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美食旅行”与“恋殖”争议：《台湾漫游录》为何引发公共讨论？
《台湾漫游录》为什么被视为台湾文学的重要时刻？
作者 / 谢宜安。著有小说《可爱的仇人》、《蛇郎君、蚝镜窗的新娘》、非虚构《必修！台湾校园鬼故事考》、《特搜！台湾都市传说》，合著《台湾都市传说百科》。拿过文化部创作奖励补助，作品入选台湾文学外译计划Book From Taiwan。 2025年加入了罢免立委的作家连署，因「笔杆接力罢免到底」所写的小说收录入《为什么相信文学有力量？ 》当中。
编辑 / 陈楠清
提示：本文字数约6700字，阅读约需10分钟。本文为评论作品，平台仅进行事实核查，不干预作者观点。
今年5月，英国国际布克奖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将奖项授予了一部台湾小说——《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双子发表得奖感言说：“能够生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
而将本作翻译成英文的译者金翎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也说：“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我做了明确的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无差别地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
《台湾漫游录》这本翻译过程中刻意保留了台湾多文化、多种族现实的小说，将一个发生于日本殖民时代、味道丰富的故事，带到国际读者眼前。但伴随着掌声而来的，也有争论。作者杨双子的同志身份、鲜明的政治立场，书中两位女性角色之间的情感，以及小说对日治时期台湾的书写，都使这本书在获奖后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当一部小说把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写得如此细腻、丰富，甚至在带有亲密与朦胧时，它也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一个长久存在的“历史禁区”：台湾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日治记忆？
在海外 Threads，以及知乎、豆瓣等中文社群平台上，有人批评《台湾漫游录》中两位主角的情愫带有“恋殖”“媚殖”之嫌，认为小说把殖民者写得太好；也有人将它简化为“女同文学”或“轻小说”，质疑它是否配得上国际文学奖；还有人直接把批评指向杨双子的政治立场。激动、鼓舞、质疑与不安同时浮现，也让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变得清楚：这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为什么它能在获奖之后，激起如此多层次的波澜？
一场“殖民地台湾之旅”：食物，暧昧与说不出口的权力关系
《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一名日本女作家“青山千鹤子”，于1938年受邀至殖民地台湾旅行。青山千鹤子爱吃，但她很快发现，在台湾的日本人无法带她品尝道地的台湾美食，直到她遇到了神秘的台湾人通译王千鹤。王千鹤举止优雅，恭谨有礼，对青山千鹤子的吃喝愿望有求必应。青山千鹤子在王千鹤引领下，游历台湾各地、遍尝美食。
青山千鹤子倾心于总是满足她任性愿望的王千鹤，说“我视小千为挚友”。王千鹤也对青山千鹤子的愿望来者不拒，甚至就连矢志“不做菜给日本人”的传奇总铺师，王千鹤也替青山千鹤子争取到饱餐一顿的机会。但青山千鹤子心中完美的王千鹤，却始终带着有距离的“能面”（能剧中的少女面具）。故事后段，能面无以为继，青山千鹤子与王千鹤的暧昧关系无端破裂。青山千鹤子失落、困惑，最终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得知了自己的“盲点”。但青山千鹤子并未有机会与王千鹤真正和解，她回到日本后，写下了《台湾漫游录》。
这个故事设定化作小说形式：这本书以青山千鹤子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实际上由杨双子所写的《台湾漫游录》，被设定为杨双子翻译青山千鹤子《台湾漫游录》的华文译本。
《台湾漫游录》以女性角度切入台湾日治时代，环绕着旅游、美食与同性间的暧昧情谊。小说语调轻盈，青山千鹤子总说着“哎呀哎呀”，对话明显仿拟日文小说翻译腔。因此在小说轻盈好入口的同时，也有许多批评声音，认为《台湾漫游录》“恋殖”、“不文学”、或因为写女性恋情而格局过小等等。
