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亮起之前：欧洲华语独立放映的日常时刻
“华语独立放映”的生态不仅广阔，这个分类本身也正在被各个组织所处的不同现实撕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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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严启昌
2025年11月6日，在距离影展正式开幕仅剩4天的时候，IndieChina电影节（下文称“IndieChina”）的总监朱日坤宣布本届电影节取消。他在声明中称自己如果再不停止本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愿者，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他说，自己做出了这个“无比痛苦的决定”，并非出于“害怕或者屈服”，而是为了和电影节有关的参与人员和观众的安危。
如今身在美国纽约的朱日坤，早年在中国曾深度参与到中国独立影像的放映与制作中，包括曾筹办首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并参与创立“人之道，影之道”独立电影论坛，即后来北京独立影像展的前身。他本人拍摄的独立纪录片《查房》还呈现了他在旅馆被警察盘问的情景。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他在纽约创办的首届IndieChina会被中国视作打压的目标。
在对IndieChina遭遇的报道中，媒体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独立影展”来指代IndieChina以及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影展或放映组织。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正在海外尝试组织华语电影放映活动的各种组织时，不难发现，“华语独立放映”的生态不仅更为广阔，这个分类本身也正在被各个组织所处的不同现实撕扯。记者采访了在欧洲的多个华语独立放映组织后，试图为读者呈现这些独立放映在日常工作中的“时时刻刻”。
一、开始放映之前：“放映员”各自的背景与动机
目前在欧洲活跃的华语独立放映，大致是在近五年内陆续出现的。这是因为大量对电影感兴趣、甚至对放映有一定了解的中国人在此期间移居欧洲，算得上是新一波移民潮之下的副产物。电影连同人一起字面意思上地“润”到了欧洲。而和COVID-19大流行同构的另一层原因是，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以及反封控抗议的余波扩散到欧洲时，外部环境的刺激或多或少都让这些新客们开始有了在欧洲做点什么的想法。
唐明轩在中国的时候便有过相当丰富的独立放映经历。他在国内曾参与创立一个关注性与性别的影像小组，其专业也和电影相关。来到欧洲之后，他将原来那个小组的运作模式乃至放映理念一并带到了这里，在当地创建了一个放映小组。
和唐明轩情况相似的人很多，蒋不是其中更加典型的一个。蒋不早在上大学之前便在中国的公民社会中活跃，后来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部分是其行动经历塑造，部分也是对校园氛围的不满，他始终更偏好艾未未、胡杰和艾晓明等人创作的那种独立纪录片。“对于2011年前后的我来说，我是真心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创作独立纪录片）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围观改变中国’。我当时认为，这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艺术从业者介入现实投身公共行动的一条路径。”
也有很多人来到欧洲之前并没有多少关于放映的经验，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做一场电影放映的。陈哲身为“信风”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尝试做放映之前对“独立放映”的概念非常模糊，出国之前未曾参加过相关活动。韦文熙和林艾历虽在出国前或多或少参与过某种程度的放映工作，但也依然是到欧洲后才接触到放映的更多细节。
尽管缺乏经验，陈哲也还是踏出了电影放映的第一步，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件事应该要有人去做，既然现在看起来没有人做，那就我们来做吧。”当时有一些在他看来很好的华语作品正在欧洲范围内放映并为大家所熟知，他认为这些作品当然可以在家里或者客厅私人观看，但也值得走进影院，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下来观看并讨论。当欧洲别的城市已经有相应的放映，而他所处的城市没有，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借此契机，他和其他创始人一起办了数场放映，并作为雏形孕育出后来的“信风”。
