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扇不必走进的门：当同婚倡导碰上毁婚废家
当“追求同婚合法”和“毁婚废家”成为两种策略，它们似乎形成了一对相反的拉力：婚姻究竟是一套应当摆脱的、“违反人性”的规训制度，还是尚未被平等分配的权利？
作者 / 石丹
编辑 / 义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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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们组织的同性婚礼和社群活动呢？”
“我们不太发。”老D回答。活动开始前若公开预告，婚礼可能被叫停，账号可能受到影响；结束后的照片和复盘同样需要谨慎。海报不再总有固定标识，消息更多经过私人微信和熟人群流转。
LGBTQ社群成员们仍然见面，只是变得越来越临时、越来越“不可见”。
婚姻在中国的LGBTQ社群内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位置。在法律案件、媒体报道层面公开讨论同性婚姻越来越困难，但仍有倡导者组织以私人名义的婚礼，希望借助仪式让社群凝结；与此同时，一部分年轻酷儿已经不再把婚姻当作值得追求的终点，甚至开始用“毁婚废家”质疑它对爱情、照护和社会承认的垄断。
但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现成的婚姻制度只接受某些关系，婚姻之外的替代安排远远未准备好。但当“追求同婚合法”和“毁婚废家”成为两种策略，它们似乎形成了一对相反的拉力：婚姻究竟是一套应当摆脱的、“违反人性”的规训制度，还是尚未被平等分配的权利？
而从定义落到现实层面，离开传统家庭以后，新的共同体是否真能承接酷儿们的生活？解构“婚姻”以后，新的关系如何形成？
把婚姻拆成几件事
亚拉尚未结婚，但在一次出门穿衣的争执中，已经碰到了一种熟悉的婚姻脚本：皮肤过敏时，她没有穿胸罩，只在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外套。伴侣偶然得知后反应很大。他说自己清楚男性可能怎样观看她，担心她“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亚拉明白，这份担心未必出自恶意。但在她看来，关心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种管理：自己的身体似乎不再只是个人事务，而成了需要由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关系事务。她说，对方剥夺了自己某种“自由”。
“毁婚废家”正是在这种越发普遍的社会情绪中再次被唤起的。这种反思在中文思想史上并不陌生。辛亥革命后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就写过《废婚姻主义》和《废家族主义》，认为婚姻名义会让感情变成牵制，因此把废婚视为废家的前提；“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达七十余个，绝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提倡男女自由结合。1919年，作家茅盾曾在书信中设想过公厨和公共育儿所，希望女性不再被每户重复的家务留在屋里，去生产、去娱乐，有利女性全面发展。
在简体中文网络中，“毁婚废家”算不上边界清楚的运动，它没有统一组织和纲领， 更像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总括词：不婚不育、断亲、女性主义反婚、多重伴侣、无政府主义和Chosen Family被统一起来。即使它们的实际诉求并不完全相同——但“毁婚废家”都指向了对婚姻更根本的质疑是：凭什么爱情、照护、亲权和社会承认必须由一段排他的两人关系打包？凭什么人只要进入婚姻关系，就被期待同时接下整套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不只是爱情，它至少捆绑了四件事：亲密关系和单偶制的规范，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与照护，生育抚养和亲属资格，以及财产分配与医疗决定等法律承认。
