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ICE的人：美国草根大众的移民保卫战
“我想这其中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在于：在任何一个社区里，都有人为争取（移民）释放而努力的。”
作者 / Esther Ng.
编辑 / 陈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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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ICE”、“停止联邦占领！”、“民主没有国王！”……3月28日，近20万人的抗议声浪响彻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将全美第三次“无王之日”（No Kings Day）的抗议浪潮推向顶峰。作为这场超过800万人参与的全国性抗争主阵地，双子城承载着沉重的血色记忆：两个月前，美国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Retti）和蕾恩·古德（Renee Good）相继死于联邦移民特工的枪下，彻底引爆了当地公民社会与特朗普政府移民执法中的极限对抗。
远在数百英里外的芝加哥，Lucy和130多位志愿者又忙碌起来了。由于去年9月芝加哥的“中途闪电战”（Operation Midway Blitz）行动，美国移民特工在芝加哥暴力抓捕了超过3000位移民。最近又有新闻曝出，1000名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或将重返芝加哥。
Lucy和一些志愿者们经历了“中途闪电战”。回忆起那两个月，他们在话语中都带着焦灼和紧张：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消息；随时待命接听求助电话，像救火队般赶往抓捕现场；做现场记录、安抚家属、扫街发放应对手册、在催泪弹下抗议游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在应对移民特工新一轮的备战中，他们积极“招兵买马”，集结了更多志愿者，也增设了两个新的培训课程：一个是在警民冲突中抢救伤患的紧急医疗救援培训；另一个是陪伴计划培训（Accompaniment Program）——志愿者会陪同出席移民听证会，帮忙预约以及前往移民局进行常规签到。对于可能发生的抓捕，志愿者也会记录现场，以及为移民提供心理支持、文件翻译等。
过去一年来，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暴风执法激起了美国各地的反击。人们追踪ICE的足迹，拿起手机、吹起口哨，发放权利手册、创作抗争歌曲、上街游行......这群来自草根的寻常百姓尽其所能，为自己和移民邻居筑起防线。大浪之下，由民间自发结成的互助网络，已然淬炼为对抗暴力执法的坚韧力量。
“就像盖世太保”：当社区变成移民猎场
从许多新闻中可以拼凑出移民执法人员在抓捕行动中的姿态。2026年1月，明尼苏达州，一位5岁的男孩和他的父亲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ICE抓捕，随即被转运至2400公里以外的得克萨斯州拘留中心。尽管特工的主要抓捕对象是父亲，但孩子也被一起带走。小利亚姆被带上车前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保持沉默，背着红色的书包，戴着一顶蓝色的毛线帽，上面还有小兔子耳朵的装饰。同月的明尼苏达，另一位亚裔老人，尽管多年前已成为美国公民，只穿着短裤，拖鞋，身上裹着条毯子，在大雪天从家中被无故抓走。家人告诉媒体，特工没有搜捕令，家人拒绝开门，但特工还是硬闯进了老人的家将其带走。
这些移民执法人员在许多地方寻找目标：居民区、超市、移民局办事处.......尽管ICE的设置是为了打击“非法移民”，但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合法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也会被扣留。那些被扣留的居民会被转运到拘留中心或监狱，而后被送上移民法庭，如果被认定为非法入境，移民局就会对他们开启遣返程序。
“在芝加哥，我们当地人有个词叫Jagoff，用来形容混蛋，”Rachael在采访中笑了起来，随后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人出现在我的社区，随便抓人，非常不友善。除了混蛋，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Rachael在芝加哥出生长大，是一位四岁男孩的母亲。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她请求在采访中匿名。从去年春天开始，Rachael就投身于反对ICE的社区志工活动。
根据报道，除了寻找单一目标，移民执法人员还采取“突然出手，快速撤离”的策略，突击超市、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他们会一次性抓捕数十人，然后在几分钟内迅速离开。“没有抓捕令，就这样随意抓人，就像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这样形容。她在芝加哥大学里做行政工作，是快速响应团队（Rapid Response Team）的志愿者。
