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獵人！”：开书店的人和读书的人
“我是书店店员。”
作者 / 张泰格
编辑 / 义蓁
提示：本文字数约5800字，阅读约需10分钟。
2026年6月24日傍晚，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突袭搜查了位于深水埗的独立书店“猎人书店”，并以涉嫌“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及“洗钱”罪名，逮捕了书店负责人黄文萱及她的先生。
十多名便衣警进入猎人书店搜查，香港独立媒体《集志社》发布了一张正在搜查的照片，是来自在现场的读者拍摄：三名警察正在撕下书店门外《七年》的歌词“罕见但也许还有”，前景则是马路对面的一位男性的背影。
第二天，猎人书店的铁闸上贴了一张手写字条：“突发事故 暂停营业 抱歉不便”。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家都要平安”，旁边画有一颗小红心。
早在三个月前，隔壁街的另一家独立书店“一拳书馆”，店主庞一鸣在3月24日被香港国安处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上门搜查拘捕。被捕后，铁闸门外，同样是“突发事故，休息一天”。
“事故”——这个词用得无奈而悲凉。在当下香港的语境下，它似乎成了一种不可抗力的天灾。当下的香港，这种无助在不断发生，你无法预测它何时降临，无法抗拒它的席卷，只能在巨浪过后，用最克制的字眼，向这个世界报一声平安。
黄文萱与丈夫被扣留调查两日后，26日下午获准保释，分别离开警署。27日凌晨约2时许，猎人书店在社交平台发帖指“快报个平安，有劳大家关心了”，并附上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动画截图。该幕是《进击的巨人》最后一部，调查兵团团长韩吉，为了替队友的飞机起飞争取最后的时间，笑着选择独自冲向无数巨人的“地鸣”之中。在弥留之际，她在巨人的脚印中与早先为了争取自由而死去的手足相见，使命完成，她松了一口气。自由之翼则载着最后的抗争者飞向最终决战。
猎人书店被查后，社交媒体平台上涌现大量中国内地读者向猎人书店致敬的帖文。本文记者在这期间访问了数名有内地背景的读者，TA们谈了谈自己是如何阅读和感受这间香港独立书店的。
红线时代的隐喻
自《港区国安法》以来、港英时期“煽动罪”重启、《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通过，面对持续收紧的言论自由空间，香港人和猎人书店就在玩笑、自嘲与隐喻中筑起一道卑微的防线。
记者两年前曾在猎人书店访问过店长黄文萱，当时的她便展现出敏锐的“挣扎美学”。面对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她与许多年轻一代的香港人一样，开始熟练地“玩梗”。他们用网络次文化、动漫符号来包裹政治现实，将沉重的打压转化为游戏术语：政权的突袭搜查是“扣血”，如今暂停营业是去“练级”。当政府信誓旦旦地称香港已经“由治及兴”，书店则把自己的书展定名为“由字及兴”。六四三十五周年，书店玻璃的贴纸则换成剧作家庄梅岩六四戏剧的书名“5月35日”，并用一块红布遮盖。在压抑的气氛中，这种戏谑的幽默，实则是智慧的周旋和强韧的心理防御机制。
“我未去到愚勇的地步啦，我希望自己有得守有得攻。”面对无处不在的“地雷”，她坦言自己并非无所畏惧。在敏感的日子，她也会选择退一步，不特意去冲那条看不见的红线。“比如六四，之前有其他店铺因为在IG上放蜡烛照片而被找，其实我们也有买，只是不会特意放上IG。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地雷在这里，我也不会特意去踩。”
这就是红线时代下的“探地雷”游戏。在一个红线不明的状态下，每一次爆雷背后可能就是一次逮捕、控告和系狱；但若在摸索中平安无事，大家便会互相传递一个心照不宣的讯号：原来这里暂时还好。直到今年的六四，书店仍然默默售卖着6.4港元的白蜡烛和罗马数字“VIIV”的纸胶带。
读者E每次到香港都会花很长时间去九龙公园坐着，去年九月超强台风桦加沙袭港，九龙公园一棵树龄逾110年的大叶合欢古树倾倒，她感到很心疼，于是就特意去看看。从公园出来她就转去了猎人书店。“邻近中午，店里客人就我一个，店主坐在柜台，很安静，我也尽量保持安静，自己在翻阅各种书。”她来的不是时候，二楼的活动刚刚结束，在楼梯上有一条让她震撼的红线和一行字：“你有好好看过这条红线？”
这种红线和隐喻的纠缠，对于内地背景的人来说绝不陌生。
相认的“坐标”
因为香港散步主题的流行，猎人书店也成为深水埗文青街的重要坐标。黄文萱自己也知道有很多内地读者来店里是通过小红书。她说有个“很有心的内地客人”，正在上面整理香港的独立书店，好心地问如果把猎人放上去会不会对书店有影响。她回答说无所谓，当然也多谢帮忙宣传。“所以有知道我们的呢，就会刻意来找内地找不到的书。当然也有完全不知道我们（状况）的客人。”
访问过书店两次的小青就笑说，“小红书有人推在猎人书店打卡，有不明所以的文青去了，然后写：‘去过猎人看的吓死我了’。”
对于小青身边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同温层朋友来说，香港猎人书店像是一种坐标。去猎人书店，买书、拍照，然后发社交媒体像是一种隐密的政治出征（出柜），“就像六月骄傲节转发彩虹旗，或者六四发蜡烛照片一样。”一看到这样的帖子，就可以识别出这位朋友的立场。