“照护”和“控制”在具体的人听来可能只有一线之隔，而婚姻可以让妥协看起来更像一种应尽的责任。亚拉因为出门穿衣的事情与伴侣争执到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
对她而言，婚姻是一张不能保证忠诚和长久的纸，却常常替人把长期照护、共同生活和未来养老一并许诺下来，在婚姻里，“被要求的那一方更有义务服从或是妥协，不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外界的看法出发。”亚拉不愿拒绝为了遥远的养老想象交出当下的自由：“为什么要为了一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放弃我当下想做的事情？”
在她看来，若一个人必须用自由换取基本安全，缺口首先在制度。
“毁婚废家” 在当下中国获得回声，与中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上升、家庭主义却依然强韧的二重趋势有关。有关中国家庭生活的研究指出，市场化和人口流动扩大了个人对自主生活的追求，但养老、住房、育儿和代际资源流动仍常以家庭为中心；人既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又很难真正摆脱家庭资源。 2025年对晚婚不婚现象的研究也显示，不婚意识横跨城乡与不同教育群体，其中经济压力和合适婚配资源短缺仍是重要原因。
但家庭资源的支持并不是无偿的，婚姻把大量日常劳动留在家门内。国家统计局2024年调查显示，在实际参与无酬劳动的人中，女性日均投入3小时29分，男性为1小时52分， 婚姻和家庭所处的照护结构高度性别化。中国逐渐觉醒的女性主义意识给这种撕裂提供了更尖锐的解释和路径。所谓“废家”，在许多当代女性主义和酷儿论述中，指向的即是“照护的去私人化”， 以及扩大共同生活、互助和公共保障的可能。照护能否从性别角色和血缘命令中松开，由当事人协商、由更广泛的公共制度承担？婚姻之外的关系，能否成为被国家意志和社会规范承认的“照护者”？更甚者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质疑国家凭什么能“批准”一段爱。
对中国酷儿而言，矛盾还多一层：婚姻既是家族式的婚育命令，也是国家层的法律禁令。酷儿们会面对被原生家庭要求进入传统异性婚姻的困境；当TA们鼓起勇气把酷儿伴侣带到国家行政制度前，现行登记规则又只接受“男女双方”的婚姻形式。一项对北京20位年轻女同志的质性研究发现，她们一方面面对父母要求进入异性婚姻、生育子女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因同性关系缺乏法律与社会承认，在医疗决定、继承、财产、长期照护和家庭形成方面感到不安全。
拆毁之后，新的共同体不会自己出现
一些同性伴侣因此尝试通过遗嘱、财产协议和意定监护，把特定权利从婚姻中单独取出。期待始于《民法典》，2017年施行的《民法总则》已将意定监护扩大到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2019年前后，随着北京、上海等地同性伴侣的办理案例进入媒体，它开始在酷儿社群中迅速传播，直至 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对这套制度的延续和确认。
长期在从事酷儿社群倡导工作的老D记得，那时他们还在上海组织过几场法律课程，请公证员解释新法。社群伙伴们一度欣喜于可以把部分照护和财产管理权交给伴侣。
但全国愿意承办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公证处并不多，湖南长沙曾有案例围绕该公证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讨论六个小时；实践中还有当事人被要求证明关系持续多年、与家庭先行沟通，甚至额外提存资金。老D不断听说同性伴侣被公证处以材料不足、办理周期过长等理由婉拒或推诿；他推测，一些社群伙伴把意定监护公开称作“结婚”，反而加重了机构的顾虑，公证员需要承担越来越高的后续责任与职业风险。
