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热风 | 与台湾朋友聊聊：去殖民化与社会运动（上）
本期《莽原热风》，一位年轻的台湾朋友作客热风现场，与我们聊了聊她从九十年代初成长以来的经验：台湾从二战以来经历了什么，TA们的公民社会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历史记忆又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台湾人，TA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人和中国议题的呢？本文分设上下篇，此篇为主讲人的自我分享。
A 引言
Hello大家好，我的英文名字是Sophie（張詠瑛），目前在纽泽西的Rutgers University念社会学的博士班。我是台湾人，2019年的时候来美国念书。我从小在台湾长大，之前都是在台湾。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普通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台湾人可能在想什么，可能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认同、看待台湾，或者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的。
我会首先从我这个世代“长什么样子”开始说起；然后会分享我这个世代的朋友们会希望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台湾，而这会是一个后殖民的视角；再来，我会在“阅读过去，重返历史”这部分分享一些发生在我大学期间发生的事，以及我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些经历；最后，我会分享当我人还在台湾的时候，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如果时间允许，可能再分享2019年我来美国念书后的中国，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
B 我这个世代：1987年前后出生的台湾人
那我先形容一下我这个世代。在台湾历史发展上，有一个时间点蛮重要的是，就是1987年台湾解严。因为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来到台湾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所以就需要稳定地控制社会，于是它就实施戒严体制。结果戒严体制一实施，就不小心实施了三十八年。因为它一直没有完成收复大陆的梦想，所以就一直实施、一直实施。这个戒严体制其实就是台湾现在说的威权统治时期，一直到1987年才结束。所以我们在谈台湾到底怎么从威权体制走到民主体制的时候，1987算是一个分水岭。
1987前后出生的台湾人，成长到今天大概三十几岁，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因为他们出生，然后一路成长到现在的三十几年时间，恰好是台湾制度、文化和各种不同领域上的民主化，以及台湾主体意识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成熟阶段。
我自己是1992年出生的，差不多就是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左右的人来说，出生的时间点其实也是台湾政治体制开始本土化的阶段。因为台湾（此前）是被放在一个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和台湾的现实状况在各种层次上格格不入，它想象的是一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华民国。可是台湾从1949走到1990，已经发展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现状了，和这个架构是没有办法完全契合的，所以就会发生很多体制外的抗议，或是体制内的改变。
首先是1990年的时候有野百合学运。学运的其中一个诉求是废除万年国代。国民大会代表，可以想象成国会议员，从1949年之后一直都是同一批人，当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之所以会这样，是要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他当时选这个代表的方法是必须按照中国每一个省选一个国大代表，可是因为国民政府退到台湾后没法做这件事，结果就让同一群人当国会代表，越当越老，就变成一群老人。所以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其中一个诉求，就是指出这件事不符合现实，必须改变。
在我小时候，大概从这方面开始，政治体制开始慢慢本土化，国大代表被废除，立法院改选，人民第一次可以自己选出国会议员。还有一个时间点是1994年的时候，台湾人也第一次选出了台湾省的省长，此时台湾还是一个省的状态。这件事情是第一次，但重点是它也是最后一次，只有一任。1998年的时候，台湾就冻省，把省的状态冻结起来，这也是由于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和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原因。虽然只有一任，但重点是人民有一个机会去实践投票这个动作。1996年，台湾人民第一次可以选自己的总统；2000年第一次经历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所以台湾第一次不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担任总统，而是投票选出的。
这些小事情只是要用来说明，政治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本土化的。它发生在我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小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知道；因此台湾政治体制这么本土化，会被我们当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成长的年代，政治体制是这样子本土化的，学校教材也慢慢本土化。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社会科学，就是历史、地理、公民这些学科，会分为三册。譬如历史包括世界史、然后是中国史，然后台湾史。但比我大三四岁左右的台湾人，他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课纲仍然把台湾史放在中国史的最后面，只有一点点的样子，延续中国的道统。而学台湾的历史，当然没有机会学得比较深和广。可是在我念书的时候，课纲就已经把台湾的比例拉大了。