和台湾已有的日治背景小说相比，《台湾漫游录》没有明写殖民者的罪恶与被殖民者的反抗，仿佛只是两名女子优雅愉悦的聊天吃喝。但这些吃吃喝喝远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两位女子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在本书由虚构人物新日嵯峨子撰写的（伪）推荐序中就已经点出，本书纠缠着的核心，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
《台湾漫游录》也没有“不文学”。以小说写作技巧来说，《台湾漫游录》娴熟而功力深厚。角色塑造鲜明，对话鲜活而环环相扣。作者杨双子写言情小说出身，“角色”与“对话”正是她的看家本领。青山千鹤子莽撞积极，有主见也有盲点，王千鹤恭敬委婉，不善拒绝也不会直言，两人的对话皆不断重复其角色特性，使角色更加鲜明。
此外，《台湾漫游录》可说是台湾文学史上，将台湾食物的意象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小说。食物与人物情节的对应，既精准又细密。如果说角色塑造与对话的成熟，有时尚且不会被视为文学性的展现（即便实际上是），意象的运用，无疑是非常“文学”的。
譬如，书中的麻薏汤正是主角王千鹤的隐喻：麻薏汤将贫困农家种植的黄麻，经繁复人工处理熬煮成汤，反映王千鹤出身低微但受高等教育的身世。“嗑瓜子”也对应着王千鹤与青山千鹤子的关系，瓜子正像是台湾令人不懂的语言与文化，王千鹤教青山千鹤子吃瓜子，正像把台湾这颗瓜子打开、令青山千鹤子得以“入口”。以及在书中扮演关键地位、说明了殖民现代性的台中咸蛋糕与基隆竹轮——这些意象对应，作者信手捻来。作者在食物考察方面下了许多工夫，因此食物不只是还原近百年前的味觉时空，也是引领读者，透过食物了解台湾的独特风土与历史。许多台湾读者对于《台湾漫游录》的感受都是：“我吃的东西，我读到这本书才知道它的来历。”
从“假译本”到后设小说：《台湾漫游录》如何处理翻译与语言
《台湾漫游录》也因为文字平易近人，被评论为“太轻”“像轻小说”。确实，相对于许多文学作品依赖艰涩文字来体现文学性，《台湾漫游录》选择用平实的语言来呈现故事。但由于小说最大的优点在于食物意象，而这恰恰是“可翻译的”。鲜活的人物、机锋四射的对话等这些仿佛轻小说般的特质，同样也是可翻译的。
当小说被设定为一本“译作”，意味着它是在“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想象中写成的，因此小说中的张力本身就是“即使经过翻译也未曾流失”的东西。当这样一部虚构的译作再次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它的优点也更容易被保留下来。甚至，不同的译者还能为不同译本创造出新的内容：熟悉华语、台语、日语与英语的金翎，在英文版中同时呈现台语与日语，让这本书的语言质地更加多元。这也更贴近日治时期台湾人同时使用台语和日语的语言现实。
同时，《台湾漫游录》也有着富有巧思的“后设”框架。所谓后设，简单来说，就是小说不仅讲述一个故事，也让读者看见这个故事如何被写成书、如何被出版、如何被翻译。玩后设的小说不少，《台湾漫游录》却玩得格外细腻。
在小说设定中，这本书是由青山千鹤子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的，但后来又补写了最终章（可视为“青山千鹤子虚构”的桥段）。青山千鹤子写下最终章后，《台湾漫游录》在日本出版，这本书寄托了她想对王千鹤说的话。日本战败后，台日分属两地，青山千鹤子几度托人将书送到台湾却未能如愿。临终前，她留下遗愿，希望此书再版；直到她去世数年后，这本书才终于送到王千鹤手中。
但到这里，伏笔还未结束。当《台湾漫游录》的中文译本准备出版时，又经历了几番波折。2020年出版的《台湾漫游录》，被定位为青山千鹤子游记的“完整重译版”。这些曲折的出版过程，并不出现在小说正文里，而是散落在几篇虚构的后记之中。这些后记分别署名为青山千鹤子的女儿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王千鹤的女儿吴正美。也就是说，小说不仅虚构了一段旅行，也虚构了这本旅行记如何被保存、转交、删改与重译的过程。
《台湾漫游录》的后设手法相当复杂。后记为“这本游记”安排了写作完成之后的命运，也暗示了小说叙事本身并不完全可信，尤其是最终章的情节。小说往往让人信以为真，但《台湾漫游录》却有意识地拒绝这种幻觉，反而是在虚构之上再叠加虚构，让故事之中还有故事，不断强调叙事本身的复杂性与不可靠性。
这种后设层次并非单纯的炫技，而是与主题紧密相关。若只看第一层故事，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处融洽的故事，仿佛是在“美化殖民”。但若能够看出第二层故事，便会明白所谓的融洽与和解只是表象，美好的表象掩盖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真实——这正是殖民的特点。从殖民者的视角看出去，一切似乎都十分美好；而且，殖民者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盲点。
