，毕业时以专业第一名的身份被保送至中国top2的一所高校继续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先在外资投资银行担任研究员，之后进入了某知名国资银行的投行部。

从2023年年初开始的金融行业降薪潮，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横亘在刘晶晶头上，直到2024年4月，国家监管部门“图穷匕见”，刘晶晶所在投行部门首先被要求退还已经发放的2023年奖金，理由是奖金超发，以及配合国家最新出台的金融行业工作人员“限薪令”。紧随其后的则是，公司直接下发了红头文件，指出所有投行部员工将被统一降薪，降薪幅度最高达到了30%。最后，公司则引入了监察人员和更多的法务，要彻查过去几年员工在项目费用报销以及客户沟通方面是否合法合规。

“最后一条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对所有人的威胁和恐吓。在中资投行，基于人情世故的考量，以及为了规避那些明显吹毛求疵和不专业的规定，为了更好的拿到项目，投行部的所有人都经不住公司监察和法务人员拿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麻烦’。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公司是想借助此举树立权威，以方便以后对我们随意进行拿捏，让我们‘吐’多少奖金我们就得吐多少的那种拿捏”，刘晶晶说。

对于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从业人员新树立的多项规矩，上海某知名985高校原政治与行政系的一位知名退休教授表示了不认可，并直言这会本末倒置。

“在任何一个国家，金融从业人员都是高薪群体，这是因为他们创造的价值值得高薪。在中国，大部分金融从业者的高收入都不是来自国家的恩赐， 更不是窃取国有资产的非法所得，是市场赋予他们的。个别领导可能因为早年的吃苦经历，对于高收入群体有一种先天的敌视或者嫉妒心理，于是在掌权后，就想把挣钱多的人一网打尽、将他们踩在脚底下，在正常的国家和社会，这会构成违法犯罪。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所谓的限薪令都是极度荒谬和荒唐的，执行到最后会很难收场”，该知名教授说。

在中国国内现在的政治环境中，无人敢对这些“荒谬”决定提出任何异议。

这两年的经历开始让刘晶晶思考国家与公民社会。在2022年初，她还曾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拍手叫好、会亲切地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习大大”；经历一切后，她自认为“被镰刀和锤子给锤醒了”，觉悟的标志之一是，她原本对诸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媒体发布的新闻深信不疑，现在不再关注这些媒体，转而观看历史题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阅读畅销的历史题材书籍《秦制两千年》。

前者的剧情里，明朝嘉靖年间，皇帝专权却不理朝政，朝廷到地方官员们勾心斗角，最后百姓遭殃；后者则指出，从秦朝开始， 中国的政治进阶就是对秦制不断强化的过程，而秦制则是以外儒内法的愚民政策以及依靠国家暴力对百姓进行残酷镇压为主。

“历史一直在循环，从未被突破”，刘晶晶感慨道。而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决定主动出击。

##人生重启

刘晶晶通过一家招聘网站主动联系了多个猎头，并投递了多个互联网公司投资并购部门的岗位，除此之外，她还到处找朋友帮忙内推了相关职位，以提高斩获offer的成功率。

但结果出乎她意料，她连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招聘第一关——简历关都没通过。对于这一结果，朋友们也极度诧异，按照他们有限的人生经历和过去的求职经验，刘晶晶的学历和职业背景足以让她轻松更换公司赛道。

无奈，她只能选择继续下沉。这次，她拿到了一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投资的二级公司的青睐，但在谈薪环节，HR很直白地告诉她，她的工作岗位为早10晚11，周末单休，且没有加班费。

对于这一霸王条款，刘晶晶表示实在无法接受，“我是人，不是奴隶啊”。

相比这种直接明示员工无偿加班，更多的头部公司为避免劳资纠纷， 选择对真实情况进行暗示。

陈晨接连遭遇两次外企裁员，仍不愿去民企工作，这是原因之一。

在第二次被裁员后，陈晨也曾在朋友的推荐下，成功获得了字节跳动的面试机会。但第一次业务团队的面试，HR将面试时间安排在了晚上10点，这让陈晨大为震惊，她告诉HR，晚上的时间完全属于她自己，公司不能肆意剥夺，白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安排在任何时间段的面试她都可以接受。但很快HR表示，陈晨的调性与公司不合，公司方面将立即单方面终止面试流程。

陈晨的“遭遇”并不是偶然，多位重新找工作的程序员在字节跳动都遇到了同样的挑战。“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故意把面试时间安排在晚上9点甚至10点之后，并且没有协商的余地，就是明确地告诉候选人：我们的工作时间安排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无条件服从。同时，这种举动也从一开始就昭示了每天的工作时间，入职后再提异议，肯定不会被采纳，因为所有人都会默认，你既然早已获知原本的工作时间，却还选择入职，说明你接受了公司的潜规则，这样一来，公司要求员工无偿加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一位曾在腾讯工作并曾参加过字节跳动面试的程序员表示。

陈晨下定了决心要对潜规则说不，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愈演愈烈，美国在包括芯片研发、制造在内的多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了“技术封杀”。中国则以拒绝被国外“卡脖子”为由，极力推广“国产替代”，即用国产设备替代原来的外资公司设备。

“国产替代”的计划施行后，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外资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加快了外企撤出中国的步伐，裁员增多。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仍然能持续大规模招聘员工的中国企业，多为有强劲海外市场或有强大国家力量支持的企业。前者包括成功打造了TikTok的字节跳动，以及在海外市场势如破竹的购物平台Temu的母公司拼多多，后者则以华为、中兴等企业为主。

但是所有接受采访的失业工程师和程序员都拒绝加入华为。

在李嘉明看来，阿里巴巴倡导的“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快手推崇的“大小周”（隔周周末单休）均起源于华为，但因为华为被舆论赋予了强大的“国家”、“民族”等光环，外加华为对中国媒体具有超强控制力，导致外界都忽视了华为才是让中国企业职场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

