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的自由：TA们在外媒做中国新闻
外媒给他带来的破灭感不像中国政府的审查那样：“那种‘铁拳’般的物理攻击其实比较明显，但是外媒里的这些糟心事，像一种‘法术或化学攻击’。它在你身边，却摸不着，也不能用非常简单的‘极权’‘威权’去解释和批判。”
作者 / 林砚青
编辑 / 义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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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相信‘在外媒做中国报道’这回事了。”王安然说。
王安然曾在一家国际媒体从事中国报道多年，如今已经离职。谈及过往，她难掩失望：外媒的对华报道正日益收窄，中美贸易战、芯片竞争、台海局势等议题占据了中国版面的主要篇幅。而她渴望书写的、关于中国普通人与社会的深度故事，却愈发难以报道。近一两年来，她察觉到这种趋势愈发严重。
长期无法报道真正关心的内容，让她逐渐失去了职业意义感，并产生严重倦怠。她直言：“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价值，我也不再认为自己适合继续做中国报道了。”
外媒中，和她有类似感受的华人新闻工作者不在少数。曾在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工作的Julian，也经历过类似的幻灭。早年在中国媒体实习时，他深切体会过遭遇审查的痛苦。他满怀期望，以为转身投入外媒就能拥抱新闻自由，但现实并非如此。他说，“以前觉得，有些报道在国内做不了，那就去外媒做。后来发现外媒也做不了，就会有一种无路可去的感觉。”
点开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的网页，TA们的感受不难得到印证。5月以来，主要外媒的涉华报道集中在几个高频议题上：川习会、普京访华、中国出口数据、英伟达对华芯片销售……至于中国社会、文化与民生层面的内容，则寥寥可数。
然而，曾经的外媒报道并非如此。2016年，BBC曾将镜头对准中国工业化浪潮下的留守儿童，记者不仅剖析了导致骨肉分离的户籍制度，也以大量篇幅描绘了父母缺席后，孩子们相互扶持的日常。2013年，《纽约时报》在系列报道《离开土地》中，深入失地农民的安置房，记录TA们被迫告别土地、迁入城镇后，面对生活成本激增与身份断裂时的挣扎与无措。
这些报道曾深入中国的社会肌理、关注个体命运，如今却逐渐式微。仿佛有一张巨大的滤网，横亘在近年的外媒对华报道之中，将这类内容尽数筛落，只留下地缘政治、经贸往来与军事博弈的宏大叙事。而王安然、Julian这样的记者，也在一次次想要穿过这张滤网时碰壁，逐渐失去在外媒做中国报道的信心。
这张滤网由什么编织，又是谁在层层加固？
为了了解这背后的成因，莽莽寻访了多位曾经或正在外媒工作的华人新闻人，试图通过TA们的讲述，还原其在报道中国时所经历的现实困境与内心挣扎。
“抵达现场后，所有人都不跟我们讲话”
来自公权力的阻力，是外媒中的华人新闻工作者撞上的第一层滤网。
“在广西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找到周立齐。......令人意外的是，那里竟然坐了十几名警察。......周立齐匆忙把我们带到走廊，神情有些焦躁不安。关上门后他低声解释，这群警察是临时来做‘卫生检查’的。当天早上他接到公安来电警告，说有两名北京记者想采访他，并叮嘱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采访。他对于无法热情招待我们感到抱歉，说要请我们到楼下用餐。
……然而不久，又有三组人马陆续走进店里，刻意只点果汁，与周围打赤膊畅饮啤酒的食客形成鲜明对比。......接着我们发觉便衣警察中的一人拿着伪装成手机充电器的手持摄影机，对准我们拍摄。”
这是前NPR驻华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在新书《唯红花绽放》中记录的采访场景。周立齐曾是一名自行车盗窃惯犯，因受访时的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而走红。出狱后，他拒绝了所有直播签约，坚持“不为别人打工”，这让他被不少中国年轻人视作精神偶像。
为了采访这位“废青领袖”，冯哲芸与制作人专程从北京飞往广西。然而，整个采访过程都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冯哲芸的遭遇并非孤例。许多在外媒的华人新闻工作者，都有过被警方“关照”的经历。曾在多家外媒担任中方助理的小贾说，她与同事出差时常在酒店被敲门问询。只要办理入住时登记了护照，外籍记者的签证就会触发警方或政府部门的注意，引来人员上门追问来意。在中西部城市采访时，TA还遇到过好几部警车一路尾随。