在“奴化”和“恋殖”的阴影之下：日治记忆的失语与回归
《台湾漫游录》确实批判了殖民，只是比起直接批判，小说给出的诠释更加细腻而幽微。这正是小说所擅长的事。立场并非非黑即白，小说能够以故事的形式容纳更细致的层次。
宛如历史重演一般，“恋殖”的批评，台湾人并不陌生。只是在以前，人们会称之为“奴化”。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被国民党政府统治。次年，即1946年，国民党全面禁止使用日文。台湾用五十年时间培养起来的日文作家世代，就此失去了他们的语言——即便有些作家艰难地掌握了华文写作（如龙瑛宗、叶石涛），他们所能书写的日治经验，在战后的威权时代里，依然是被贬抑的主题。当时，败退来台的国民党政府所提供的历史叙事是“反共抗日”，但这与台湾人自身的殖民经验之间难以形成共识。那时，本省人1最容易遭受的批评，就是“奴化”。
怎样才能不奴化、不恋殖？在战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华中心叙事中——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奋力抵抗、大声疾呼、流血流泪——仿佛只有这样的文学才算“立场正确”。这套关于殖民与侵略记忆的标准，倾向于要求被殖民者只能以受害者或抵抗者的姿态出现。
但以文学的标准来说，这恰恰是最糟糕的。台湾人的日治经验并不只由抵抗与受害构成，也不只有国民政府所规定的那种反思文学写法。日治时期作家龙瑛宗2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描写台湾人因意识到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次等地位而逐渐沉沦，这当然也是一种殖民批判；但在国民政府的叙事里，人们只会觉得台湾人用日文写作、在日本统治下形成的记忆与文学经验，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否定的罪过。
某种意义上，《台湾漫游录》继承了自日治时期以来的台湾文学史，一部分通过书中提及的作家体现出来，另一部分则通过其后设框架展现出来。青山千鹤子在官方招待下来台湾游历，其原型是日本作家佐藤春夫1920年的台湾之旅。《台湾漫游录》中女校宿舍的一段情节，更是向佐藤春夫的小说《女诫扇绮谭》致敬。青山千鹤子在书中提到将要创作的《台湾纵贯铁道》《龙脉记》，实际作者则是在台湾成长的日本作家西川满。他是最常以“异国情调”视角看待台湾的作家之一。王千鹤曾阅读台湾作家许丙丁的《小封神》，而两位主角重叠的名字“千鹤”，则是在向台湾第一位女记者杨千鹤致敬……这些人物都是台湾日治文学的重要代表。
但在日治经验被贬抑为“奴化”的背景下，西川满与佐藤春夫的台湾题材作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现中文译本（分别为1997年和2002年），而此时距离他们创作这些作品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台湾漫游录》的译本则被设定为1990年自费出版，却因故遭到删减，直到2020年才得以完整面世。这段虚构的出版史，所呼应的正是日治记忆在战后台湾坎坷曲折的接受史。
《台湾漫游录》不仅承袭了日治时代的文学传统，也从侧面呈现了威权时期对台湾文化的压制和改造。但杨双子并非孤例，她可以说是一个世代的缩影——与她同代的作家中，有意识地“继承台湾”的小说家并不少，包括潇湘神、黄崇凯、朱宥勋、薛西斯等。这些作者希望在作品中重新面对并延续台湾自身的历史、语言与文化传统。
但如果再往前推十几年，情况却并非如此。二十年前，不会有整整一个世代的作家拥有“我要继承台湾文化”的坚定共识。这样的变化，要从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说起。
作家的位置：杨双子的小说、三一八与公共行动
2014年，马英九政府与执政党中国国民党试图“闯关”立法院，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由于在立法过程中的程序争议，学生与公民团体占领了立法院，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运动，后来被称为“三一八学运”或“太阳花运动”。那时发生的不只是运动本身，它也在台湾社会中引发了更深刻的思考——台湾想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也想在文化上有别于中国，因此必须问：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化？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提问。台湾原住民有口传文学，自清代开始有汉诗，日治开始有小说与戏剧，但直到三一八 ，许多人依然在自问“台湾有没有文化”。这份自我怀疑的态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台湾战后文化记忆多次被威权政府主导的改写、切断与重组后留下的结果。