史密斯的母亲出生于立陶宛，二战期间，妈妈一家在难民营里艰难求生，后来一家人才辗转逃到美国。史密斯从小就听母亲讲述难民时期的经历，因此很容易和难民产生共感。现在母亲已经83岁了，非常支持史密斯参与保护移民的志愿服务。“很多移民被赶出自己的家，被迫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迫害一些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 她愤愤地说。
踏上那条Icy Road：拒绝沉默的“新美国人”
生活在ICE暴风执法的阴影下，不少移民因为担心被突然抓走，就只好躲在在家里不敢出门。在伊利诺伊州移民和难民权利联盟（Illinois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Rights）的牵头下，从去年初，Lucy和几位朋友开通了24小时的中文热线，专门为芝加哥地区的华人移民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了解移民权益，用来应付移民特工随时可能的“敲门”。
特朗普在去年1月重返白宫后，Lucy就预感到大规模的移民驱逐可能发生。美国保守团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曾经发布一份名为《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政策蓝图。尽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刻意与这份文件保持距离，但外界仍然认为这是他第二任期的政策蓝图，计划中清楚地列出了一系列紧缩的移民政策，包括大规模无证移民驱逐计划，终止“梦想者”（DACA计划），缩减H-1B工作签证计划等等。
“很简单，不能忍，（这件事）必须要去做。”当被问起筹划这些志愿者活动的动力，Lucy直接明了地告诉莽莽记者。为保护自身安全，Lucy同样请求匿名。在过去，也有过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但那时她没有选择参与，“奥巴马时期，都是在合法范围内行动；而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也没有如此暴力，动用这么大的武装力量。”她解释。
美国雪城大学TRAC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奥巴马八年执政期间，共驱逐了超过310万无证移民。而美国国土安全局2026年最新文件显示，仅2025年一年就有将近300万“非法入境者”离境。其中被正式遣返只有70万（deportation），而被标注选择自行离境（self-deportation）的高达220万。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施行的一系列移民政策，都明显是在转向反移民。“无论（移民的）法律身份和犯罪记录，移民新政的目的似乎在于减少美国移民总数，以及增加移民群体的恐惧和不确定感。”
“在明尼苏达的所见所闻，已经不是我认识并热爱过的美国了。”基娅拉·贾科贝（Chiara Giacobbe）也曾是移民。她来自意大利，现居加州，去年刚成为美国公民。她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个公平自由的国家，我们这些新美国人必须发声。”在一月明尼苏达大规模抗议发生后，她和几位朋友创作了一首歌曲《Icy Road》来纪念美国各州参与抗争的人们，歌词写道：
The road ahead ain’t pretty. The road ahead ain’t good.
前路并不平坦，前路充满艰险。
But spring will come and ice will fade away.
但春天终将到来，寒冰必将消融。
“我至少可以做个好邻居”：致命枪口下的邻里守望
2026年1月，两位美国公民先后殒命于移民执法部门枪下，他们的死亡不仅引起美国社会的极大愤怒，也在全国反对ICE的志工群体中引发震动。志工群体中有很多人是美国公民，但也有移民。此事发生后，他们开始格外看重自身安全，并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彼此。
新闻曝光后，Rachael收到了一个亲戚的电话，他对Rachael现在所做的事感到担忧。“我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Rachael这样回应亲戚。她自称“职业志愿者”，从小就和家人在附近的医院等机构做义工。生完孩子后Rachael没有外出工作，现在她加入了应对移民执法的邻里快速响应团队。“我现在没有权利通过一道法案，我可以给当地的议员写信、出席市议会厅，但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还有投票的权力，这当然是好事，但那也可能也没有用，”Rachael跟记者推断，“但我至少可以做个好邻居。”
早在2006年前后，为反对当时美国移民特工的执法行为，美国民间团体就已建立相关快速响应机制（Rapid Response）的雏形。而为了应对奥巴马执政期间施行的大型驱逐移民运动，快速响应机制已经拓展为民间社会监督移民执法的一个庞大网络，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举报ICE行踪，现场记录执法情况，为被拘留的家庭提供食物和心理与法律支持等。法律观察员（Legal Observer）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负责监督和记录执法方的违法与不当行为。