不过，警方在采访过程中直接介入的状况并不多见。由于担心直接干预被写入报道、引发国际舆论风险，公权力对于外媒的干预往往更为前置——经常在记者抵达现场之前，警方就已经对受访者进行了警告和施压，预先阻断了接触的可能。
“我们去到一个发生疫情的村子（采访）。去到那个村子之后，突然发现所有人都不跟我们讲话。”
小贾向莽莽讲述了TA在疫情期间的采访经历。TA和同事在出发前已经联系好了受访者，但抵达村子当天，每户人家都借故拒见。有人说，答应接受采访的人去远方参加亲戚婚礼了；有人则说他生病去了城里。TA们走了一圈，却一无所获。
于是，TA们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想碰碰运气。在门外时，TA们已经听到屋内有人说话的声音。但几个看似村委或外办的人走过来，挡在门前。“这家里没有人，你们快走吧。”对方说。即便小贾强调“明明听到里面有人讲话”，对方仍然只回答这一句。最后，TA们只能失望而归。
几周后，其中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打电话给小贾道歉。她告诉小贾，记者抵达的前一周，整个村子就已经被‘打过招呼’，如果跟外面的人讲话，就是‘叛国罪’。”
“叛国”、“通敌”或“勾结境外势力”，是公权力在阻拦受访者时惯用的污名化话术。Julian的一名受访者也曾收到过来自警察的明确警告：“TA们是境外势力，和TA们联系涉嫌犯法。”
这并非危言耸听：替三鹿毒奶粉受害儿童维权的赵连海，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其代理律师称，他获罪就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有关；而在《唯红花绽放》中，化名为“莎夏”的在新疆做田野调查的汉族研究生因“分裂国家罪”获刑十五年，检方证据之一，正是她曾与冯哲芸会面。
如果公权力的管控没能赶在采访之前，那么便会在事后追加。在持刀伤人、驾车撞人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即便记者成功突破防线采访到当事人，也不代表报道最终能够面世。一通受访者的回拨电话就有可能让报道夭折，而这通常意味着对方受到公权力施压，前来要求撤稿。
“有一次，我刚采访完一个突发事件的当事人，五六分钟后他就立马回电：‘刚刚公安找我了，你们不要把我说的东西写上去，就当没有采访过这个人。’”Julian说。然而，在他的经历中，这种撤稿电话还不算太糟。有些受访者在受到恐吓、心理防线崩溃后，甚至会反过来质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是坏人，是不是骗子？”或者，“你们真的是境外势力，怎么这么坏？”
“你最好不要跟我讲话，除非你真的想讲”
面对撤稿请求，部分外媒会酌情应允；但按照新闻报道准则，采访完成后的材料通常不能撤回。Julian的编辑就有几次坚持发稿。这时，Julian 会陷入愧疚之中：“受访者付出了很多时间、真心和信任......我本来可以更好地保护TA们，却没能做到。”
他并非不认同新闻独立性，“受访者说撤稿就撤稿”在他看来同样站不住脚。让他难以释怀的，是编辑对于受访者的冷漠：TA们未曾在受访者身上投入过情感与劳动，却可以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来压人；而像他这样身处第一线、对受访者付出真诚与专业努力的记者，却不得不在窘境中进退两难。
想要保护受访者的，并不止Julian一人。对于许多华人新闻工作者而言，这份顾虑已逐渐内化为自我规训。除了新闻本身的公共价值，受访者可能面临的风险，也成了TA们在择定选题前不得不权衡的变量。如果评估认定报道风险过高，可能危及受访者的安全，许多选题在起步阶段就会被直接放弃。
前法新社中方助理Singha告诉莽莽，离开法新社之后，她察觉到自己以往的工作给许多受访者带来了潜在麻烦。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将确保受访者不受牵连作为工作的首要原则。至于报道最终能否顺利完成，被放在了次位。
一次受访者遭遇网暴的经历，也彻底改变了小贾对新闻工作的态度。“那次网暴极其猛烈。”小贾回忆，“TA们摘取（报道中）的一段话，再去挖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和个人信息，开始胡编乱造，还有各种很强烈的仇恨言论。完全是在抹黑，完全颠倒是非，甚至她的家人也受到了攻击。”那位受访者本身就有抑郁倾向，网暴给TA造成的冲击非常严重。
