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Satoru
编辑 / 梁文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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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华人企业主阿木委托行政书士前往日本入境管理局咨询“经营·管理”签证续签事宜时，没有料到得到的回复会是：签证更新将十分困难。
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行政书士，以阿木目前的状况，签证即使最终获得许可，也很有可能只有一年。他建议阿木考虑转换为“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等其他工作签证。
阿木续签受阻，源于半年前的一次日本政府签证政策变动。2025年10月16日起，日本实施新的“经营·管理”签证审查标准：资本金门槛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企业须雇用至少一名全职员工；申请人须有经营经验或相关学历，具备一定日语能力；事业计划还要经专业人士评估。
这道骤然收窄的闸门，把许多资本有限的小型经营者，以及原本只想借开公司的名义留在日本的人挡在了外面。不少达不到标准的经营者被迫结束生意。
阿木原本以为，这次政策变动不会影响到他。他2023年通过“经营·管理”签证来到日本，运营公司已近三年。公司涉及民宿、建材、家具制造和销售等多项业务，资本规模和常勤雇员都满足标准。
2026年8月签证到期前，他专门委托行政书士1按新方向重新整理材料。要交的证明非常详细，光员工最近一周的工作就要精确到每天的不同时段，还需绩效制度、银行流水、汇款记录等证明公司在真实运转。因阿木携子女在日本生活，连孩子就学、监护人工作等家庭材料也要提交。
材料准备得如此周全，他原以为，续签应该顺利，甚至仍有机会拿到三年在留期限。
入管局窗口的答复让他措手不及。“我当时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阿木说。他自认已满足所有明文规定的条件，却依然被拒之门外。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他，这道门槛究竟设在哪里。
遭到“劝退”后，他放弃了递交“经营·管理”签证，转而考虑其他签证，并于2026年5月底将公司办理休业。经营团队也被迫解散，多名员工需要重新寻找工作，其中部分外籍员工还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的签证。
然而，能够另寻他路、继续留在日本的阿木，或许还算是政策冲击下的“幸运儿”。更多的人，只能被迫从这个国家离开。据日本经济新闻2026年9月2日报道，持有“经营·管理”签证、却离开日本的外国人达953人，约为前一年同期的3.9倍。同一时期，这一签证的新申请数量比新规实施前减少了九成以上。而“36氪·日本”报道，东京一家河南牛肉面店在开业后不到一年便告倒闭，店方在小红书帖子中暗示与续签受阻有关。
莽莽采访了多位在日华人，尝试了解在这次签证政策收紧的浪潮之下，曾经想把未来放在日本的TA们，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动摇，又将如何决定自己的去留。
“终于赶上最后一班车”：一个年轻创业者的签证倒计时
“终于算是赶上最后一班车了。”回想起2025年秋天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经历，受访者知远对莽莽记者这样说道。
20多岁的知远在从日本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创业，开办了一家滑雪培训公司。公司才刚刚起步，他原本最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招揽客户、拓展业务，以及怎样熬过创业初期最艰难的几年。然而从2025年夏天开始，一件原本只是创业行政手续的事情，却逐渐压过经营本身，成为他每天最担心的问题：签证。
当时，日本政府准备收紧经营管理签证的消息已经在华人创业者之间流传。新标准何时实施、正在准备的人能否按原标准受审，各种说法混杂在一起，没人给得出确定答案。知远不知哪种消息可靠，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行动，所以立刻联系行政书士开始准备材料。
从那以后，知远的生活像被按下了快进键。行政书士负责制作和申报材料，他则要不断补充公司设立、资金来源、业务内容和经营规划等信息。白天忙刚起步的公司业务，空下来就整理申请资料。每补齐一份，他都会安心一些，但很快又开始担心：哪里还没说清楚？会不会突然要求补件？新政策究竟哪天落地？比起准备材料本身，这种看不到截止日期的感觉更让他焦虑。