我会觉得台湾社会和中国社会非常相像，是一个非常升学导向的社会，非常追求精英教育。国高中时期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个好大学，而这件事对大部分年轻学术来讲，是没有机会去反抗，或可以选择不要的。因此我回头看国高中时期，即便学校教材是本土化教材，但我其实没有说明资源和时间去真的认识台湾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台湾是怎么从威权体制走到民主社会。是上大学以后，我才真的开始有机会去认识和阅读，因为不用被升学压力追着跑，可以去决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C 后殖民的台湾
我第二个Bullet Point就是后殖民的台湾。我刚刚提到的教育本土化或政治制度的本土化都是一个因素，但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台湾人没有这个自觉要去阅读过去的历史，然后用历史来思考现在，在当下做出一些行动，这些东西可能是对于未来的价值追求。
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回头去看在校园内外的各自经历，它其实都是一种用后殖民视角去看台湾的举动。所谓后殖民，简单来说，就是把国民党1949年来到台湾这个时期当作屯垦殖民者或者定居殖民者（Settler Colonialism）。它是把国民党政权当作一个外来政权，在台湾落地生根。如果能从这个视角做出发点去理解台湾，它到底是怎么从威权政体走到民主制度，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对我自己的认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我对台湾的想象是什么？乃至于台湾跟中国，或台湾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我特别想提出后殖民视角的原因是，我觉得要把台湾的民主运动史想象成台湾人对抗屯垦殖民政权的历史，所以它是台湾人在对抗外来政权的历史，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对抗屯垦殖民政权的过程中长出来的。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它并不是对抗外省人或中国人的历史。外省人在台湾的语境里，就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政府一起来台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相对的是本身人，就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而移居到台湾岛上的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主的汉人。
很多人在谈论台湾过去的民主发展史的时候，会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觉得这是在挑起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如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对立。（他们觉得）谈论台湾是怎么本土化的，好像是在抹灭这个外省人的存在。我觉得以后殖民的视角来理解，就可以说并不是这样的。这也并不是要去否认说台湾就没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本省人没有歧视外省人，抑或是反过来。我觉得现实是有歧视、有冲突的历史，必须承认。但是我们理性上在追求价值的时候，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它绝不是一个对抗单一族群或群体的历史。
然后这边我想要插播一下，就是我前几天听《不明白》播客，有一集访谈是杨孟轩，在美国教书的台湾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外省人，她的研究很棒，我想要节录一下。我听到袁莉跟她讲的一个话，说，我们从小都读白先勇、龙应台，所以我以为台湾大部分就是像他们描写的那样。结果2023年6月，我到台湾之后才发现，原来外省人才占不到台湾的10%的人口。
这里袁莉是在表达她的惊讶，她所认识的台湾跟她实际去的台湾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很有趣，而很多台湾人自己也曾经体验过这样子的落差，这个落差反映的是：为什么可能1949年随着国民党来台湾的这些外省人，他可能在人口比例上只占了一点点，可是他在声量上，或者是在大众中间所占据的视野会是非常庞大的。
这件事就牵涉到，整个国民党政权在来台湾之后，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巩固统治正当性，在政治跟文化上都是一个霸权的状态。公家政府体制里面，全部都是雇佣外省人，在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上也是以外省人为主。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以国民党党国为出发的史观，以及随之而来造成的、物质上的实际分配不公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各领域各层次，甚至到作家。比如说刚刚讲白先勇、龙应台等，一般的台湾人，包括我小时候，如果要读一些课外读物，确实也是从这些人开始念的。我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有机会认识到，台湾自己也有一些作家，可是我没听说过，好像没有老师告诉我们。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像袁莉这样的中国人可能发现有这样的落差，台湾人自己也曾经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所以，这是长久以来台湾人的民主发展史，它是一个对抗资源分配不公平的过程，或者是权势全被国民党政权掌握为主的党国史观的过程，并不是在对抗任何一个单一族群。