去年六月，史密斯刚接受完法律观察员的培训，就在家附近撞见了移民执法人员。当天早上八点左右，她正在Bridgeport街区独自散步。这是个多元的街区，住着不少移民。突然她看到两个穿着绿色的防弹背心的男人，背心后印着“警察（Police）”的字样。他们在一户人家前后绕来绕去，先是按了门铃，没人开门，他们就跑到房子侧面朝里打量。
她立刻辨认出眼前的这两名男子就是移民特工——从法律观察员的培训中，她学过如何从衣着上，区分真正的芝加哥城市警察和移民特工。芝加哥城市警察统一穿黑色制服，内里则是白色的短衬衫，而眼前的两位“警察”显然与城市警察的着装不符。史密斯一下子变得很紧张，她问自己：“我应该怎么做？”她所在的街区当时还没有成立快速响应小组，只有她一个人。
她选择藏在远处，拍下几张照片，先传到芝加哥互助小组的Signal群中。作为法律观察员，她通常只能与执法人员保持一定距离，通过手机记录其执法细节，但不能干涉执法过程。
Signal群组里大多是关注移民和劳工权利的草根社运参与者。有人看到史密斯的消息后立刻传给了其他附近街区的快速响应团队。很快，志愿者闻讯赶来，跟在这两个执法特工身后。
或许是因为没有找到目标人物，看到法律观察员们赶来，两名执法人员不久就离开了现场。这次还好是虚惊一场，但近在眼前的“抓捕”，令史密斯更迫切地想要行动起来。史密斯觉得，相比她的移民邻居，作为白人女性的她有公民特权，被抓的概率非常低，可以为保护移民挺身而出。“这也不是移民需要做的，”在史密斯看来，特朗普政府这一系列移民政策背后的正是白人至上主义，“不应该由移民来处理这些问题，白人要自己瓦解白人至上主义。”
不久，史密斯就在Signal群中收到消息：一位委内瑞拉男性移民需要帮助。他正在申请庇护，需要定期向移民执法部门报到。通常，这些报到是通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完成的——在规定的时间里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系统也会通过定位确认他的位置。但那一次，他突然被告知执法人员第二天要到他家里来“报到”，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立刻向社区志愿者求助。
当晚，在快速响应的Signal群中，有人排出了时间表，每两个小时排班，有大约12名志愿者快速响应，确保第二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都有人在这位委内瑞拉男子家里陪着他。
史密斯第二天早上抵达男子家中时，已经有了几位志愿者，她讲西班牙语，是唯一一位能与委内瑞拉男人沟通的志愿者，其他人有的守在门外，留意可疑车辆；有人在房子里陪着他，确保如果真的发生逮捕，有人在场见证。在和男子交谈中，史密斯得知，男子在前面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做刷碗工，为应付今天移民特工的“突袭”，他决定先让家人离开家，一整天都不要回家。
男子所在的社区离唐人街很近，附近也住着不少亚裔邻居，史密斯记得，当天的志愿者中也有很多亚裔的移民。移民特工最终并未露面，虽然整个过程让人紧张、不安，但事后回想，那天早上的场景让史密斯觉得“很美”——来自不同国家种族的移民，在同一个时刻站在一起，因为共同的经历而连接在一起。
“和他们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盟友”：监狱雪地里的草根同盟
史密斯所说的这种美，Suky Zhang也体会过。
Zhang是亚裔民权联合会（Asian Civil Rights Alliance, ACRA）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今年1月份刚成立，位于纽约的草根非盈利组织。他们为有需要的华人新移民提供个案支持，对接美国当地资源。Zhang是九零后，法律专业出身，高中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去年，她花了很多精力协助关恒案，而这段经历让她萌生了想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的想法。
关恒是一位中国公民。2020年，他独自前往新疆，拍摄了集中营的影像，而后决定逃离中国并将影像资料公开。2021年，他划着一艘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来到美国申请庇护。这几年，他一直靠送外卖、开Uber和打零工谋生。直到去年8月，关恒在纽约的住所被移民执法人员突袭，而后被送到纽约上州的拘留中心。在被拘留的数月期间，他换过几次监狱，还险些被遣返至乌干达。在所有被抓捕的华人移民中，关恒因为曾经拍摄新疆集中营而备受国际媒体关注。一群像Zhang这样的草根社运参与者也在背后关注并推动关恒案的发展。终于，在志愿者与移民律师的帮助之下，关恒于今年2月被释放。
12月中旬的一个周一清晨，纽约上州的天气寒冷刺骨。前一夜刚下了大雪，关恒所在的监狱前堆满了洁白的积雪。Zhang和另外几位华人半夜驱车从纽约赶到监狱所在的小城宾汉姆顿（Binghamton)，在监狱门口集会抗议，为关在里面的关恒加油打气。这天的早晨八点，关恒案的线上听证也会于线上召开。
Zhang是在朋友介绍下与两个当地的美国草根社运组织者取得联系的，她原本以为与她汇合的只有这两位，没想到现场有很多人。
