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散时代，一个新的“我们”

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柏林社群行动者“秦晓洁”的投稿。作为一名典型的“留德华”，Ta从为自己起的德语名字出发，讲述了自己从赴德读语言班到大学再到工作后关于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而在参与过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举行的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烛光悼念活动后，Ta的想法却突然发生了转变：不想再成为“融入”，不想再成为“他者”了。

(一)

我叫秦晓洁¹。从我到德国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正确地读出我的名字，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无论是我的姓里面的“q”，还是名里面的“x”或者“j”，德国人都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发音。从我上语言班开始，老师努力却又别扭地叫我的名字，就是一件令我们双方都觉得颇为尴尬的事情。

我曾尝试给自己起一个德语名字，比如叫 Katharina。其实 Katharina 与我的中文名挺搭配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洁净”，或者“去除污秽”。毕竟我们女孩子，就是要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贞洁，而我的父母给了我“晓洁”这个中文名，也就是希望我能一直懂得爱护自己的贞洁。所以你看，无论中外，对女生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语言班开始到大学，我遇到的老师或教授们，都不愿意以 Katharina 的名字称呼我。首先当然是因为在大学当中，我们都是使用“您”（Sie）这个尊称；而且由于基本的办公要求，我上课、考试都只能使用“Qin, Xiaojie”这个护照上的拼音文字。叫我 Katharina，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额外的、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个名字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

而我的大学同学们，ta 们都非常关心和爱护我，因此也强烈建议我不要改变我的名字。每一次我尝试跟 ta 们解释：我觉得发 xiaojie 的音对你们太难了，我就叫一个欧洲化的名字，这样子你们也简单一点，不好吗？ta 们就会非常温柔地看着我，说：不，xiaojie，这就是你的名字。你完全不需要因为我们发不出这个音节就来将就我们。或者 ta 们会说：xiaojie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啊——尽管 ta 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这个名字的中文含义一无所知。

是的，我亲爱的德国同学不仅对我中文名的含义一无所知，对于我为什么想要改名的决定也一无所知。在 ta 们的认知中，一个来自经历过被殖民的国家的女生想要将自己的亚洲名字改成一个欧洲名字，绝对是出于长期殖民压迫后对于自己本身文化无意识的否认和贬低，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亚非拉前殖民国家文化压迫的典型例子。出于对殖民主义做深刻反思的正义需求，我的同学们认为，阻止我改名是 ta 们的道德义务，否则，ta 们就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殖民者没有两样。而ta 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是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世界公民，坚持每个出身于不同文化族群的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出身的文化背景生活，而无需按照欧洲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那一刻，我相信，我的同学们确信自己在做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正如 ta 们会告诉我们的黑人同学，你那天然的卷发非常美丽，你不需要像我们欧洲人一样把你的头发拉直。

我大学的同学这些想法，我是到了近一年来才真正懂得。当时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 ta 们会如此坚持——无论对 ta 们还是对我，发 xiaojie 这几个音节都是一如既往的尴尬。ta 们不明白，或许也不愿去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并不会把改名这件事情看得无比重要。ta 们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还有名和字的区别，名是父母给的，字是自己取的；而且在古代，直呼其名，反而是一件极不尊重的事情。如果孔老夫子的同窗都一直称呼他为仲尼，李白的同事都一直称呼他为太白，那么，我的德国同学同事，为什么就不能称呼我作 Katharina 呢？我想被叫做 Katharina，难道不仅不是对我出身的文化的否定和压抑，反而是一种将自己的原生文化在欧洲的语境中发扬光大的有趣尝试吗？

（二）

很遗憾，当年的我没有这样的认知，以至于无法说服我的同学接受我改名的决定。在经过几次无果的努力后，我放弃了尝试，尴尬地接受着我的同学们温柔但别扭地叫我 xiaojie，直到大学毕业。随着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我渐渐发现，我到底叫 xiaojie 还是叫 Katharina 只是“身份”这一巨大困扰的一部分而已。而冰山之下的那一部分，叫做：你是中国人。问题是，我不想被当作中国人。

从上学开始，我就意识到，学校的教科书中，尤其是语文、历史和政治课，充斥着精心编织的谎言，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又称韭菜）。离开这个由谎言构成的国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以为，只要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我就可以告别我中国人的身份。

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自从我来到德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力突飞猛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在中共宣传机器的叙述中，中国在政治经济影响力上的不断提升将带给侨居国外的华裔更多权益——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宣传（Propaganda）。但是，确确实实，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侨民的“中国身份”被更深刻和牢固地确定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关中国的话题在同事的闲聊中经常出现，尽管我所在的机构并不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我的同事们有时会提起，ta 们曾读过某些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也不时告诉我，ta们是如何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伟大成就。当然，ta 们也会经常提及，ta 们又阅读了哪方面有关中国的报道，比如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以及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迫害。在这些闲谈中，我负责扮演一个“中国专家”的角色，对 ta 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做出一个能令 ta 们觉得真切的（authentic）回应。