D 阅读过去，重返现场
这个（部分）我觉得会讲太多，我想先跳到第三个Bullet Point，就是阅读过去跟重返现场。这边我想要简单分享一下，我在十八岁开始念大学以后，我能有机会去通过修课去阅读到战后台湾民主发展的具体历史。换句话说，它不再只是我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的课本（内容）。课本上顶多只会告诉你1996年台湾人开始选的第一个总统，然后某某年台湾人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自己十八岁以后的大学校园内，有机会去真正阅读学者写的历史作品，因为大学教授本身就是（历史）学者。
我（当时）读了大量的台湾白色恐怖（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期间政治受难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事当事人自己写的，但更多是他的家人帮他写的，因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所以我在整个大学期间，用不夸张的方式来讲，（经历了）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过程。念这些作品非常痛苦，我虽然没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大家分享我念过什么，但重点是，能够把过去的历史书写下来让人阅读到，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它如果能够放在教育体制里，即便不是国高中就开始，但至少要是大学，让年轻的学生有机会去阅读那样的历史，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这边列出了几个让当时二十几岁的我内心感到非常冲击的一些案例。譬如1980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了林宅血案， 然后1989年这个可能比较多人知道，就是郑南榕自焚。这是少数的几个例子。在非常多的政治迫害的例子里，（这些少数例子）我现在回头看就会很冲击，并且觉得很痛苦，觉得为什么以前的台湾人要这样子被杀或者自杀？这个就是阅读历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大学时有机会亲身经验、体会，这是重返现场。我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机会亲身走访台湾的民主运动发展的现场，或者台湾人有个词，叫“不义遗址”，就是台湾在威权统治之下的时候处决政治犯的现场，这些地方台湾现在都有努力把它保存下来。
比如说在我念书的校园附近走，就走到一些地方，是当时的行刑现场，就是国民党当时威权统治的时候，把大量政治犯处以死刑的地方。步行也可以走到的另一个地方是乱葬岗，一大片乱葬岗，全部都是威权统治时期，政治犯被处决后没法让家人来认领，就随便葬在那边。我觉得可以肉身重返现场，去亲眼看到当时台湾民主，就是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牺牲掉这件事情，对于形塑我的认同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刚刚是讲的是在课堂上阅读历史的重要性，然后亲身重返现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在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时的我有非常大量的机会去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要特别提起来的是这些社会运动呢，并不见得跟中国或者是台湾的主权有关。我现在就先用时间的表列，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参与过的社会运动。
E 社运之路
1.野草莓：两岸关系协会
首先呢，2008年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发生了野草莓学运。其实它没有说真的到学运那样子的规模，或者造成以前的野百合学运或后来太阳花学运那样子的政治效果。
当时是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陈云林要到台湾，当时总统是马英九。陈到台湾是要谈一些两岸的事务，这是一个前提。那为什么大家要上街抗议呢？这是因为，大家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政治人物来台湾，台湾会瞬间倒退回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会派大量军警上街，把所有看得到的中华民国国旗没收，有些人上街就是去抗议陈云林访台的，故意手持中华民国国旗上街，但旗也被折断和没收。台湾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突然间快速被压缩。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在台湾的藏人组织也要上街抗议，举他们的雪山狮子旗，一样跟中华民国国旗一起被警察折断，或者上街举旗的人会被逮捕。这件事对台湾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2008年已经距离戒严二十几年了，怎么可以我只是举个旗子就把我抓起来？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时刻，而是因为有一个中国官员来台。
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念高中，当时比较重视升学，最重要的事情是念书跟考上好学校，所以我没有办法上街头，只能透过看新闻、看报纸、看电视，然后去跟进当时的台湾年轻人怎么上街头抗议，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影响我那个年纪的年轻人。
2.反国光石化&反媒体垄断
