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夏威夷miumiu
编辑 / 梁文彧
二月的悉尼正处于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下午两点，阳光穿过Ashfield Town Hall的彩绘玻璃窗，落在一盏盏大红色灯笼上。活动大厅里，Drama Queen秀与纪录片放映连番登场。有人执起笔墨学写女书，有人在美食摊前品尝四川小吃。有天真烂漫的孩童伏在桌上画彩虹小马，也有三五好友成群聚在一起搓麻将。
ANTRA澳纽彩盟的小伙伴们正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华人酷儿春节联欢会。过去几年里，这个由华语LGBTQ群体组成的社区组织，逐渐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华语酷儿组织之一。
数百位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酷儿汇集于此，普通话、粤语与英语在交谈中彼此交织。TA们不分族裔、不分国别，一起在这里庆祝新年。
这场春节联欢会是Theodore最喜欢的活动。他和男友支了一个卖食物和饮料的摊位。站在摊位后，他看着人群里许多亚裔酷儿情侣自然地牵手、聊天、拍照。在这里，TA们不必应付国内过年时亲戚的催婚，也不会有一个人在海外过年的孤独。他感叹，“在海外，酷儿群体一起过春节很快乐、自在，而且大家都是类似的文化背景。”
然而，对于华人酷儿而言，TA们尽管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却未必拥有共通的华人经验。同样身为酷儿，一代与二三代华人移民面对的困惑与挣扎并不相同。对许多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成为酷儿意味着摆脱原生社会的压抑，在新的国家获得安全表达身份的空间。对二三代华人移民而言，性别身份并非最困难的问题，更大的挑战是如何理解、继承甚至重新定义一种属于自己的Chinese-ness（华人性）——如何在成为酷儿的同时，也成为华人。
也正因如此，TA们所谈论的，往往并不是同一种酷儿议题。当TA们的创伤与诉求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性别议题便与文化、国族和迁徙经验交织在了一起。ANTRA 的故事，正生长在这两种经验相遇的地方。
莽莽采访了五位活跃于 ANTRA 的华人酷儿，试图从 TA 们的经验中探问：当 Chinese-ness（华人性）不再是一个可以共享的答案，离散中的华人酷儿如何为自己重新创造归属？
一代华人移民酷儿的“双重边缘”
多年前，为躲避父亲的家暴，Bell几乎是人间蒸发般地独自逃到澳洲。母亲也因为Bell出柜了女同性恋身份，而与TA断了联系。
对于Bell来说，来到澳洲不仅意味着拥有了探索自我性别身份的空间，也意味着TA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过去作为反贼的TA，背负着一种“中国人的原罪”。对于TA来说，出生于中国、接受了中国教育、成长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之中，意味着自己参与并受益于中国社会的压迫性结构，且无意识地成为了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因此，TA觉得自己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位置。
来到澳洲后，TA的反思又深入了许多。大学课堂中的殖民史，社区活动中的原住民议题，朋友交谈中的特权、权力关系与去殖民化话题，这些讨论让Bell第一次意识到，身为汉族，自己握有一整套主体民族从未察觉的结构性优势。
“小时候学的是‘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后来我才发现，它告诉我们的是团结，却没有告诉我们权力关系。” Bell说。过去TA看到少数民族的服饰、音乐和饮食时，会自然地觉得那是“我们的文化”。而察觉到这种结构性优势后，TA开始怀疑，这些东西是真的属于“我们”，还是只是属于国家叙事里的“我们”？
对国家叙事的怀疑，也让TA产生了身份认同焦虑。那几年里，Bell很少主动告诉别人TA来自中国。别人问起时，TA甚至会有一点紧张、羞耻，感到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充斥着痛苦。
“当别人知道我来自中国的时候，我会下意识担心他们想到的是习近平、威权主义或者审查制度。我很害怕被默认成一个热爱国家、认同政府的人，因为那并不是我对自己的理解。”TA说。
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了 Bell 一个更准确的词，用于概括这种状态：Moral Injury（道德伤害）。
“这个词我理解的意思是，你看见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意识到它们存在，但你又无能为力。”Bell很喜欢这个解释，因为它准确描述了TA那段时间的状态：愤怒、无力、羞耻，以及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审判。有时候TA会想，是否能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