然而我并不愿意做出这种回应。一方面，我离开中国已经多年，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已经日渐模糊。

鉴于中国日渐恶化的新闻自由程度，无论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侨民还是专职记者，都很难获得关于中国的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我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见得比我的同事们多多少，也不会更“确信”——因此我其实无法扮演一个“中国专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这种被他人直接指定的身份也让我不适：为什么我必须要扮演这种角色呢？这种不适使我开始进入一个固定模式：每当我的同事赞美中国的经济成就时，我会主动告诉 ta 们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城乡间的巨大差异，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衡以及种种结构性、制度性的歧视与剥削；当同事们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会“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尊卑长幼秩序的强调，及其背后厌女和排外的色彩；而当我的同事们提及中国的负面报道时，我则以“（被 ta 们指定的）中国专家”的身份告诉 ta 们，其实现实可能比报道中提及的更加恶劣。我以为，通过批判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我能够切割自己的“中国身份”，能够让我的同事明白，我不想被当作中国人。然而我很沮丧地发现，这种努力多少有些徒劳，我的同事们并不能理解我的愿望。

直到近一年来，我才开始懂得，无论是我大学同学，还是我的同事，都在一个由种族主义固化了的社会体系中成长，ta 们的言行也在不自觉地重复这种固化。简单地说：我，一个有着典型亚裔特征的人，只能扮演一个亚裔的角色，我是德国这个社会的“他者”。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融入”这个社会，甚至无论我是否努力，我的角色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但如此，我还发现，我越是努力去批判中国的传统和现状，就越是加强了我的白人同事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通过我对中国的——在 ta 们看来更加真切的——批判，ta 们可以获得某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非出于对专制统治发自内心的拒斥，反而是一种高人一等的立场：看，你一个外国人，一个“他者”，能够在德国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生活，难道不应该感恩戴德吗？

（三）

我现在知道，这种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边缘化、甚至污名化那些与之不一致的文化习俗的行径，叫做“他者化”(Othering)。在我之前在德国度过的所有岁月中，德国社会一直将我视为“他者”，我也一直安于扮演“他者”的角色。我曾非常努力地想要“融入”德国的“主流社会”，但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融入”这个词本身，就是“主流社会”为“他者”量身定制的任务，并且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想再“融入”了，因为我不想要再当一个“他者”了。

转变的契机始于中国各地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封控之后所爆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白纸革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对我意味着什么。出于一直以来对于专制威权统治的厌恶，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第一次抗议集会，但那一次集会的时候，白纸革命还没有爆发，参加集会的人更多是用自己的行动声援四通桥勇士以及反对中共的集权统治。但其实，除了带着多少有点恐惧的心情参加了一次集会，喊了几句平时不敢在公开场合喊出来的口号之外，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我依旧厌恶中国，也厌恶我的中国身份。并且，由于集会的参加者都用口罩墨镜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就使得“人”这个身份非常模糊，所以那一次的集会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

但我没有想到，海外多地爆发抗议集会的信息能够相对顺畅地传回中国各大高校和城市，加上长期的严格防疫封控措施已经让人忍耐到了极限，到11月底，白纸革命爆发了。和国内白纸运动参与者类似，11月26号晚上，我们在勃兰登堡门前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集会基本上是自发的，也没有人想要特意喊出抗议性质的政治口号，所以很多参与者都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戴上口罩，甚至很多参与者应该都和参与第一次抗议集会的人完全不同。然而，在相对肃穆和沉重的气氛中，我突然觉得心底有些尘封已久的情绪被触动了。我在德国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中国面孔来到一个带有政治反抗性质的聚会。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可以让我有归属感的群体，一个新的 “我们”，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反抗的“我”，而是一群有着相似经历和经验的“我们”。

（乌鲁木齐火灾发生后，柏林华人在勃兰登堡门前自发组织的烛光悼念快闪活动）

我们来自中国，或许为自己能逃离中国这个社会而感到庆幸，却又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感到担忧；我们又都在海外生活学习，忍受着各种专为外国人或非欧盟公民所设置的限制，觉得难以把海外生活的地方当成家园。我们恐惧过、焦虑过、也彷徨过。我感觉到，如果我能成为这样的“我们”当中的一员，成为这样的“中国人”，不但不会令我抗拒，反而正是我心所向。