“我当时觉得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棒，”小贾说，“一下子开始质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TA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通过在外媒做报道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但事实上没有带来任何改善，还可能伤害到具体的人。
于是，TA在工作中变得更加克制：“基本上我后来是抱着一种‘你最好不要跟我讲话’的心态，谁都不要轻易跟我们讲，除非你真的想讲。”出于这样的考虑，TA也切断了与过往消息网络中一部分人的联系。
与此同时，愿意接受外媒采访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时候，华人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自己的熟人网络中寻找受访者，通过公开渠道征集线索则越发困难。Julian告诉莽莽，从新闻业务的角度看，在社交媒体上广撒网原本是更理想的方式，找到的受访者更随机，也更具社会代表性。然而在现实中，他发出的私信常常石沉大海，有时甚至会招来谩骂。通过朋友介绍虽然容易约到受访者，但代价是采访对象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同温层内。“这样的对华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代表性”，他说。
采访资源的收缩，也导致了报道议题在结构上的失衡：在政治、经济、科技、商业等专业领域，记者尚能依靠既有的关系网寻找受访者，报道生产因此得以维持；可一旦触及社会议题，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原本的熟人网络往往失效，导致这类报道因缺乏一手资源而难以为继。
更棘手的是，官方对议题敏感性的判定标准在不断泛化，记者越来越难预判哪些题材会越过红线。王安然坦言：“现在，基本上所有关于中国的外媒报道，在政府眼里可能都会比较敏感，所以大家都会有所顾忌。”
对于这一点，外媒中的外籍记者也有同感。日媒驻华记者佐藤健太表示，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日本媒体在中国的处境越发艰难，不仅人权题材无法触碰，就连科技议题也常遭掣肘。经济领域的报道更是越发受限，连失业率等常规数据都会被划归为敏感范畴。到最后，似乎只有纯文化类的题材还留有一些余地。
“TA们想要对抗性的中国故事，而我不想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做贡献”
和王安然在开头所说的一样，Singha也察觉到了外媒中的风向变化：近年来，贸易战、电动车和人工智能等议题，总是更容易获得外媒编辑的青睐。相比之下，那些贴近普通人生活、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题目，往往需要付出更多解释成本，也更难被证明“值得做”。
Julian就体会过这种门槛。2021年前后，中国发生过多起因房地产或金融暴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民众在街头与政府发生冲突。在他看来，这些事件十分重要，因为“直接涉及公权力暴力”。
然而，当他满怀热忱地把选题报给编辑时，对方却兴趣寥寥。“TA们问我，这和更大的中国问题有什么关联？西方的读者凭什么要关心千里之外的一场街头争执？”Julian说，对外媒编辑部而言，“如果这个事情不能反映某些典型的中国性质，比如时政、威权、外交，那么TA们就没有兴趣。”
此外，即便选题能通过编辑部的筛选，也往往会受到其特定议程的干预。记者傅晓华曾受一家英国财经媒体之约，撰写有关京东入驻欧洲的报道。按照他的理解，这原本应是一篇基于商业数据的经济新闻，写京东的得与失。但在编辑过程中，编辑要求他转向另一个叙事框架：将京东的欧洲扩张与当时香港人抗议中国在伦敦新建大使馆的事件并置，呈现为共产党政治力量正在进入英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傅晓华无法接受这种论调，这也成为他少数直接回绝编辑要求的时刻。“我只是写一个商业新闻，这家公司进入英国了，但他要我去讲这个公司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逐渐感到疲惫，总要符合这些人的想法来写作。”