“大家都不知道新政策什么时候会正式实施。”知远回忆，“所以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赶快把申请递上去。每拖一天，心里都会更没底一点。”
他担心的不只是一次签证能否获批。公司已经成立，资金已经投入，未来几年的生活和事业都建立在能留在日本这一前提上。对一个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来说，这笔钱不是随时能重新筹到的数字，而是他一点点攒下的积蓄。规则一旦突变，他围绕创业做出的种种选择都可能失去基础。
所幸，2025年10月初，知远赶在政策变化前向入管局递交了申请。两个月后，行政书士通知他签证获批。
然而，这份安心没维持多久。他发现，新的在留卡期限只有一年。这意味着，公司刚刚开始运营没多久，他就要开始准备下一轮申请。
一年之后，他要面对的将是另一套规则。按照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过渡安排，已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经营者，在2028年10月16日为止申请续签，虽不会仅因未达到新标准而被拒，但入管会一并审视其经营状况，以及今后能否达到新标准。也就是说，他不仅要证明生意还在运转，还要让入管相信，自己有望跨过新的门槛。
申请期间，行政书士就提醒过他。“他说法律不会追溯适用，但签证审查本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知远回忆，“他说得很委婉，但我听懂了。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你永远不知道审查官最后会怎么看你的公司。”
“现在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公司没有客户。”他说，“客户、收入这些东西，我觉得只要认真经营，总会慢慢变好。但签证不一样，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解决的。”
过渡期结束后，3000万日元的门槛原则上也会落到他身上。“问题是我刚毕业没几年，创业资金基本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知远说，“如果真的要求一下子增加到几千万日元资本金，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我认识的一些老板，资本金比我高，公司规模也比我大，甚至还雇了日本员工，但最后续签还是没下来。”他说，“看到这些案例以后，你就会开始怀疑，到底什么样的条件才算安全。”
“不透明的门槛”：达到要求之后，仍然没有安全线
什么样的条件才算安全，在神户执业的行政书士叶兆智也给不出确定的答案。
叶兆智出身香港，2024年开始从事行政书士业务，客户以港台人士为主。2025年10月新规实施前，他协助办理过十余宗经营管理签证相关案件；新规实施后，截至2026年6月，他接触到的相关案件只有两宗，都是已有签证的更新，没有一宗新申请。据他了解，身边从事签证业务的同行，也还没有遇到过新申请获批的案例。
续签同样在变难。过去更新签证，申请人通常只需提交住民税纳税证明等基础材料；如今还要另附一份经营管理报告书，说明企业的经营模式、人员构成、盈利方式和未来规划。“哪怕只是普通的小型餐厅、咖啡店或者甜品店，这份说明书往往也要写十余页以上。”叶兆智说。
日本政府给出的改革理由，与近年来持有人的快速增加密切相关。截至2024年底，日本约有4.16万人持有经营管理签证，其中中国籍超过2.1万人，占一半以上。“500万日元就能拿日本老板签证”“买房、注册公司即可全家移居”一类宣传，曾在中文互联网和移民中介市场大量出现，空壳公司、实际经营不足、把创业签证当作长期居留通道等问题，也随之进入日本的舆论和政治讨论。
叶兆智说，过去确实有一部分申请人，开公司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经营，而是为了留在日本。民宿、电商、代购、小型餐饮等投入较少的生意，曾是不少人取得在留资格的途径。
但新规挡住的，不只是这些人。叶兆智认为，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小规模的经营者。以餐饮业为例，经营管理签证持有人原则上不能从事前台服务、厨房烹饪等工作，必须以经营管理为主；新规又要求至少雇用一名日本人或永住者等担任全职员工，而餐饮业员工本就以兼职为主。对小餐厅来说，这两条要同时做到并不容易。
即便拿到许可，期限也往往很短。叶兆智经手过一家香港电商企业的申请，2025年9月递交，赶在新规之前，审查却持续了约半年，2026年4月才获批，期限只有一年。同行经手的一家中国大型服装品牌企业，注册资本3000万日元，又有日本合作伙伴，拿到了三年。他认识的一位企业家，在日本的房地产和商业投资超过80亿日元，拿到的是五年。对中国大陆的申请人，他的判断更直接：“没有日本合作伙伴的话，几乎不可能。”