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Bell加入悉尼当地的行动者群组，那是TA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海外异议社群，TA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
不过，很快另一种失望出现了。在一次讨论中，有人用厌女词汇辱骂习近平。Bell忍不住问对方：“你说习近平操他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妈做错了什么？你不能直接操习近平本人吗？”
现场安静了几秒。随后一位男性活动家——中共在逃陈姓大使——反驳TA道：“我们现在要先关注人权，再关注女权。”
Bell的脑子里立刻涌上一个问题：女权难道不是人权吗？TA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一定理解酷儿。大家都在追求自由，但不是所有人的自由都包含在里面。”
那一刻Bell再次感受到熟悉的边缘感：即使出国，在海外华人政治反抗者之中，作为性少数和女权主义者的TA依然是少数。
和Bell一样，Cedric Yin-Cheng也是逃离原本所属的世界，到澳洲后发现自己仍是需要努力发声的边缘移民。
出生在上海的Cedric，一岁随父母移民香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一家四口挤在深水埗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鸽子笼”里，父母每天忙于生计。可以免掉学费的教会学校，是那个年代里许多移民家庭得以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从幼儿园到大学，Cedric几乎一直生活在教会体系里。
然而，十八岁时，Cedric与牧师出柜，却被赶出了教会。原本计划报考神学院的他失去了推荐信，也被迫脱离了原本设想的人生轨迹。他至今记得那种恐惧感：“我害怕的其实不是自己是gay，而是我的人生寄托突然不欢迎我了。”
之后Cedric去了香港浸会大学读教育。在高中当实习老师的时候，同校的某位老师是一名“在柜子里的”同性恋，得知Cedric被教会赶走的事情后，他告诉Cedric：“你作为LGBT（群体）在香港教育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除非你一辈子躲在柜子里。”
然而，带着这份痛苦远赴澳大利亚之后，Cedric体会到了另一种边缘感。在香港，他是隐藏身份的酷儿，到澳洲后却先变成了移民——英语不流利，普通话带粤语口音。本地酷儿社群讨论的跨性别、非二元、代词和身份政治对他像另一种语言。第一次参加大学酷儿社团活动，他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
多年以后回忆起来，Cedric仍然记得那种孤独感，那种处于双重边缘的位置。作为酷儿，他无法完全融入传统华人社群；作为移民，他又无法轻易进入主流酷儿社群。
二代移民酷儿：不够标准的国民
如果说，对许多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酷儿移民的身份意味着TA们需要在离开原来的社会之后，重新寻找能够安放自己的地方；那么对于出生在澳洲的二代华人移民来说，问题则出在TA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
澳洲二代移民Apple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是“标准的中国人”，是在中国做交换生的时候。
作为来自澳洲的交换生，TA住进国际学生宿舍，参加国际学生活动，在制度上被归类为“外国人”；但与此同时，亚洲面孔、华人家庭和中文背景，又让身边的人默认TA应该理解这里的一切。夹在两种身份之间，TA既无法真正成为本地学生，也很难把自己完全当作外国游客。
这种陌生感甚至延伸到身体上。来到中国之后，TA第一次发现，中国主流审美与自己熟悉的身体经验并不相同。TA觉得自己晒得太黑，不够瘦，也不够女性化。淘宝页面里那些白皙、纤细、精致的女性形象，让TA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中国女孩”，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然而，TA也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TA不会唱大学宿舍里澳洲同学人人都会唱的歌。
大学宿舍的一个夜晚，TA和几个同龄的年轻人聊天、喝酒、放音乐。音响里突然传来澳洲歌手Daryl Braithwaite的《The Horses》。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兴奋起来，开始跟着旋律大声合唱。对TA们来说，这首经典的歌是童年、电视、酒吧、家庭汽车后座和澳洲流行文化共同组成的记忆。但Apple站在人群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TA从来没听过那首歌，也不知道歌词。后来，TA当时的男朋友半开玩笑地问她：“你真的是澳大利亚人吗？”