而且，即使顺利办成，协议也只在本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启动，同性伴侣仍要继续配置遗嘱、财产协议、医疗授权等不同文件，而每一项保障都可能需要当事人以更多知识、金钱和程序逐项购买。阿强将这种差距比作一桩按“斤两”计算的讨价还价：异性伴侣登记一次，便能获得“一斤”的婚姻保障；同性伴侣只能先用意定监护拿回“二两”，再用遗嘱和其他文件补上几两，得到的始终是打折方案。
对婚姻制度的批判者而言，“拆解婚姻”是一种扩大选择：性忠诚、财产和照护资格不再与排他的二人关系捆绑；但对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同性伴侣而言，“拆解婚姻”却往往是被迫的，是在承担制度留下的缺口：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知识、金钱和程序，把原本一次登记便能获得的保障逐项拼回来。
来自台湾、现居欧洲的Kole也曾强烈主张拆解婚姻。对那时的他而言，“所有体制都是压迫的来源”，婚姻尤其强化父权宰制。但现在的他不再相信，一项制度消失，就会自行出现更好的关系。父权与人身依附仍然存在，但他对“毁”、“废”的顺序判断变了：如果婚姻的旧制度被拿走，但共享财产、医疗决定、照护责任与亲权所属都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最先出现的未必是自由，而是“真空”。
2019年美国中西部一项关于酷儿与跨性别青年照护网络的质性研究发现，“Chosen Family”意味着术后轮班、接送、做饭、汇款、整理医疗信息，甚至用群聊和表格分配照护责任；也有的受访者在搬离原来的住处后退出医疗代理角色，因为距离使得TA无法持续承担责任。Chosen Family将原本由家庭角色默认分配的义务，变成需要反复确认、彼此协调和积极维护的承诺。
从2000年起参与性少数社群工作的阿强（胡志军），有着长期经营社群、帮助迷茫的酷儿伙伴的经历。年轻时，他到离家很远的广州工作，借距离隐藏性取向。社群活动、志愿者和朋友给过他支持，他也为社群伙伴搭建了许多沟通与支持系统，这些连接有时可以胜过血缘，但他也总要补上一句：“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坚定的Chosen Family支持系统。”
“自由”是有成本的。反复确认、彼此协调和积极维护，意味着时间、表达能力、稳定住所、金钱和能够说“不”的安全感。如果这种处境差异被抹去，制度批判很容易变成新的道德排序：越远离婚姻的人越进步，进入婚姻的人则被视为不够清醒。
“毁婚废家”作为一个总括词，其中是否能够诞生一个新的共同体？它也可能与婚姻一样，发展出另一套辨认与审查方式：是否结婚；亲密关系是否足够“非传统”；是否足够像一个“典型”的酷儿。离开传统家庭以后，人未必就会进入一个不再审查自己的地方，在走进“毁婚废家”的新共同体之前，一个人可能需要先证明自己配得上其中的位置。
亚拉很熟悉这种“站在门边”的感觉。作为无性恋光谱上的双性恋者，身处一段外观看起来近似异性恋的关系里，她常常担忧一些可能的疑问：你和男性恋爱，凭什么说自己是酷儿？你明明拥有伴侣，为什么还说自己是无性恋？她反复审查自己，尽量避免以“酷儿”身份说话；台湾的Kole也曾与一名将具体的人形容为“生育机器”的朋友逐渐疏远。
“先看到这个人，再看到他的理念”，一个人是否关心他人、是否守信，有时比 TA 对婚姻的立场是否与自己一致更重要。在Kole看来，朋友可以支持毁婚废家，但不能把每次见面都变成立场辩论，否则“我们什么时候来做朋友？”
信息和观念可以从网上获得，但线下社群仍有一种难以替代的“活人感”：孤独的人需要看到其他家庭、其他生活确实存在，才可能相信自己也有别的路。但要获得这种“活人感”，也意味着从匿名的网络走进人群，让自己与真实的人发生联系。
但这样的空间正变得更隐蔽。老D说，活动越来越少使用固定名称和公开标识，消息更多通过私人微信与熟人群流转。人们仍然见面，入口却变得临时，也更依赖“认识谁”。社群的公共可见度因为愈发严苛的政治管控而降低，也让尚未进入既有关系网络的人更难靠近。