资本和雇员达标，也不等于过关。阿木的公司在这两项上都已满足新标准，但入管局仍然告知其续签困难。阿木猜测，问题可能出在公司的经营状况上。他所在公司的家具制造业务所需的建材大部分从中国进口。2025年，他买下一处厂房改造成家具工厂，年底刚刚完工。2026年1月，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阿木说，此后他进口的许多建材一直滞留在中国海关，数月无法出口。“很多材料到底算不算军民两用，其实没有明确标准，但货就是出不来。”他说。改用日本本地建材，成本会明显上升。工厂刚建好就断了料，公司很快陷入亏损。
叶兆智说，入管现在最看重的是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企业必须盈利，而且不能出现长期赤字。即便已经盈利，入管也会进一步审查盈利结构是否合理。”
然而，究竟亏损到什么程度会影响续签，资本和雇员达标之后还要做到什么，日本政府并没有公开的衡量标准。新规要求事业计划经中小企业诊断士等专业人士评估，叶兆智说，这一步本身不难，付费就能拿到评估报告，难的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计划书才算合格。“入管甚至没有告诉你具体应该写成什么样。”他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透明。即使请了专业人士评估，也不代表一定能够获得批准。”
在此情况下，许多像阿木这样的企业主都被迫停止了营业，阿木只能转为“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简称技人国），挂靠在朋友经营的公司，继续留在日本。
对于阿木来说，这无疑是十分失望的。他本就为了在中国做生意充满不确定性，才带着一家人来到日本，却又因为日本的签证政策变动而不得不面临新的身份危机。他原以为，日本是一个守规矩、讲契约精神的国家。以前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对日本的印象很好，所以才决定来此做生意，没想到会遇到这种变故。
“如果越来越多的外国经营者觉得，在日本做生意也是一件非常不稳定、风险很高的事情，那大家自然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来日本投资、创业。”阿木不禁反问道，“既然如此，经营管理签证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经营管理签证之外，其他门槛也在提高。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先后收紧了归化和永住的审查。2026年4月起，申请归化需要在日本居住的年限由5年提高到原则上10年，纳税记录的审查期也由最近1年延长到最近5年。外国人原则上要在日本住满十年，才能申请加入日本国籍。同年10月，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了新的永住许可指针：申请人的年收入原则上要高于日本人家庭的平均水平，日语能力和将来能领到的养老金数额也会纳入审查。
对于许多已经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人来说，变化带来的感受是相似的：无论是创业、永住还是最终取得日本国籍，“留下来”正在变成一件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资格的事情。
在不动产公司做中介的蛋挞，就受到归化新规的影响。她在日本已住满十年，原本打算今年申请归化。按她的了解，新规要求申请人有五年的完整纳税记录，期间不能有晚交。她自己经营公司时晚交过几次税费，2024年的记录要过五年才能“冲刷掉”。“我得要到2024年再加5年，2029年才能再提交。”她说。即便到了2029年，能否获批，她也不知道。
她身边有两位朋友，2025年就按当时的条件递交了归化申请，至今仍在等结果。业内流传，新的居住年限要求也会用在已经递交、尚未审结的申请上。“这相当于在游戏中途改变了游戏规则。”蛋挞说，就算打电话去法务局问，也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因此陷入一种比较麻木的阶段。
行政书士叶兆智则表示，根据他所了解的信息，即使申请是在2026年4月1日之前提交，审查时仍可能按照新的十年居住要求进行判断。如果申请人虽然已经提交申请，但在日本工作年限不足五年或整体居住时间不足十年，仍有可能被认定不符合归化条件。
不过，他也补充道，自己本人及周围同行尚未亲自经手此类案例，这些信息目前仍属于业界传闻。
“你眼睛长得像间谍的眼睛”：签证之外的另一道门
签证收紧带来的影响，不只体现在审批窗口上。不少受访的在日华人说，近一两年来，TA们在租房、走在街上和上网时，都更常遇到针对外国人的敌意。
蛋挞在一家不动产公司做中介，客人几乎都是外国人。她发现，签证门槛提高后，外国客人租店铺变难了。今年6月，一位持经营管理签证的客人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间合适的店铺，与房东和管理公司谈妥保证金为6个月房租。递交申请后，房东得知客人是外国人，把保证金提高到12个月。