在名为“evil huawei”的GitHub页面上，熟悉华为以及华为前员工一一列举了华为做过的恶，其中包括华为“四大名著”。

华为“四大名著”为华为员工根据公司领导讲话总结出来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分别为：用不同领导的讲话说明员工品德有问题，公司给的待遇都是施舍和赏赐，员工需要学会感恩戴德；员工应该多贡献，但有些人习惯将矛盾转给公司，不够成熟，应该降低他们的职位；员工在公司受伤、生病或猝死，与公司无关，是这些人的原生家庭存在问题；猝死员工案例点评，所有点评都指出猝死的员工没有很好地听领导的话，这一点被网友总结为“早听我的你们怎么会死啊”。

“我们行业内流行一个说法，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之类的企业的程序员称自己为码农，但我们统称华为的程序员为‘码畜’，就是活得跟牲口一样”，王旭明说。

王旭明是微软撤出中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原本期待微软在这轮外企撤出潮中能够多挺几年，如果过几年再撤出，他就可以直接退休，但事与愿违。2024年7月15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他收到了微软中国办公室的裁员通知。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实现再就业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没有哪家（中国）企业会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强，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要35岁以内的”，王旭明说。 而35岁门槛，即辞退年龄超过35岁的程序员的做法，恰恰同样源起于华为。

“所以这倒是个什么世道？处处作恶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国活得这么好，更糟糕的是它还引发了其他企业的效仿，然后直接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当牛做马，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出路何在

盘点了一下手里的现金，在除去吃饭等基本的生活开销外，失业的状态下，李嘉明还能继续偿还9个月的房贷。

为了偿还房贷，在失业的第二个月，李嘉明曾短暂入职过一家位于深圳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但入职后的前三天，他每天都在领导的督促下加班到了凌晨12点。

第四天，他感觉身体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加班强度，想要跟领导就加班时长进行协商，而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当即离职。

于是，房贷继续成为了一个问题。李嘉明的太太想效仿程亚男的做法，将房子卖掉，这样他们在免除偿还贷款的压力之外，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现金。但参照现在的房价，李嘉明发现，想要将房子出手，挂牌价格要比购入时低300万。

“这300万几乎是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挣到的所有钱，全部被楼市收割走的话，肯定会不甘心，但是如果现在不卖，我们又担心房价会继续下 跌”，李嘉明的太太表示。

被楼市套牢，也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人生突然之间就感觉被困住了，我始终在一个小圈圈里打转，感觉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去了”，李嘉明说。

找不到工作和房贷压力过大，让他长出了大量的白发。

曾经也有在加拿大工作的前同事给李嘉明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可以加入该同事在加拿大公司的团队，但综合考虑了薪水和在加拿大的生活开支， 李嘉明发现在加拿大能攒到的钱会非常有限，与其远走加拿大，不如抱残守缺，等待中国经济触底反弹。

那如果9个月后，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期迎来他想象中的复苏，他又该如何自处？

“或许房子会被法院拍卖？这是最惨烈的结局了”，他说。

事实上，自2021年开始，阿里巴巴上的房屋拍卖数量曾暴增， 但很快，具体的法拍房数量和法拍情况就被平台下架。内部人士表示，下架相关信息是国家相关部门强制要求的，政府担心真实的法拍情况会引发社会恐慌，进而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统治权威。

但据路透社报道，2023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了43%。但对于具体的增加数量，因为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数据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指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业、商业等法拍房挂拍数量为79.6万套，而纬房研究院、国信达数据的统计结果是53万套。甚至有消息称，曾担任重庆市市长的技术官僚黄奇帆曾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拍房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套。

对于这些数据，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表示：“很多人对这一数据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模式，不难发现，仅2023年中国便有上百万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们最后的堡垒，失去房子，意味着他们被挤出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为了避免步入“失房群体”的老路，李嘉明尝试去当网约车司机。尽管2023年杭州市政府以及网约车平台已经联合发布公告称，现阶段中国的网约车市场趋近饱和，进入市场前需谨慎考虑。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网约车行业已容纳了大量职场失意人士，网约车服务也从最开始的“科技改变生活”，变为了职场白领实现再就业的主赛道。

陈晨对此深有感触。她分享了在北京过去一年的叫车经验，说有近40%的车辆和司机是最近两年才加入的，甚至其中不乏前公司老板和知名企业的白领。“有一次我叫车叫到的网约车司机是关闭公司、宣布破产仅两天的前影视公司老板”，她说。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挤入网约车行业，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多个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城市开始试验持续降低客单价，不断升高司机支付给平台的佣金。

中国南方某新一线城市的网约车司机们直言，以十公里的路程为例，客单价已从之前的33元左右降到了23元，需要支付给平台的佣金则从之前的22%左右上涨至30%左右。更重要的是，网约车平台会在后台监控司机的接单量以及总收入，在达到一定额度后，平台便依据相应的算法模型，不再给司机派发新的订单。

“这样一来，我们拼死拼活每天开14个小时的车，也挣不到300块钱”，一位网约车司机表示。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程序员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留住更多的网约车司机，让平台在佣金问题上享有更多的主动权，但因为经济下滑，网约车平台用户锐减，平台便只能通过算法严格控制网约车司机的接单量和收入，这导致原本每个月可以赚到2万元人民币的接单量，现在被牢牢控制在不超过9000元。

对李嘉明来说，9000元的月收入远不够每月的房屋贷款。

“所以前路在何方？”他非常无奈和迷茫。

茫然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在中国当下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重启人生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还能怎么办？难道只能成为新时代的奴隶吗？”他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