下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运动叫反国光石化，它是一个反对大型化学石油工业（的运动）。它发生在台湾中部，云林，是抗议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建设石化厂的环保运动。这个运动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时我刚上大学，所以算初次有这样的机会，去跟自己同年龄的朋友为了一个议题去上街头，为了那个议题去读书。我之前听到有人谈论白纸运动，会说，是不是有些上街头的人也只是为了跟风？其实并不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其实不这么觉得，为了跟风而上街头有什么关系？因为很多人之所以有现在的价值体系，以及他之所以能慢慢确立自己想追求什么，不想追求什么，这整个过程的起始点，都是因为他想跟风看看。比如自己的朋友都去做什么抗议，那就跟着去做。尤其对年纪相对轻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OK的，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大学时期就是这样。
2012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重要运动，我跟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去参加，叫反媒体垄断运动，或者叫反媒体巨兽运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旺旺集团，就是旺旺饼干的旺旺集团，它那时候并购了很多家媒体，且准备要并购更多媒体。所以台湾的新闻媒体从业者，学者，还有所有学生，年轻学生，非常担心它继续并购下去，媒体会财团化，然后也担心新闻媒体会受到侵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旺旺集团其实是非常亲中国政府的一个集团，中国因素在这个运动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运动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她后来确实挡下来，没有再让旺旺中时集团继续去并购更多媒体。
我觉得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当时台湾公民社会里有很多不同团体，虽然大家一起反对旺旺并购媒体的运动，可是彼此之间追求的价值是相互冲突的。一些人觉得参加这个运动是反对中国对台湾可能的入侵。可是有另外一群人，参与这个运动，不是因为有没有中国因素的关系，而是因为媒体就是不应该被财团化。这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是因为我收到一些问题，是在问台湾的左派跟右派，其实从这种十几年前的运动就可以看出来，比较偏左，和没有那么偏左，也许之间的差异，即便在同一个运动里，大家对于我在反什么是有不一样的想象的。
总之，那个十年间参加了超级多的街头抗议，还有很多当时2010到2017、18，甚至更早的，非常大量的土地跟居住正义的相关运动。比如说都市更新。都市更新的条例其实是所谓的恶法，当时的法令法案（后来有修改）规定，社区被指定要都市更新，只需要百分之多少的居民同意，那政府就会去做都市更新。所以即便有百分之多少的居民并不同意，可是他们还是会被（拆迁），也就是所谓的钉子户。那时候台湾发生很多这样子的都市更新迫迁运动。
然后我跟我的同学们，我的朋友们，也就是都会去那个现场，跟那些居民坐在一起，坐成人龙，手靠在一起，然后来对抗那个怪兽，还有就是要把你拆散的警察。总之台湾那时候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些像是国有地，居民在上面违法居住已经几十年了，然后突然间台湾政府希望把这个地收回去，那这些人要怎么办？只能流离失所。总之当时的台湾公民社会非常蓬勃，各式各样的运动到处有发生。
3.太阳花：反服贸
我最后这个阶段再提一个，就说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或者台湾人很多人称318学运。我觉得我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好像在街头上抗议了十几年甚至更久，然后到了318这一天，突然有一种看到了更多跟我们追求类似价值的台湾人站出来的那种感觉。而在那之前，我所谓的这些街头的抗议，老实说不是一个主流年轻人会做的事情，可能只是当时大学生有闲有时间，然后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可能是念社会科学的（居多），理工生几乎没有几个人会做这件事。
可是到了318学运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感受，是不分年纪，不分背景，甚至不分你来自台湾的哪个县市，好像所有人都站出来，然后一起表达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反对。这个运动跟刚刚兴起的反媒体垄断运动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里面有不同群体。
有些人说我们反对两岸服贸协议，是因为我们反对中国要用这种经济手段，然后来最终统一台湾。有些人是明确反对这个中国因素，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服贸是因为反对贸易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而不管是不是中国要签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也体现了在同一个运动里面，可能我们用美国的标准来看，它其实含纳了有些偏左、有些不那么偏左、有些比较偏右的团体，当时都是同时存在这个运动里面的。
我在十几二十岁的这一整个时间里面，除了有很多机会可以大量阅读台湾过去的民主运动发展史，然后我有办法去亲临哪些，比如政治犯被处死刑的这种不义现场，然后我也有办法上街头为各种议题去实践我想要追求的价值，参与社会运动。
4.台湾人如何介入中国和六四
那中国呢？中国在我整个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一段时间里，对我，还有对很多我同年龄的台湾人来讲，其实也是自然而然会关注的对象。我们那个时候，会关注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抗争，然后再来就是有什么用的政治犯或良心犯又被抓起来了，或者就是广义的人权议题。然后当时也会跟朋友们参与六四的纪念晚会。