今年6月，杨双子在韩国首尔的媒体座谈会上明确提到，太阳花学运对她和同侪创作者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学运之后，她更想通过作品“去强调台湾跟中国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三一八让很多台湾人开始思考”我们跟中国有什么不同”，而杨双子选择用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书写”只有台湾人才知道”的故事。
与本土主题同时回归的，还有更愿意面向大众的叙事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文坛为现代主义所主导，作家们寻求创新与超越，风格艰涩诡奇，只期待少数读者的理解。但如今复苏的现实主义，不只上承传统，也乘载着作者想跟大众沟通的愿望，因此杨双子等当代本土派作家并不排斥类型小说的娱乐性——这可说开创了一波“本土＋类型”的小说新流派。这种风格反映在《台湾漫游录》上，或许正是它用看似轻盈的写法和内容，却承接了台湾文学中更沉重的历史记忆。
《台湾漫游录》得奖后，仍有人认为是英文翻译润色增光——这样的想法令人哀伤，仿若台湾文学不值得这般荣耀。实际上，《台湾漫游录》原文本就有成熟的小说技艺，并且同等优秀的台湾文学还有不少，只是过往缺乏曝光机会。正如同金翎得奖感言所说，期许将台湾的各种声音带入英语世界，台湾文学应当众声喧哗。
《台湾漫游录》英译本2024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2026年得到英国国际布克奖。而在这两个国际奖项之间，杨双子也进入了台湾的公共现场。2025年，台湾多项文化预算和补助成为了立法院政治攻防的一部分，公民团体发起了针对了主张冻结预算的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罢免行动。杨双子也思考：“作为作家，我们能做什么？”，随后她发起了台湾文学作家挺罢免联署，参与作家达上千名。
文学可以不必入世，但杨双子选择了积极入世，她将甫得奖的荣誉，主动贡献于发起连署的政治行动。彼时一些人质疑作家们发起连署一事，被指责为“为自己的饭碗（补助）辩护”，但实际上并非仅是如此。《台湾漫游录》的创作与外译，都曾受惠于台湾的文化支持体系。一部作品能够完成、出版、翻译，并被国际读者阅读，背后往往需要长期而稳定的文化环境。也因此，当文化预算和补助制度被质疑时，作家们的连署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也是在亲身参与，回应一个更大的问题：台湾社会是否愿意持续支持文学、翻译与文化生产？
大罢免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文学社群并没有因此停止书写。杨双子、朱宥勋等人发起“笔杆接力，罢免到底”的创作接力，后来集结出版为《为什么相信文学有力量？》。这本书的意义不只在于它支持了某一场政治行动，也在于它记录了一批写作者如何理解自己的公共位置：当现实需要回应时，文学不只是旁观，也可以成为介入、保存与抵抗遗忘的方式。当杨双子在颁奖台上问：“在力量悬殊的强权面前，文学有用吗？”并说出“我相信文学有力量”时，这就是她如今的答案了。
结语
最后，回到《台湾漫游录》的得奖，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民族国家史诗，也不同于“大江大海”式的家国创伤叙事。而它之所以让许多台湾人感到鼓舞，并不也只是因为它拿下了国际奖项，而是因为它讲述的并非一个典型的、中国中心的“抗日故事”；它以更复杂、细腻的方式，讲述台湾独特的殖民经验，也呈现出台湾社会复杂多面的一面。
或许，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国际上被看见时，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本省人”是战后台湾语境中的族群称谓，通常指1945年以前即已居住在台湾的汉人及其后代；而相对地，1945年后随国民党政府迁台者及其后代，常被称为“外省人”。
龙瑛宗，本名刘荣宗，1911年生于台湾新竹北埔，是台湾日治时期重要的日文小说家。 1937年，他以日文发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描写殖民地知识青年在现代化与殖民秩序中的困顿，该作也是台湾日治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