林艾历创立“79平米”的动机和陈哲相似。地处北欧，这里的文化相对更单一，且华语电影的放映机会更少。恰逢当时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等争议性话题在当地华人社群引起了不少讨论，她希望能在当地用华语电影吸引大家一起讨论，所以有了“79平米”的第一场放映。
动机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这个问题面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电影放映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别的目标的手段？对于蒋不他们来说，巴黎的在地行动自中国封控政策解除后逐渐陷入了低潮，他们希望创造一个相对没那么行动主义导向的空间，借此接触到更多人，然后将一部分趣味相投的人转化为后续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换届”正是他们尝试用来将行动日常化运作的尝试。
沈静平更倾向于定位他们的组织为“文化沙龙”，更多地聚焦于华语酷儿和女性议题，放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选的活动形式。沈静平会尝试基于特定节日或者纪念日来策划活动，比如在11月20日的跨性别追悼日，如果有合适的电影就可以借此机会放映，但如果没有也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形式。同时他们也会把资源更多地向独立创作者倾斜，将有限的放映机会留给这些很少有机会直接和观众见面的作品。
韦文熙是这些受访者当中更倾向于把电影放映视作目的的一位。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来到欧洲后，他感受到华语电影尤其是独立电影很少能得到放映，所以曾加入过多个不同放映组织，希望能为此尽一份力，同时也认为策划放映的这个过程很有趣。而他加入过的放映组织既有类似于前文的这些更偏向议题或行动的，也有更偏向商业、本身已经是电影工业一环的组织。
二、一场放映的生成：影像、观众与现场之间
基于不同的动机、经验、自我定位、选片口味与策略等，他们塑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独立放映”形态，在银幕内外均留下了痕迹。
沈静平和唐明轩的放映组织都位于西欧，当地的华人群体更庞大，本地居民的常用语言也更复杂。基于这种相对更多元与流动的观众构成，他们在放映时对现场的预判尤其是字幕制作的选择上也不得不有更多考量。而地处北欧的“79平米”其观众群体相对固定，每场放映的预期观众规模也更可控，放映组织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比起别的独立放映来说会更加紧密。
“不换届”相比其他小组有更强的行动主义色彩，因此会更多地选择诸如维吾尔族、藏族以及更广泛的中国人权议题的独立纪录片来放映。但因为其希望能降低观众理解与进入讨论的门槛，故也会选择一些更艺术导向的作品，哪怕其公共属性没有那么清晰。
放映空间上的选择则更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独立放映之间或主动或被动塑造出的现实。放映既可以在影院中进行，也可以依托于各种类型的文化空间。场地的价格、放映组织或小组本身的预算、与场地方的合作形式、空间内能够承载的互动方式，这些因素既可能是限制，也可能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动机。
出于自身性格与经历，蒋不更倾向于“游击式”的放映形式，“如果电影的内容适合采用这种形式，那我们拿着二十个iPad就在地铁车厢里把影片看完也是可以的。”但他也坦承“不换届”的其他成员说服了他为什么依然应该在影院里做放映：“这些电影我们之所以要放，就是因为它们在国内没有一个正式放映的机会，让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地看完它们。”
“79平米”更加青睐独立文化空间。在林艾历看来，他们本身是更加草根的组织，而且当地的潜在观众体量也不太能支撑在影院放映的成本。“我知道在柏林或者巴黎，他们会很经常在影院里放亚洲的电影。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么正式的场所，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喝点饮料以及聊天，互相认识一下。我更喜欢这种私密一点而且更有社群感觉的放映模式。”同样更青睐这类空间的“信风”，并不排斥在影院放映，但作为新客，更想增进对当地多样空间的了解。因此有机会的话便会寻找更多可能性。