2020年，出色伙伴（原同性恋亲友会）志愿者五月妈妈邀请一位因家里逼婚而求助的男同志参加观影分享会，活动开始五分钟后，对方发来信息：“没敢进去，回去了。”她追出门，也没能追回他。五月妈妈说，她此前从没有想过，一个人只是走进房间、坐下来当观众，也需要动用那么多勇气。
“有的人是很孤独的，城市里，TA跟传统的血缘家庭离得很远；又在职业发展和社会中遇到很多压力。TA很空洞，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刚刚为社群伙伴做完生命咨询服务的阿强说。
三十多岁时，阿强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景物后退，忽然想到，假如自己当天死去，会不会没有人为他流一滴眼泪？生命里会不会有人记住他？“好像不会有任何人为我流一滴眼泪，好像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退出旧关系之后，要怎么才能建立新的、足以托付情感、疾病甚至死亡的关系？
一项被禁止太久的想象
至少有一种社群长久以来对此的回答， 即同性婚姻平权；或者更准确说，不在于婚姻证书本身，而在争取它的过程里。一项制度可以同时是批判的对象，也是需要被平等分配的社会资源。
一项追踪台湾731名男同性恋者和132名双性恋男性的研究，在同婚合法化前后观察到，受访者的抑郁症状和来自外部的少数压力有所下降，向朋友、家人和父母公开性倾向的程度则有所上升；这些变化在有伴侣与没有伴侣的人之间大体相似。另一项汇集59项实证研究的综述同样发现，同性婚姻平权往往与个人、亲密关系、社群和社会层面的接纳增加相关。
在阿强二十多年的社群经验里，早期，一名同志说自己“将来要结婚”，往往仍意味着与异性结婚；同性伴侣走进婚姻，还不是一件可以认真规划的事，“不敢想象”。2008年前后，亲友组织、同志中心和地方社群陆续成长，家庭接纳、热线与公众故事慢慢为“共同生活”提供语言。阿强记得，境外同婚的消息像打开一扇窗；许多人已经看见同性伴侣可以结婚，但潜意识仍觉得“那不能是我，也不可能是中国”。
2015年6月，七对来自中国的同性伴侣在美国西好莱坞举行集体婚礼，央广网、凤凰网、参考消息网、界面新闻等一众中国媒体报道。阿强记得，第二天他同时收到了三家中文媒体约稿，兴奋地晚上加班加点地把它写出来。几十年间，“中国同性伴侣结婚”从一句假设，变成了可以被媒体报道、大众关注报道的现实。随后，孙文麟与胡明亮在长沙申请结婚登记遭拒，继而起诉民政局。2016年4月，法院驳回诉请，被媒体称为“同婚登记第一案”。
新冠之后，越过那道门变得更难。除了原有的全国志愿者网络逐渐分散成地方小组、活动减少公开固定标识、报名海报极少在公众社交媒体上发布外，上海骄傲节在2020年停止举办活动，北京同志中心在2023年关闭……LGBTQ组织的处境并不相同，但相同的是，维护固定空间与公开行动愈来愈难，LGBTQ话题“被藏起来了、被收到柜子里面了。”
婚姻是现成的权利工具箱，但同性伴侣连打开它的资格都没有。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公开征求意见，性少数组织动员社群寄信和在线提交建议。整轮征集共有近20万人提交网上意见，另有5千余封来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当年12月仍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列为意见集中的事项之一，但最终通过的法典继续使用“男女双方”。
制度忽视之下，共同体有时需要仪式。
与伴侣相处约十年后，老D赴美国参加集体婚礼。主办方为新人准备了统一的银色戒指，他却在出发前偷偷买了另一枚作为婚戒，一路藏在身上，直到台上的证婚人请两人交换戒指时才拿出来。
伴侣先哭了。老D看见对方落泪，也跟着哭起来。两个人在台上相拥而泣。他后来回想，他们已经共同生活十年，彼此足够熟悉，关系早已不是初恋时的状态；但那一刻仍然让他们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触动。
一次，老D把一段仅有两分多钟的同性婚礼视频给两位批判婚姻制度、也没有结婚计划的女同志伴侣看，她们看着看着哭了，即使没有改变不婚的决定，但那种触动感仍令老D印象深刻。反对婚姻中等级控制和单偶规范的人，或许也会为一段长期受到遮蔽的关系终于获得父母、朋友和陌生人见证的时刻触动。