在她看来猎人书店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符号，是因为它一来非常有名，很容易识别；二来是他们的明信片与周边都做得很好。“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买来送朋友，一来二去知道的人就多了。所以每回看到有朋友要去香港，我们都会推荐他去猎人书店——其他独立书店也会推，但会说至少要去猎人！”
小青买给朋友的明信片，是书店根据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探讨极权主义的著作《论暴政》（On Tyranny）所设计的。那套卡片将书中二十条抵抗暴政的教训精炼成图文，每一张都像是对当下香港的寓言：「不要自愿驯服」、「抗争在日常」、「尽力保持勇气」、「提防一党专政」等。带着某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小青在店里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港币，当中包括三套明信片，以及在内地已不可触及的历史政治类书籍、《1984》香港版、和记录着香港法庭审讯的《庭刊》。
小青和她的朋友还寄了其中一张明信片给李翘楚，一名在2021年被山东警方秘密带走并刑事拘留的人权行动者。她引了香港填词人黄伟文2014年在谢安琪的歌《家明》中的歌词，“浪漫愿他不要改所信是模糊，仍肯冀待，谁愿意为美丽信念坦克也震开。翘楚姐姐，我们爱你，加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早日自由。”——她知道这张卡片不会被送到李翘楚手上，但她至少想让审查者看到。
最触动小森的一张卡片是，“Be a patriot”被翻译成了“爱自己的地方”，对她来说一个爱国者的宏观叙事被转变成了具体可见的“自己的地方”。这让她瞬间突然有种莫名的连接感，“有这样一群人，爱真相，爱人类，爱一群人类有深切连结的土地。”她选的另外一张卡片是，“别放弃闲话家常。”
小森虽然身为北方人，但因为父母喜欢听广东歌看港产片，从Beyond、罗大佑，到当下的何韵诗，香港文化也成为塑造了她的审美的一部分。就在店长被捕的6月，她还特意到香港观影，同时特地到访猎人书店。她“胆粗粗”的和身边的香港朋友学了不少广东话，但是到书店的时候又怕紧张说不利索，又怕讲普通话店长不欢迎，在书店里当了好久哑巴。熬到结账，她只说出一个“咩”字，而“不出乎意料但是依然好幸福”的是，店长立马转成了普通话和她交谈。
虽然过去常听闻有人因《国安法》被捕，但这次发生在不久前才刚亲切交谈过的人身上，带给她最直接、最深刻的悲伤与震撼。有着不同城市移居经历的她，对香港19年后的移民潮有着强烈的共情，“希望那些愿意留下来的香港人，在未来都还能如常对话；也希望不愿离开的人都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其实小森对书店印象的第一反应，其实是那只经常在旧沙发上睡觉的狸花猫，虽然和店长的交流很简短，但她却认认真真玩了很久的猫。
“店里那只猫怎么样了？”小青在访问最后也有问。
“其实，那只花猫是隔壁街坊店铺来串门的。”记者告诉她们。几天后书店重开，那只猫，仍旧如常来串门。猎人书店一直都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
“这本可以带过关吗？”
“我花很长时间在里面看书，因为带不回去。”自称是“饿鬼”的Pno她感觉在猎人总是吃不饱，拿着里面的书胃口大开如饕餮——“我一直很感激能在那里有看见某些printed materials的机会，华语还可以这样排列在我眼前。”
虽然在社交媒体上不停地书写，但黄文萱自称是“唔系走好social路线”的人，会给读者安静阅读的空间，她也会默默观察：“读者更倾向于买性别相关的书，可能没有很踩界，但大陆又不太常见；书店也有摆出六四的书，他们会好默默地一页一页翻，看完整本书才走。这样的读者有好多。”
也有不少主动来交流的普通话读者。“有的就勇敢地说：‘无所谓啦，这本书我要拎上去’； 有的就会好紧张。”有人会拿着香港流行曲的书来问这本可以带过关吗？每每这时黄文萱便会在心里开玩笑：“我长得像海关吗，你问我做咩？”
其实她不单对一本书能不能过关没有概念，自己的书店在香港经营能否过关，她也是无可估计、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在2026年3月一拳书馆负责人庞一鸣被捕后达到了顶峰。庞一鸣被控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中的“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在香港法例中，并没有一份官方公布的“禁书清单”。判断一本书或刊物是否具有“煽动意图”，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的定义以及法院在各个案例中的裁决。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具备以下意图，就有可能被法律视为“煽动刊物”：包括引起仇恨或藐视体制、激起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煽惑他人不守法等。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引起憎恨”和“客观批评”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且决定权在于执法与司法机关。