尽管放映的电影类型各异，观众构成不尽相同，放映所处的空间也非常多元，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所有的独立放映都十分珍视映后交流环节。蒋不甚至认为对“不换届”来说，映后交流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很多时候放映的电影本身没那么重要。尽管他们选择的场地有时候是按时计费且并不便宜的影院，他们的映后交流环节也可以长达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而也正因为映后交流的内容更加敏感，因此他们几乎不会预告映后嘉宾，也不会把映后交流的内容整理后公开。其他组织或小组的映后交流也大概会持续半小时到一小时，而“信风”在邀请特定映后分享嘉宾时还会大致确认其经历与分享内容的可靠性，为观众们对敏感议题的讨论提供互信基础。
三、放映之外：日常运作的挑战
独立放映也面临着普遍的困境。对于这些大多是业余运作的独立放映来说，相对更重的资金、成员精力投入是很大的负担，因此有的放映组织会尝试拓宽活动形式。近五年在欧洲涌现出的独立放映有很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逐渐走向沉寂，不再维持活跃。他们的浮沉便与这些桎梏密不可分。
对于有着丰富行动经验的蒋不来说，如何分配不同成员的工作量，如何在各种掣肘中协调工作进程，也都是难题。“不换届”的主要成员大多定居在巴黎，并且短期内也没有离开巴黎去别的地方工作或生活的计划，所以团队相对稳定，彼此有良好的信任基础。即便如此，不同的成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兴趣点总是有不少错位。“我个人是希望在选片决策时能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出现。不过有的成员在选片的时候并不一定投入，有时即便影片已经发给大家，只会有少数的几个人看过。但大家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出现，在检票、主持这些现场工作上也很积极。我不会把这个理解为问题或失职，但确实不同的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不同，有人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志愿者或现场工作人员。”
韦文熙在别的组织亲历过上文蒋不所描述的情景，但是以另一个位置。据他观察，有些组织有着比较清晰的领导与管理架构，会存在话语权与决策权更大的核心成员；当放映活动的安排造成了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满时，有的核心成员可能会未经内部协商就草率地回应，继而给放映组织带来不必要的公关压力并外溢到普通成员那里。基于这种内部存在明显阶序的组织架构，更大的矛盾可能会爆发，比如有的志愿者曾在离开放映组织后公开发文批评。不同的位置可能正决定了成员为何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理解。
资金更是每个放映组织的可持续之本。场地本身需要费用，如果在影院放映那成本更是大幅增加。而电影的放映在大多数时候也需要一次性的授权费用，即便因为“独立放映”的身份能获得优惠的友情价。这还没包括字幕的制作、DCP的制作（Digital Cinema Package，数字电影包，是全球数字电影放映的标准格式，常用于影院放映）、海报设计等各种可能的费用。另外，虽然这些组织大体上是依托于成员的业余时间来运作，但受访组织们均尝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付出了劳动的成员或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补贴。
为了能实现收支平衡，最直接的方式是向观众收取报名费用。但倘若票价定价过高，销量不好，那不仅赔进去大量资源，更无法实现最初决定做放映的目的：让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电影并讨论，连接彼此。
外部的资助是现实且可行的，但资助本身往往附带一定的条件。“不换届”是受访组织当中比较积极寻求外界资助的一个，但蒋不也表示这些资助有时候会成为限制：“我们主要申请的是人权领域的资助，资方对项目也有相应的期待，比如放映的影片需要直接涉及中国的人权议题。这种现实限制也塑造了我们目前的选片口味取向。”
陈哲的态度则相当务实，用他的原话来说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在没法把票价定到和主流院线票价齐平的情况下，他们尝试探索更灵活的放映授权费用支付方案：和版权方基于实际票房来按比例分成，而不是一次性支付放映授权费。不过陈哲也强调，比起资金短缺的限制，主要成员的业余时间不足对“信风”的限制更加严重。策划并完成一次放映需要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而他和其他主要成员分别有自己的主业，目前又没有接触到更多愿意加入的新成员，因此无法维持全年规律的放映活动，只能在成员们相对空闲的季节举办活动。