我后来发现歪脑其实有一篇报道在讲台湾纪念六四有怎么样一个变化……我觉得那篇报道写的还满精准的。 它说台湾纪念六四其实有三个时段变化，最早台湾在1990年代开始纪念六四的原因是“血脉相连”，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中国大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很痛心，然后是必须要站出来。这是最早一个阶段纪念六四的，他们使用的论述。中间有一个阶段，可能是2000年初期那个时间点，血脉相连的论述开始没办法吸引到更多台湾人，因为台湾人就像我刚刚形容的，各种制度已经是本土化了，在认同上可能也早就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所以血脉相连的论述没办法吸引台湾人来关心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歪脑的报道里面有访问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香港人，然后提到2010年的时候，他们在台大成立了一个台湾学生促进民主化工作会。其实那两个人就是我在念书时候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发现呢，每一年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参与纪念六四的举止，其实刚好落在歪脑这个报道里。即开始以关心人权议题的角度出发，没有再诉诸于“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应该关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什么事”。它开始转为，台湾也接受这么多来念书的中国、港澳、或者是广义的华侨学生，我们应该要一起从人权角度切入，关心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或现在发生什么事。我记得那个时候纪念六四，也会一起声援刘晓波。
5.赴美之后：海外的中港台情结
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我人还在台湾的时候。2019年来美之后，除了我自己要适应之外，也终于在适应完之后开始有余裕去继续做我以前在台湾习惯做的事。也就是2019，那个时候刚好香港还在返送中运动，然后我在纽泽西的学校，并不像当时纽约或西岸的几间主要大学那么大。因此没有什么香港人的组织。因此我刚来美国，在学校开始适应环境的时候，不太确定可以去哪里了解在台湾就关心的香港议题，后来有一天发现了我们学校要举办声援香港反送中的一个小活动。
我就很兴奋，因为真的是我来美国、在那个学校以来，第一次看到我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以前在台湾会做的事情，所以就跟一些台湾朋友约好要去。结果我们到了现场，还没有进到Building的时候就被外面的人群围住，有一层一层的人墙，真的很多，应该有几百个。那些人我不知道是谁，但他们就拿着中国的国旗在骂人。我跟我的台湾朋友被吓到。那个应该是我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也不是Cultural Shock（文化冲击），我觉得应该是Political Shock（政治冲击）。这是对我来讲非常冲击的一件事。虽然并不意外，但亲眼看到时还是很冲击。
但我还记得，我们在旁边的角落站在那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女生一个人看起来很孤单，然后就问我说要怎么办。她后来跟我说她是香港人，妈妈是香港人，她应该都是二代了，只讲英文。我们交换了email，后来有用email传几次讯息，互相鼓励说没关系，下次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学校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可以再一起去参加。但其实后来也没有继续联络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这件事对我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那时候会觉得很难过，但其实并不知道难过的对象是谁。我也并非针对在那边围成一群一群的人，我其实不是针对他们，但我不知道我针对谁。但总之那个难过的情绪，可能无法跟太多人讲，甚至无法跟美国同学讲。每个人他们不care这个事情。你光是跟他解释台湾，中国，然后香港，他们可能就没有兴趣听下去。所以即便我在这边念书，然后我周围的美国人都已经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我有这样的沟通。
然后学校制度上，我们学校也有mental health的counselor，可以去免费咨商。我后来有一次使用学校的咨商资源，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鼓起勇气提一下这个没有直接怼我产生身体物理上的暴力，但是心理上很冲击的事情。结果我学校的这个心理咨商机构呢，（咨询师）就人很好，反正他用英文跟我说，下个礼拜刚好有个workshop，专门给chinese students的，然后帮他们的mental health，让他们有可以彼此交流的空间。然后就是推荐我去参加。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无法process（处理）这个事情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听我讲，就是当我接收到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应为我怎么可能去参加一个for chinese students的workshop，然后在里面跟大家讲说想去声援香港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卡在心里卡很久，然后没有方向性的，我不知道该对谁难过或生气。
我铺陈这么久是为了讲说，这个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在白纸运动发生的时候，在INS上一直刷讯息，然后就是从彭立发在四通桥挂布条的那一天开始，我就follow，然后观察我自己的情绪，发现蛮开心的。我开心的原因是我觉得长久以来的那个感觉疏通了一点点。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以及谁帮我疏通，但我知道那个感受。我后来一直follow各种INS的账号。有一些台湾朋友可能跟我有很类似的感受，人也在美国，他们也会互相分享，说有像热风这样的团体或别的团体，有办线下见面的活动，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来参加，然后认识中国朋友，彼此聊天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