对此，黄文萱也是在一拳书馆3月被搜查后“既忧且怒”地提出疑问：“天底下哪有可能以未知之罪治之？书店老板有什么可能看过卖的所有书？……而退一万步，就算每页都看过，卖书者哪来的知识，哪来的能力，去判断伟大的国安法里，什么书煽动不煽动？”她也衷心期望：“政府能开一个网页，每日更新，任何在名单上的书若你说其煽动，我绝对不卖。”
即便感觉到风暴将至，她还是写道：“猎人会如常营业，无处可避那也就不避吧。……看书吧。看书吧。一拳惊醒读书人。”
人和书的避难所
独立书店的“不避”，给了更多人避的空间。
2019年，在香港读书的酷宝和朋友在旺角遇到示威和警方清场，二人随即便走进了附近的序言书店。楼下催泪弹缭绕，书店中却有刹那的清净。她还回忆了已经关门的见山书店，她犹记得自己气喘吁吁地沿着斜路走上了太平山街，在二楼的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及至书店关门，她得悉店主已经妥善保管好了所有留言本，她知道，书店和读者之间已经联通了共同记忆。而在猎人，她在金属书柜门上看到彩虹旗、乌鲁木齐中路贴纸及各类周边明信片，让她觉得在日益消音的香港，难得还有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关心社会的空间，也让她觉得不是那么孤独。
除了给人些许喘息空间，那些莫名遭到审查的书籍和独立出版社也在猎人得到了空间。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书展，过去曾以“什么书都能卖”而闻名（包括许多中国内地的禁书）。但近年来，书展的政治气氛急速肃杀，在近年的书展中，主办方贸发局多次以“收到投诉”或“书籍敏感”为由，直接派员到参展书商的摊位，要求将特定书籍即时下架。
“猎人书店”在2023年至2025年间的每个7月，连续三年发起与合办民间独立书展，坚持不设内容审查，主动为那些在官方香港书展中“被下架”或“被拒绝参展”的本地小型出版商提供平台，并逐步联结“界限书店”、“留下书舍”等独立书店。
小弗从内地来到香港，本来是想参观2025年的香港书展，猎人的独立书展本非在她的旅行计划之中。但是如今当她回忆并翻阅自己当时的社媒文字记录来看，香港书展给她留下的印象深刻程度是远不及独立书展的。在香港书展中，她的注意力会被很多质量一般的打折书带走；但与之对比的是，独立书店的出版物在话题上更加回应她的关切。
让她记忆深刻的是，独立书店祭活动中，有是书店主理人，也有独立出版社的负责人，更有可能是编辑、作者本人。她对《拾荒的人》这本书有些印象，“出版者面向我提到，这是香港首本关切拾荒者、他们与政策之间的张力关系的书，他眼神中对这个话题的关心打动了我，让我拿起了已经拆封的书来翻阅。此类交流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与具体的人对话，而非单纯的景观消费者。”
作为手帐爱好者的她，独立书店节的介绍小册子被她视作珍宝地带回了家。这本册子详细地罗列了参与这个独立书展的书店和出版社名单，让她感受到了香港独立书店之间的互相支撑——“回家以后我逐一关注他们的IG，之后几个月看到闭店，也有些唏嘘。”
猎人过后，香港独立书店的“突发事故”仍然没有停止。6月29日，连续多年参展的乐文书店及榆林书店被通知遭取消资格，不能参展。其后榆林书店宣布将在明年4月租约期满后“光荣结束门市”。
7月14日，由多位资深传媒人及记者创立的留下书社宣布，将在8月30日结业。留下书舍在社交媒体中表示，观乎整个香港的经济状况，悲观地认为书店很难捱下去，并于近日连番风火前，已有结业想法，“当然难以捉摸的红线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两天后的16日，红线就到来了。国安处先后搜查了留下书舍和田园书屋，共拘捕5人检获数箱证物。香港媒体在太子留下书社楼下，目击了店员被带走的一刻。一位穿着黑衣的女性被双手反扣，面色平静地昂着头步出大楼。她的衣服上，写着“我是书店店员”。
这一切，都发生在如常举行的2026香港书展期间。
7月7日，两位店长被扣押两周后，猎人书店重开。店面的橱窗上，仍留有被撕去的“罕见但也许还有”贴纸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用粉红色便利贴贴成的一个大红心，只不过这个红心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血量。这大概就代表书店被“扣血”后的状态。书店的社交媒体又报了平安——这是近年香港被捕者被释放后很经常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个“平安”并不代表无事发生，他们未来可能仍要经历漫长的保释候查、甚至进入司法程序。
面对“平安就好”、“没事就好”的留言，店长在社媒上有些自嘲的问：“我现在看来的情况像是平安／没事吗？”
她说她这么问不是生气，甚至有些庆幸：“在那小小的天地我在想，那个累积了七年的悲伤和愧疚是不是终于可以放下了？这份过于沉重最后变成真．枷锁的爱，我是不是终究还尽的一天了？ ”——这大概就是《进击的巨人》那个“哑谜”的答案，那是长久弥散在港人心中的幸存者愧疚，无论是留下的，还是离去的。
“但，还完了债，又如何活出一个自由而有尊严的人生？”——她继续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