作为一个出生在澳洲、父母来自广东的二代华人移民，Apple从小在移民社区长大，高中里都是亚洲面孔，直到大学才进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直到这时，TA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生活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有一套TA并不了解的笑话、歌曲、电视节目和童年记忆。
亚裔家庭的成长经历，也使TA压抑了自己的性向表达。TA没有正式向父母出柜，也不确定那种西方式的、郑重其事的“出柜”谈话是否适用于自己的家庭。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时，TA会在父母来家里之前，把所有和彩虹、同性恋有关的东西藏起来。后来有一天，TA觉得这件事太幼稚，于是把一面小小的彩虹旗留在房间里。父母来了，即使看见，也从来没有问过TA。那面彩虹旗没有制造一次公开冲突，也没有带来一次郑重对话。它只是停在那里，成为这个家庭里许多未被说破的事情之一。
直到新冠疫情期间，TA才在台湾勇敢地踏出了探索自我的第一步——TA与一名女生恋爱了。
那时台湾的边境关闭，旅行中的TA被困在一家青年旅舍里，遇到一个来自欧洲的背包客。对方原本也要去澳大利亚，却因为疫情滞留在台湾。TA们住在青年旅舍里，一起工作以换取免费住宿。
外面的世界充斥着不确定性：边境关闭，航班取消，未来被悬置起来。这给Apple仿佛“世界末日”要来临的感觉。然而，这种环境反而让她第一次有勇气面对自己早已知道，却迟迟不敢行动的事情。
然而， 回到澳洲后，Apple仍然需要面对自己的国族文化矛盾与身为华裔性少数的困境。TA发觉，这种处境让TA更接近离散者，“我们和其他离散者之间的共同点，可能比和所谓中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共同点更多。”
在Apple看来，离散华人的经验由无数交叉因素组成：阶层、语言、家庭、教育、肤色、性别、性取向、移民年代，以及父母对澳洲社会的理解程度等。TA说， “很多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华裔，会通过食物、服装、语言学习或回到祖籍国旅行来重新连接自己的文化。有些人会把包饺子、穿传统服饰、学习中文视为非常神圣的事情，因为那是TA们追溯根源的方式。”
而如果一个人是成年后才来到澳大利亚，TA的酷儿旅程会与在澳洲长大的二代完全不同。Apple观察到，对一些中国留学生或新移民来说，接触LGBTQ社群本身已经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除此之外，TA们还需要面对签证、语言、家庭、身份、安全感，以及是否能留在这个国家等问题。
相比之下，澳洲出生的华裔酷儿固然也有种族、家庭和文化认同困境，但TA们至少不必担心政府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驱逐自己。Apple说，“我有一个来自东南亚的酷儿朋友，因为无法获得永久居留，不得不离开悉尼回国，回国后（TA）会更加感到和母国的疏离感。所以，移民身份会把‘能否做自己’的性别议题变成一个更生存性的议题。”
华人酷儿，“我们存在”
ANTRA的故事，正是在这些彼此交叉的经验与困境之中生长出来的。
2013年，刚来到澳大利亚不久的Cedric登陆了台湾同志交友网站“TT069”，在论坛上发了一条讯息：“我在澳洲，有人愿意跟我当朋友吗？”
最初回应他在交友网站上的讯息的只有四个台湾人。TA们拉了一个Line群，每天聊天，聊哪里买得到亚洲食材、怎么租房、怎么出柜、怎么在澳洲认识其他酷儿。一年之内，这个群从五个人变成四百个人，再演变成上千人，成为ANTRA的雏形。
转折发生在2017至2018年。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澳大利亚举行了同性婚姻邮寄公投，一些华人教会、社团和意见领袖公开宣传，同性婚姻会影响儿童教育、Safe Schools项目会”鼓励同性恋”等观点。华人社区里也流传大量中文反同宣传单，Cedric的信箱里就收到过一张，上面写着，“如果不希望你的孩子成为同性恋，就不要支持同性婚姻法案的通过，不要投给工党。”也正是那一年，他和弟弟一起向母亲出柜。母亲捏着那张宣传单，对他说：“你看吧，社会也容不下你们。”
在Cedric的记忆里，那年甚至有位华人社区领袖在公开场合表示：“澳洲华人没有LGBT。”
Cedric被这句话激怒了。那时群里已经聚集了一千多人。他看着手机里不断闪烁的信息，想起这些年来认识的留学生、移民、同志父母、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想起那些深夜倾诉和互相扶持的人。如果这些人都不存在，什么才算存在？
于是他正式注册成立了ANTRA。组织刚成立时Cedric没有宏大的蓝图，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告诉世界，“我们存在”。
此后，不断有新人加入这个社群。对于Apple和其他二三代华人移民来说，ANTRA如同一个“幼儿园”式的乌托邦。在这里，TA们发现既不需要像在白人酷儿空间里那样解释自己的文化，也不需要像在传统华人空间里那样隐藏自己的酷儿身份。