蛋挞说，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之后，房东担心客人开店中途公司倒闭，或签证突然下不来。日本的店铺退租时要恢复毛坯，拆除装修和清运垃圾就可能花费四五百万日元。从房东的角度看，她认为这笔钱收得合理。“其他更多的是直接听到外国人就说不出租。”她说。
溪河2019年来日本读本科和硕士，今年3月毕业后转为求职用的特定活动签证。按高度人才签证的积分制度，确定工作后他估计能达到70分。签证方面，他最担心的不只是续签费用上涨。让他更不安的，是签证政策变化后，日本社会对外国人激增的敌意。
2025年的一天，溪河要去东京游戏展。为了赶第一批进场，他早上七点多就出了门，拖着一个行李箱步行去车站，打算在展会上多领些周边。路上，一名日本男子迎面走来，隔着十几米就对着空气振振有词。溪河起初以为对方戴着蓝牙耳机在打电话，走到只剩一两米时，才反应过来对方是在对他说话。
该男子用两根手指按住眼角向外拉，做出针对亚洲人的歧视性动作，用日语对他说：“你长得就看起来像个间谍，你眼睛长得像间谍的眼睛。”
溪河后来想，对方大概是看到行李箱，就认定他是外国人，可他完全可能只是一个出差或旅行的日本人。
他想过当面回击，但又担心对方恼羞成怒动手，自己一还手就会被卷入纠纷，万一被认定为互殴，作为外国人就会留下案底。他没有理会，径直走开了。“一方面是后怕，另一方面是后悔，觉得居然当时什么都没做，就走掉了。”他说。
另有一两次，他和朋友在池袋街头说中文，被上了年纪的人冲着大喊。他说不清对方是不是流浪者、精神状态是否稳定，但他确定自己并没有大声喧哗。数下来不过三次，可来日本这么多年，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从去年开始，溪河在外面多了一些下意识的习惯。在餐厅吃饭，他会压低说中文的声音，旁边有日本人就尽量不说，服务员一过来马上换成日语。餐厅候位要登记名字，他一律写一个日式的假名。电车上，如果身后站着日本人，他会把手机上的中文短视频切到别的应用。便利店取钱时，他一定选英语界面：疫情期间有一次，他在ATM上选了中文，语音播报响起，一位路过的日本大叔用很不友好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他现在想来，也许是自己想多了，但从那以后再没用过中文界面。“这些行为本身，很多时候也确实给我带来很多压力。”他说。
溪河说的“从去年开始”，正是“外国人问题”成为日本政治焦点的一年。2025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打出“日本人优先”口号的参政党拿下14席，大幅跃进；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则在参议院失去过半数席位。北海道新闻分析选举期间社交平台X上的投稿后发现，“外国人”一词的热度超过了“消费税”。
选举失利后，石破在9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一职。随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外国人议题继续发酵。高市早苗在竞选演讲中提到奈良公园的鹿遭人踢打，称有外国游客不尊重日本的文化与传统。奈良公园的鹿被视为当地的重要文化象征，高市的发言随即引发争议，外界质疑她将伤害鹿的行为与外国游客联系起来是否有事实依据。面对追问，高市表示有关情况是自己亲自确认的。然而，奈良县负责奈良公园的部门指出，网络流传的相关视频无法确认涉事者的身份，也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外国人。
10月，高市当选首相，首次设立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由小野田纪美出任。她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表示，政府“与排外主义划清界线”，但对部分外国人的违法和不守规则行为将“坚决应对”。
民意也在转向。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追踪调查显示，反对进一步接收外国人的人，从2024年的35.6%增至2026年的56.3%，年轻人的变化最大。早稻田大学2025年的调查中，73%的受访者认为外国人增加会让“治安和秩序变乱”；赞成中国人增加的比例，从2009年的31%降到不足10%。研究团队写道，谈论外国人的方式“（尤其在网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国人开始被当作‘问题’来对待”。
外国人议题也从选战话题变成了具体政策。2026年1月，政府发布外国人政策“综合对策”，经营管理签证、永住和归化的收紧都写在其中。2月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单独拿下316席，超过总议席的三分之二。