唐明轩所在的组织和场地方有良好的互信基础，因此可以免费使用场地，而且合作过的版权方也不一定会主动收取版权费，所以他们可以免费开放座位给观众。不过他们也尝试和一些关系不错的酷儿或女权小组合作，在放映现场售卖自制周边，希望能以此来覆盖其他开支。
比起其他行动平台而言，独立放映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整个放映网络本身是强连结的。为了能够知道有什么电影能放，又如何能够联系到版权方，这些组织被推着主动去建立行业内的联系来获取更多信息。不仅在欧洲内部，欧亚之间乃至跨大西洋的网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不作为曾经在中国独立影像社群中活跃的人，其自身携带的人际网络在“不换届”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让他们能够联系到大量创作者，争取到放映机会。当有一个放映组织将某部电影的放映落地跑通了之后，这个成功案例便会沿着这个网络在不同的组织和小组中快速复制，最终让更多身处欧洲的观众能看到这部华语电影。
“不换届”的长远规划里，便是希望为这种非正式的连接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支持。他们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档案，收录所有可以放映的华语独立电影，为每部电影制作条目附带介绍，以及如何联系到版权方。基于这份档案，所有独立放映组织或小组都可以很快地知道有什么电影能放，又可以怎么拿到放映授权。他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甚至希望能为新的放映小组提供技术与部分资金支持，让这些小组能因地制宜推动低成本放映，最终实现华语独立放映的“遍地开花”。
“不换届”的这个尝试和陈哲的想法不谋而合。对于陈哲来说，他一开始放电影的动机纯粹只是“自己想看的电影没人放”。基于这个出发点，他看待“应该由谁来放电影”这件事时会更加简单：谁都可以放，也应该谁都一起来放。“现在其实在地社群很多嘛，希望有更多的不一定是独立放映的小组来放电影，大家相互分担风险。”分散的、去中心的放映网络更贴近他的个人口味。
尾声：IndieChina电影节的“余震”
也正因为独立放映强网络跨地域的连接，部分受访者早在IndieChina开始筹备的时候便见证朱日坤如何把影展搭起来，也目睹了这个影展逐渐走向崩塌的过程。蒋不、陈哲和林艾历都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尤其是蒋不，他和朱日坤有着更多私人往来。因此在朱日坤宣布IndieChina电影节取消后蒋不曾为他提供直接帮助，包括帮他联系媒体来采访。
不同的人所处的位置及过往经历也部分影响了他们会如何理解IndieChina的遭遇。林艾历刚听到消息时的感受是很惊讶，因为在她看来IndieChina的整个项目很庞大，筹备期很长，如果中国官方真的要干涉的话是可以更早介入的，而不是在影展即将开幕之前再行动。蒋不了解到更多详情，更觉此事荒诞。“以前纽约举行过很多不同的华语独立影展，都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压。这次在中国被骚扰的很多导演以及工作人员分布在多个省市，意味着这是一个跨省联合行动。他们这也太如临大敌了吧？”
这个事件的“余震”也逐渐蔓延到这些大西洋对岸的放映组织。“信风”曾一度考虑放映IndieChina选入的部分电影，原本打算在朱日坤完成影展后去联系对方，如今已不了了之。而有的独立电影导演婉拒了“不换届”的放映，并直称就是考虑到纽约事件的外溢风险。
而对于林艾历和沈静平来说，这起事件反而更激起她们想要放更多电影的动力。林艾历就认为，“79平米”的放映大体上是关注女性、酷儿等议题的，虽然和国家的管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并不是必然很敏感的，因此她认为只要做好风险管控，保持低调，不会受到类似的打压。对她来说，IndieChina的遭遇反而更加激励她去做放映。
在日常运作与不时的例外事件冲击当中，每次银幕亮起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虽各有困境，受访者们仍对未来抱有期待，在泥泞的日常中协商着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希望能继续为当地的观众带来更多华语电影。他们未曾道明但不约而同传达出的朴素愿望，不外乎如此：希望我们都能再次因华语电影而相遇于银幕亮起之前。■
注：文中出现的组织名称79平米、信风以及人名林艾历、韦文熙、唐明轩、沈静平、陈哲均为化名。为保护受访者安全与隐私，在不影响事实准确性的前提下，本文对部分细节（如时间、地点与个人背景）作了有限的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