后来成为ANTRA副会长的Bell也有相似的触动。对于Bell这样兼具酷儿、女权主义者、离散华人、移民、政治行动者等多重身份的海外华人酷儿而言，ANTRA给TA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允许TA们成为性别和国族文化上的双重非二元。在遇见ANTRA之前，Bell的这些身份都需要分散在不同地方：讨论政治去政治圈，讨论酷儿议题去酷儿圈；讨论女权又去另一个空间。而ANTRA让TA第一次发现这些身份可以被融合在一起。Bell说，“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不是少数中的少数。”
随着与二三代移民酷儿群体的接触加深，Bell受到TA们的启发，开始在澳洲重新了解中国文化，试图用自己的经验解读和定义它。TA还把“重新定义华人文化”这个概念融入了ANTRA的活动当中。蛇年澳洲Mardi Gras骄傲节时，Bell将游行方阵的主题定为伏羲和女娲。TA认为，这两位人首蛇身的创始者既不是完全的人，也不是纯粹的野兽，可以象征一种“超越二元、游走边界、流动共生的存在”。TA觉得，“TA们就像酷儿一样，能够在旧有框架的裂隙中开辟新的叙事，不循既定方向，却孕育出无限的可能。”
马年华人酷儿春节联欢会时，Bell则从山海经里找了许多关于马的形象的神兽，并把它们“酷儿化”。在TA看来，这是一种夺回叙事主权的方式。在意识到自己有权定义华人文化之后，TA便投入其中：将从前别人用于控制自己的武器，用于赋权和解放自己，也赋权和解放别人。
“没有人拥有同一种华人性”
然而，当有着不同性别、国族、文化身份的海外离散华人酷儿们聚在一起时，分歧也随之出现。性别差异、一二代移民面对性别议题的探索程度差异、文化差异、代际差异和移民经验的差异等等，都给社群融合增添了难度。
2025年，ANTRA的第一届华人酷儿春节活动上，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与者坚持认为汉服的朝代必须准确对应，服饰纹样、发冠和历史背景都需要考据；而另一位二代移民参与者则觉得这些根本不重要，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就已经足够。双方围绕服装争论了很久，谁都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如此坚持。
在Cedric看来，这场争论其实从来不是关于衣服，而是在讨论两种完全不同的Chinese-ness（华人性）。对于许多一代移民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必须努力保存的东西。他们害怕遗忘，也害怕失真。而对于许多二三代移民来说，中国文化更像一种需要重新创造的东西。他们并不拥有完整的文化记忆，因此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拼凑它。
对中文或英文使用的熟练程度也造成了一二代移民之间的分歧。一位二代移民成员在第一次参加ANTRA活动时说：“我很兴奋，但我也很恐惧。” 兴奋，是因为TA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华人酷儿；恐惧，则因为TA根本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
一些英语不够好的一代移民也曾经质疑过全英文的演讲活动。后来，ANTRA开始提前收集所有演讲者的逐字稿，并翻译成中文投影在舞台上，希望降低语言门槛，让年长的同志父母和中文使用者也能参与其中。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性别代词上。对于许多在英语环境成长的二代移民来说，性别代词几乎是身份认同最基本的尊重。不过，对于很多刚来到澳洲的一代移民而言，中文里的“他”“她”本来就长期混用，并且读音相同。很多人在说英文时也经常混用代词，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冒犯了别人。为此，Cedric在每次组织活动之前，都要不断提醒参与者询问对方使用的代词或语言，不要假设TA人与自己一样。
他也越来越意识到，ANTRA要解决的问题，也许从来不是身份认同本身，而是身份认同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没有人拥有同一种华人性。因此，他也越来越不愿意使用“Chinese Community（华人社群）”这个词。
那么，当性别、国族、文化乃至政治立场都无法成为社群融合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把人们聚在一起？Apple和Cedric的答案是同一个：语言。
对于Apple来说，拥有某种文化，却未必生活在它内部；生活在某个国家，却未必共享它最深处的记忆。但语言却不一样，TA认为，“语言在这种持续的无归属感的关系里尤其重要。语言像一把钥匙，打开一个原本对我关闭的世界。”
这也是Cedric把ANTRA全名定为“澳纽华语彩虹联盟”的原因，不是华人彩虹联盟，也不是中国人彩虹联盟。他相信，“真正连接大家的，也许不是国籍，而是语言。是普通话，是粤语，是那些彼此听得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