在一家英文主流媒体工作的林女士也体会过与TA们相似的心情，她告诉莽莽，每次她想把跨性别选题报给编辑时，对方总是想要把它装进一种已经预设好的西方叙事框架中，即“在中共的操纵与打压下，人们无法追求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根据她的经验，中国的跨性别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少年问题的一种延伸：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长期感到孤立、缺乏归属。TA们最初加入相关社群，是为了寻求爱、理解与陪伴，也正是在被接纳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这背后往往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并不与中共的压迫简单挂钩。
在外媒工作的最后两年里，王安然也反复观察到这种倾向：外媒习惯将中国故事简化为对抗叙事，而这种趋势最终导向了一种令她无法接受的刻板印象——“邪恶中国”。
王安然说：“当你所有的报道只是这个国家有多邪恶，而又没有足够多关于普通民众和社会的报道的时候，读者就会觉得中国人就是不好的。”
这样一来，读者既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全貌，也容易把中国人想象成铁板一块、从不反抗的群体。她还担心，这种对抗叙事容不下灰度：确实有普通人因从体制中获得利益与保障而信任政党和国家，可一旦进入非黑即白的框架，TA们往往只能被简化为“被洗脑的愚民”。
更让她在意的是，读者并不会仔细区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当新闻版面上反复出现的只有大国对抗的硬题时，读者很可能将对于中国政府的敌视，转向对中国人的仇恨。
那段时间，她产生过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我不想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做贡献。”
除了价值取向，市场也促成了这一结果。在AI和社交媒体的冲击下，媒体的生存越发艰难。傅晓华指出，迫于流量压力，许多偏市场化的外媒不得不在内容上更加迎合读者喜好。在一家外国公共媒体工作的叶子也说，自己在做报道时常常“需要附和观众对中国的想象”，才能获得阅读点击量和编辑的支持。
出稿速度也是压力来源之一。林女士说，如果坐在外媒编辑的位置上，自己也会“天然地放弃中国报道”：“一个印度的题记者可能四个礼拜就能给我，但一个中国的题可能连采访对象都还没敲定。”她补充道：“这恰恰是中国外交部特别喜欢看到的结果。”
这种退潮，也与更大的国际政治气候相关。冯哲芸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年来，亚洲以外的全球媒体对中国的兴趣已大幅消退，人们的注意力也越来越短。在她看来，如今主导西方媒体国际视野的，是美国的政治闹剧；世界其他角落的新闻，往往只在牵涉美国决策者动向时，才被顺带提上一笔。
在美媒工作多年的张青则强调，外媒的问题和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她指出，“中国政府对中文环境的新闻自由残害，是非常彻底的。”
许多像她这样从中国媒体转向外国媒体的人，都曾期待环境的转变能够带来更多新闻自由；但进入外媒后，TA们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心理落差。新闻自由在理论上确实增加了，可报道服务的对象也随之改变：TA们需要为外国读者书写中国故事，而一个普通的外国读者在关注国际议题时，往往更在意与自身生活相关的部分，很难天然地对另一个国家的民生议题产生兴趣。
“我们内心最期待的，可能还是为自己人写作，”她坦言，“但实际情况是，那个机会可能早就没有了，也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虽屡屡碰壁，讲中国故事的责任感仍在”
滤网之下，留在外媒从事中国报道的华人新闻工作者，还要承担一些更切身的职业代价。
大陆华人受限于政府规定，无法在外媒任职记者，仅能担任中方助理，从事翻译、采访、资料整理、视频拍摄与剪辑等辅助工作。其雇员证还需要经过外事部门的严格政审。小贾告诉莽莽，如果曾经参与敏感报道，跳槽时极难获发新证。
此外，TA们还常被有关部门以“喝茶”或“吃饭”为名定期约谈，借此掌握媒体动态及选题。一旦媒体报道敏感或负面的中国内容，有关部门便会专门致电中方助理施压。Singha说，警方曾以她是中国人为由要求其退出报道。美媒外籍记者Tom则表示，为保护中国同事，他在处理敏感选题时不得不将TA们隔绝在外。