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两天的情绪都非常激动。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全世界的突发新闻都进入了多角度现场直播模式，在推特和 Instagram 上面海量的图片视频冲击着我的大脑。中国人，这个我以为我最熟悉的族群，以我最没有想到的样式呈现出了我最希望看到的团结、勇气和不屈的精神——当然也喊出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口号。在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之后，白纸革命这个名称已经遍传各大社交媒体——甚至包括中国那些接受严格审查的APP。在持续的亢奋中，我一边继续刷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重大时刻，一边将自己各个社交媒体、头像都改为白纸革命的标志。到了傍晚，德国一台最重要的新闻节目 Tagesschau 在头条报道了中国爆发的抗议运动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位关系非常亲密的同事发来的信息:“我太喜欢你的新头像了”。沉浸在兴奋中的我看到之后就不假思索地给她打了电话，在挂完电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这次谈话完全没有重复过往的那种模式。这一次我没有把自己当作旁观者或者评论者；这是我参与的活动，是属于我的抗议，是我的政治表达。我并非被指定成为某一个角色，而是自己选择成为了其中一份子。而我的同事，也没有将我当作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来期待我表明自己的立场；相反，我能感受到我是她的朋友，而她在尽力支持她的朋友。我突然发现我原来可以选择成为“中国人”和被他人指定为“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德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栏目Tagesschau中报道中国反清零反封控运动的画面）

其实那天晚上我更多的情绪还是兴奋和激动，我还想着要让更多的同事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虽然 ta 们肯定都通过媒体知道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但我这次是真的想要给ta们一个“真切的”感受。于是我打印了几张抗议的图片，用二维码制作了相关信息，第二天一上班就贴在了我的个人储物柜上。让我感到高兴和安慰的是，很快我的储物柜上就出现了同事们贴的纸条，传递了ta们对我和“我们”的支持，更有一位同事在数天之后悄悄地将 ta 从台湾二二八纪念馆带回来的写有“民主”二字的小书签放在了我办公桌上。那几天我和关系比较近的同事们聊了很多关于抗议的事情，也聊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包括德国企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迄今为止仍然在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我渐渐发现如果接受我中国人的身份，为德国社会带来我自己的经验和视角，我反而能够更好地在这个社会中找到属于我的价值。

（图片来源：投稿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对我的名字的思考。随着近年来女性运动不断推动，我愈加了解到“晓洁”这个名字背后针对女性的规训意味，也懂得“贞洁”是父权社会给女性带上的镣铐。但其实我一直并不讨厌这个名字，或许，这就是一种自我规训。这种自我规训也体现在当我的同学表示我应该保留我的中文名而不要叫 Katharina 时，我选择了听从和接受；同样当我的同事赞美中国时我条件反射般地选择了自我批判与矮化。尽管随着我对德国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我愈加认识到德国社会也存在大量不公和压迫，但我仍然会强迫自己去否认这种压迫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正如我会强迫自己忘记Katharina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欧洲语言版的“晓洁”，其背后是父权制对女性一模一样的规训。

在经历了白纸运动之后，我在我的工作场所宣布，我就是要以 Katharina 作为名字生活。我不再让同事们自己决定是要嘴上别扭地叫我 Xiaojie 还是内心别扭地叫我 Katharina，我明确地表示我就是Katharina。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被叫做Katharina。不但如此，我的中文名和德文名的关联成为了我在工作上开启涉及女性权利谈话的一把钥匙。

在白纸运动之后，海外华人对于女性权利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些经验不仅让我在知识上受益匪浅，更是给了我勇气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如此之深，因而中国女性的反抗程度之强烈更加令人敬佩与震撼。通过讲述我的中文名和德文名之间的关联，我可以更好地将中国女性的反抗经验带给德国/欧洲。同样的，由于中国曾经以强大的帝国面貌出现，又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痛苦，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既承受了帝国扩张带来的代价，又经历了被殖民的磨难。这种经验在欧洲是非常独特的，成为中国人，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不必然让我成为这个社会的“他者”；相反我通过我的中国身份和视角，我可以带给德国社会不一样的反殖民主义视角，从而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也认识到，我不可能通过抹去我的身份来逃避这个基于种族主义而建构出来的不公平的价值体系，而是只有将我的身份带入德国这个社会中，丰富这个社会的视角，从而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更加习惯从多元视角来看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对抗“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他者化”。

我相信这种更加广泛的参与才是民主政治的真实意义所在，而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让那些一直被边缘化的群体更好地参与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之中。我很确定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必定有认同自己中国身份的人的位置——当然也必定要有穆斯林、罗姆人和辛提人以及酷儿群体等等被边缘化族群的位置。

“晓洁”并没有变成 Katharina。“晓洁”，只是 Katharina，名叫 Katharina 的晓洁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的一部分，更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深度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许多问题，也产生了无数名叫 Katharina 的晓洁。而我相信，名叫 Katharina 的晓洁们将以我们独特的经历参与到全球化的问题当中，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我们的视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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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名字并非我的真名，但故事是真实的。并且我相信，每一个名字中包含有j/q/x这三个声母的华裔侨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