比起政界的表态，网络上的敌意更直白。溪河就注意到，今年4月毕业季，一些外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语言学校的毕业照，评论区就有日本用户留言：“请你毕业了滚回自己的国家。”蛋挞在Threads上用日语评论体育赛事里的性别刻板印象时，引来一两百个账号围攻，有人在她的帖子下刷习近平、小熊维尼和共产党，让她滚回自己的国家。“我在日本11年，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的情形。”她说。
排斥还可能来自先到一步的人。蛋挞说，她发现不少已经拿到日本护照的人，为了融入当地，会歧视比自己晚来的移民，也就是所谓的“上车关门”。在她看来，这可能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你看我是你们自己人，你不要再把我踢出去了，我帮着你一起去踢那些新的、不好的移民。”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BS，虽然持有的留学签证是“比较不容易被动摇的签证”，但也感到了变化。他说，“日常生活上的变化其实没有特别大。但在比较抽象的社会压力上，会觉得它变强了很多。”
走在路上，只要听到日本人说起“中国人”这个词，BS就会竖起耳朵。以前一两个月才听到一次，现在一两周就能听到。“我会警戒。”他说。他担心接下来听到的，是抱怨或者歧视的话。
BS认为，日本对外来居民一直不友好，根源之一在于“它在法律上或者行政上，不承认有‘移民’这个种类存在”。可他说，现实中的日本早已到处是移民：大城市便利店和餐馆里打工的多是东南亚人和中国人，东京郊外的工厂和农田里，也有很多外国人在种田、杀鸡、做工。
受访者也都谨慎地区分个人感受和整个社会的变化。“我不确定是我敏感了，还是真的这种情况变多了。”BS说。蛋挞也怀疑，平台偏好推送争议内容的算法，放大了她看到的敌意。这些零散的经历，不能代表所有日本人的态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留在日本，TA们所面临的“身份”与“归属”之门，势必会越来越狭窄。
“能过一天是一天”：在日华人的去与留
如此情形之下，继续留在日本的华人，越来越急迫地面临一个问题：离开，还是留下？
溪河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做出了选择。几位为了离开中国来日本读硕士的朋友，这两年陆续回国。他接受采访的前一周，又有一位朋友回国，原因是毕业后遇上日本环境变得排外，找工作又不顺利。如今和朋友见面，至少四五成的时间都在聊日本对外国人的政策和舆论。他说，比起前两年，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要给自己多一些选项，而不是只有留在日本一个选项”。
溪河原本有很强的意愿申请永住，在日本长期生活。现在，他开始算另一笔账。“我可能耗费比这里本国人多几倍、数十倍的精力，在语言、签证各方面跨过难关之后，只能获得和TA们出生以来就被法定给予的居住权利差不多的东西。”他说，“这会让我觉得真的值得吗？”
不少留下的人，对于自己日后的计划也越做越短。BS说，经历过疫情期间签证上的几轮混乱，他最多只考虑一年以内的事。蛋挞说自己已经麻木：“感觉能过一天是一天。”
离开，也不是一条宽路。溪河说，如果真要走，他大概只能回中国：再去一个新的国家从零开始，语言和经济上他都难以负担。
蛋挞也动摇过。“我最近有点不想在日本待了。因为我感觉这艘船快要沉了。”她说，“对外国人的报道，还有这些政策，实在太疯癫了。”
可真要离开，她又不知道能去哪里。她只会日语，当初选择日本，也是因为离家近；换一个国家，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她仍打算等到可以申请时提交归化。在她看来，既然归化规则可以中途改变，“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对永住又提出其他改变”，“最保险的可能还是换护照。因为永住的话，如果未来被取消，就挺那个什么的。”
走不了，留下也难被接纳。她说，用中文在社交媒体上谈这些，会被说成“粉红”，被要求“不喜欢日本就滚回去”；日本人看了，也要她滚回去；可真回到中国，又成了“牧羊犬”和“境外势力”。她忍不住反问自己，“我到底是要‘滚’到哪里去？没有地方可以‘滚’了。”
除此之外，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就台湾问题答辩后，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持续恶化，导致在日华人的处境越发堪忧。此后，中国外交部多次以“日本社会治安不靖”为由，提醒公民避免赴日；今年1月又称“中国公民在日本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今年8月的数据显示，访日中国游客比前一年同期减少59%。
可以想象的是，无论留在日本，还是从日本出走、再次流散，这些华人都只能在夹缝之间，继续寻找自己的位置。■
行政书士是日本的一种国家专业资格，主要从事行政申请文件制作、行政许可手续代理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