在港工作的中国籍记者，或在大陆工作的外籍华人记者，虽然可以从事新闻工作，却要面对签证带来的压力。轻则续签受阻，如林女士提到，有记者在续签时被要求提交银行流水和工作期间的全部稿件链接，以自证与境外组织没有资金往来；重则被直接吊销签证、驱逐离境，原因或是该记者报道了敏感议题，或是所在媒体做出令中国政府不满的举动。曾经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与的冯哲芸就于2022年被拒绝入境；而《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眉（Vivan Wang）则于2026年2月被驱逐，据该报披露，导火索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纽约时报》集团举办的一场活动中现身，而王月眉本人并未参与该场活动。
除此之外，伴随着中国政府对外媒的污名化加剧，不少华人记者都有过被网暴的经历。2021年，冯哲芸因报道贵州省毕节市脱贫问题而被当地政府公开批评。随后，观察者网点名将其称为“反华专业户”，她因此遭到不少网友的人肉搜索与攻击。2023年，观察者网又发表《华裔外媒记者军团观察报告之一：女性主导？》一文，集中攻击多位在外媒工作的华人女记者，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袁莉和摄影记者曹梦雯等。
本文的受访者中，至少有两名近期面临续签困境，另有两名受访者的父母曾被有关部门约谈，还有多人曾被官方媒体点名攻击或遭遇网络暴力。并且，在外媒驻华分部工作的华人人数有限，在香港与海外从事相关中国报道的华人人数也不多。这意味着，暴露具体的场景或事件细节都可能导致受访者被反向锁定。因此，莽莽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了大量模糊化处理。
这些层层叠加的压力，不仅让这些华人新闻工作者在处理中国选题时越发束手束脚，也让其中的一些人对新闻工作逐渐产生倦怠乃至破灭感。
Julian说，外媒带给他的破灭感不像中国政府的审查那样是明显的“铁拳”：“那种物理攻击其实比较明显，某种程度上来说，心里反而比较好接受。但是外媒里的这些糟心事，像一种‘法术攻击’或‘化学攻击’。它在你身边，却摸不着，也不能用非常简单的‘极权’‘威权’话语去解释和批判。它非常复杂，所以会让人很难受。”
林女士也不再期待外媒报道能够快速影响现实，她更倾向于把报道视为一种自我记录的过程。
而傅晓华在两种不同的心态之间来回切换。一方面，他时常想要辞职离开，因为作为记者的自身安全无法保障；另一方面，他又时常有一种使命感：“这些故事如果我不讲，好像也没有什么别人能讲。”
不过，这些压力与倦怠，并没有完全磨灭TA们讲述中国故事的信念。
林女士表示，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媒体，做一些以人为中心的报道。比如，她想写油价上涨如何影响一名在新疆拉货的女司机。“TA们跑一趟的油耗是自负的。油耗上涨了这么多之后，她的利润额一定下降了。”她关心，这名女司机要如何重新计算每一趟的成本，又是否会因此承担更高风险、迫于生存压力而做更危险的事。
Julian则将希望寄托在中文独立媒体上。他期待未来能够有可以每天都生产一到两条新闻的独立媒体，“配合一些深度内容，并且能够把离散和在地结合起来。可能像一个缩小版的端传媒，但更及时一点。”
小贾尽管经历过种种创伤，却仍选择留在这个岗位上。支撑TA走下去的，是采访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在报道农村妇女议题时，有些受访者虽然无法正式接受采访，却愿意提供关键的信息或线索；还有一次，TA试图寻找一位因疫情而痛失儿子的少数民族父亲，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结果有整个街区的人帮TA牵线搭桥，最终完成了采访。TA说，“无论被伤害多少次，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很真诚地相信我，那种感受就会让我觉得，我又可以了。”
而被从中国驱逐三年后，冯哲芸出版了《唯有红花绽放》。她希望能借此书，帮助读者获得对于中国人的真切感知：“虽然故事仍然不够全面，但能看见TA们是完整的人，有着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世界观与人生道路，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一样。” ■
（除冯哲芸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匿名）
（撰稿人利和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