热茶桶、暖宝宝、手套......这些当地的社运参与者装备齐全，大家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没有自由 没有安宁”，“勇士不应该被关押”等标语。一位白人阿姨还打印了关恒的大头照，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他那句广为人知的话：“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Zhang一面觉得感动，一面也觉得惊讶：两三天前，新闻上才传出关恒新一轮听证会的消息。没想到短短时间，就有这么多美国当地居民集结，为一个避难者抗议。
那天的参与者中有大学教授、学生、英语老师等等。事实上，很多当地人对关恒本人和中国的社运了解不多，但他们很愿意听。所以Zhang就一边声援抗议，一边用这个机会增进他们的了解。此外她发现这些人也同样关注巴以冲突。“（他们）出生在成长在美国的土地上，能够去关注远在中东的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那如果他了解的话，也同样会为中国维吾尔人的境遇去呼喊。”Zhang说。
后来，其中一位志愿者给关恒的妈妈提供了住处。关恒出狱后，当地居民还送上了花。有人还画了一副关恒的油画，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正义，勇气”。关恒一时成为了这个小城明星。
回忆起那天在纽约上州的抗议，Zhang很感慨。作为海外华人离散群体的一员，她第一次和本地人产生了链接，开始理解彼此：“这些草根，有的像我一样刚参与社运两三年，而更多普通的民众，他们才真正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和他们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盟友，”她对比，“相反那些美国体制（的人），不管他表面怎么说，也可能并不真的在意巴勒斯坦，不在意中国。”
当“合法”不再是护身符：华人多数能否继续置身事外？
然而，像Zhang一样积极参与反对ICE暴风执法的华人目前还是少数。
在美国各地反对ICE的草根组织中，大部分志愿者都会在居民区和商业区发放“了解你的权利（Know Your Rights）”传单，帮助移民应对执法人员。据Lucy和其他志愿者的观察，很多华人接到传单的第一反应是，“我是合法的，我的雇员也都是合法的。”反之在说西班牙语为主的社区中，大部分接受传单的人都会表现感激。
诚然，西班牙裔是目前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族裔，在西班牙裔聚居区“扫街”时，志愿者更有可能碰到有迫切需要的移民。然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群体对政治和公民参与的“冷淡”态度。
“我觉得华人都有一定道德的准则，他们只是没有采取行动的集体意识，因为他们来自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事采取行动的政府体制。”Lucy这样解释。即便成长于拥有一定公民社会底蕴与公民意识的香港，亦未必能有所不同。Lucy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移民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她特别提到，近几年来，有些曾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港人移民到芝加哥，但他们也刻意与反对ICE的运动保持距离——“他们好像还没有从那段经历走出来，觉得疲惫，现在很少参与行动。”
抛开族裔视角，事实上在移民群体内部，也并非人人都支持对抗ICE暴力执法的行动。早在2016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作为一名移民，她是否觉得丈夫关于移民的言论太激烈。她的回答是：“我遵守了法律……我从未想过没有签证就留下来。”
“合法移民大多都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Lucy说，“但他们可能忘记的是，那时的移民政策跟现在截然不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移民执法的暴力升级，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普通民众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中。就在一年前，Lucy在芝加哥这个志愿者团队还只有四个人，如今却已迅速扩展到一百三十多人。
然而这其中也夹杂着令人不安的资讯，明尼苏达州的快速响应组织传来消息：有ICE特工混入了当地志愿者团队。Lucy 因此决定，在招募本地志愿者时必须格外谨慎，对申请者进行更仔细的背景了解。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在做这件事的人……我想这其中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在于：在任何一个社区里，都有人为争取（移民）释放而努力的。你知道，无论美国的某个地方有多保守，只要你在这里，只要你的社区面临这种困境，每个人就都在行动。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移民社区——无论是黑人社区、白人社区、原住民社区或夏威夷原住民社区——不在为此奔走。”Lucy 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