阿强把婚礼的这一作用称作关系的“社会化”。异性伴侣拥有一整套现成的仪式和称谓，从订婚到酒席再到改口，都在不断向周围人说明，TA是值得信赖的家人。但在阿强的咨询客户中，不少同性伴侣即使共同生活多年，面对伴侣父母时仍只能叫“叔叔”、“阿姨”，TA缺少一个被普遍理解和真正接纳的时刻，缺少一个仪式场合向亲友说明：这个人今后会以什么位置进入自己的生活。
公开倡议空间缩小以后，婚礼、家庭影像和个人故事成为所剩不多仍能流通的“微空间”。无论目标是同性婚姻、意定监护还是各式各样的细节权利，得让“大众先看见这个群体的存在”，才可能慢慢形成讨论权利和立法的基础；当一项权利长期不存在时，欲望也会跟着现实缩小。
老D仍在坚持为LGBTQ群体办婚礼，他想要“唤醒”很多人早已忘记的记忆，也想要通过同性婚礼重新把LGBTQ社群联系起来，法律人士、学者、心理咨询师、公益人士……大家可以在婚礼上建立联系，事后的传播又能让另一拨人看见；阿强和伴侣在小区遛狗，遇到邻居时会直接介绍：“这是我老公。”他们在境外领取的那张结婚证不能在中国大陆产生完整法律效力，但称呼让他们的身份“可见”。
2019年6月，五月妈妈与丈夫、儿子、儿子当时的伴侣以及对方父母，一共六人登上“彩虹邮轮”。她从船尾去找儿子，穿过长廊时带起一阵风，一扇扇舱门前的小彩虹旗随之摆动；她又折返回去，在彩虹旗前逐一停下。
船上每天下午有家长小组，刚得知孩子性取向的父母讲述自己的恐惧，已经走过一段路的父母则陪着TA们哭、陪TA们笑。邮轮回来以后，五月妈妈填了志愿者报名表、申请成为月捐人；此后，她参加培训、接听热线、陪伴新的家长。
门打开以后，决定仍属于自己
但同性婚姻，是不是意味着把LGBTQ重新送回一段受婚姻约束的稳定家庭？
出柜之前，阿强曾认定，家人不会在乎作为同性恋的自己。关系重新建立以后，他发现，至少在自己的家庭里，那是他逃离时形成的一部分想象，并不是全部事实。“原来我说不出来的话，现在都可以说出来。因为我知道他在乎我。”
独立不等同于离开所有旧关系，即使有时候“立刻远离”是自保的必需品。独立首先意味着，一个人有权力决定与每一段关系保持多远的距离。
什么时候出柜、要不要出柜、与谁生活、是否进入婚姻，应当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安全、资源和愿望规划。“父母接不接受，那是父母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课题。你可以帮助TA、引导TA，但不能改变TA。”这是五月妈妈的经验。
五月妈妈曾经遗憾自己可能无法成为奶奶，但渐渐地，在社群担任志愿者不久之后，她不再替儿子计划伴侣、婚礼、未来家庭；半退休以后，她把更多注意力放回锻炼、旅行和自己的生活。她说，做一名同性恋孩子的家长，使她体验了“另外一种人生”。
同样的，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有选择都“不必等待任何人的批准”。成年子女不应该为了避免父母失望，而长期隐瞒自己、放弃自主生活，“把一生赔进去。”
家庭没有被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恰恰相反，原先规定好的角色开始松动：父母不再拥有子女人生的决定权，子女也不必完成父母对婚姻和生育的全部想象。家庭成员间仍然可以彼此关心，但不再与管理与义务划上等号。
在亚拉那里，“家”是流动的，可以是父母的住处、也可以是她独自租下的房间；不管一个人生活，还是与别人共同生活，只要能够放松、平静，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个状态就可以暂时被称为家。
Kole还记得2019年5月台湾同婚法案通过的那一天，他在大雨中看到人群挤在一起，有些彩虹旗被雨衣和伞面遮住，有些被雨水打湿，贴在游行者身上。 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原来有这么、这么、这么多人。” 雨停以后，朋友传来一张空中彩虹的照片。他暗想，也许是老天保佑。
老D协助筹备的同性婚礼上，新人们往往会设计许多与异性恋婚礼不同的仪式，挂上彩虹旗、穿上自己喜欢风格的衣服、邀请LGBTQ社群的朋友……
门应当打开，路不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