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Elle Robin
编辑 / 陈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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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篇文章的最初，我带着一个私人的困惑：作为一个在当代语境下自我认同为酷儿与非二元的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在今天去追溯写一篇关于“同志”的文章？
在以性别流动、打破二元框架为核心诉求的当代性别运动光谱中，“同志”这个词似乎显得有些老派，甚至与当下的行动世代产生了一丝微妙的格格不入。关心性别运动的台湾青年学生宇泽捕捉到了这种世代差异：“我觉得同志这个词，更像是一个传统和比较老一辈的思维。早期的同志运动会用‘同志’这个词汇，但是我们这一辈就觉得不够新，直观的（连接）不够多。”
宇泽的感受并非孤例。在不断推陈出新的性别理论与身份政治浪潮中，“拉拉”、“酷儿”、“性/别小众”、“多元性/别”，乃至隐晦且带有审查伤痕的“通讯录”“室友”。某些旧有的壳似乎正在快速地跨越、抛弃；另一些名字又在新的处境中出现。也正因此，我开始追问一个问题：这些词语背后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以词语背后的人又有怎样的样貌？
本文无意在错综的标签中裁决出一个“最正确”的称呼，而是想追问：这些身份名词如何在中文语境中诞生、流转，又如何被不同处境中的人用来理解自己、寻找同伴。回顾“同志”“拉拉”“酷儿”“多元性/别”等称呼在华语社群中的流变，并不是为了讲述谁取代了谁，而是为了看见，性少数群体如何借由命名确认自身，也一次次在命名中发现新的边界。
一个名字如何被重新发明：从“同志”说起
“同志”一词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早期指志向相同之人。近代革命团体继承并政治化了这一称呼；1911年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孙中山的《国事遗嘱》后来又催生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一广为流传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既是党内正式称谓，也一度是公共生活中的通用称呼；改革开放后，其日常使用逐渐减少。
紧接着，第二次“挪用”发生了。许多口述史记载，这始于1970年代末的美国旧金山。当时，早已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新加坡裔香港影评人林迈克（Michael Lam）与一群女同性恋朋友交往甚密。某日心血来潮，他借用左翼共产党员间的称谓，戏称一位朱姓女伴为“同志”，巧妙地取了“相同志向”与“同性恋”中“同”字的双关。他后来在《“同志”简史》一文中写道：“襟前钉上粉红三角的‘同志’，这是‘同志’的字眼第一次在文字中出现。”
但真正将这个词推向公共视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是香港艺术家林奕华。
1989年，首届“香港同志电影节”（Hong Kong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在香港艺术中心主管黄爱玲的支持下诞生。林奕华在欧洲游历时，羡慕当地艺术电影院里充满生气的同性恋电影节，反观华人社会的“同性恋”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接受资讯与确认身份的空间。于是，他公开借用国父遗言“同志仍须努力”，策划了这场影展。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1993年的影展手册中，林奕华明确写道，他并不意在举办一场文化项目，而是承担了政治功能：“当我谈到政治的时候，是说在一个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里面，同性恋的、双性恋的或许是变性人，他们对于性的权利都是要服从于主流价值以下的。”
这场源于香港的命名运动，很快跨越了地域的界限。1992年，第29届台湾金马影展破天荒地设立了同志专题，在策展人黄翠华的邀请下，林奕华将“同志”一词正式引介到台湾。那一年的金马影展节目单上，“同志”二字铺天盖地：“同志反攻”、“新同志电影”、“同志！实验！！”、“同志上路”。
当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1990年野百合学运后的民主转型期，新的公共空间正在打开，同性恋社群也开始从隐秘的私人网络走向校园、出版与文化现场。祁家威早于1986年便已公开出柜争取平权；1993至1994年间，《爱福好自在报》、《女朋友》等女同志刊物相继出现。在两岸三地频繁的文化互动与港台学者的理论引介下，“同志”一词迅速在台湾社群中落地生根，取代了带有医学病理色彩的“同性恋者”。
进入世纪之交，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早期的BBS、论坛与QQ群组成为信息流通的地下暗河。“同志”一词终于完成了从港澳台向中国大陆的跨地域迁徙，深度嵌入了华语世界的性少数青年的认同肌理之中。
一个名字如何接住一代人：“同志”的亲切与政治能量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关于性倾向的词汇极度匮乏，且充满地域性的割裂。在法律与医疗系统中，同性恋有时被定性为属于“流氓罪”或“医学变态”；如果混迹于公园、酒吧等地下场所，各地有着隐秘的黑话——成都重庆叫“飘飘”，江浙地区用“白相人”，闽粤地区叫“玻璃”，北方一些地区叫“兔子”或“二椅子”。
小刚回忆起1998年在北京电影圈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词的场景。当时，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公开出柜的同志运动家崔子恩使用了这个词。
“那个感受就是太自然了。你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还是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在中文语境里让人极度不适的病理化感。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理论，‘同性恋’听起来就像一个病，像一个要被别人抛弃、或者处在特别怪异角落的。当你还在自我怀疑、自我挑战的时候听到它，会有种自我贬低的感觉。”
“但是‘同志’不一样。我相信它里面有一种比较温柔的感觉。听到它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对自我审视的恐惧。它不仅有一种同病相怜，更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它让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抽起你，让你觉得得去做点什么事。”小刚甚至打趣地回忆道，在九十年代去商店买东西，大众真的会对着售货员喊：“哎，同志，给我拿一瓶水。”这种日常性与政治性的重叠，让彼时性少数群体在借用这个词时，获得了一种安全的身份缓冲。
这种对旧词汇的恐惧与对新名词的接纳，不仅存在于大陆，也同样发生在海峡对岸。台湾同志婚姻大平权平台总召吕欣洁回忆，三十年前她在校园里第一次听到“同志”时，就觉得这个词很自然、中性。而与此同时，“同性恋”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往往和侮辱性的语境绑定。
有趣的是，“同志”这个词在跨越海峡初期，曾遭遇过一段水土不服的政治错位。在台湾老一辈的认知中，这个词往往与共产中国紧密绑定；九十年代在台湾使用“同志”时，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常常会愣住，甚至半开玩笑地问这是否是在指代“大陆同胞”。
然而，“同志”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温和的外壳，也在于它呼应了行动者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意识。对于大陆行动者任昊而言，接触“同志”一词的过程，就是一次自我赋权与夺回主权的过程：“跟后来的词比起来，我们更先听到的是国民党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当我零几年知道中国有人在做同性恋运动，并且使用‘同志’这个词时，我特别觉得有一种抗争感，一种革命的意味。有点像后来大家用‘酷儿（Queer）’来反污名一样，‘同志’对我来说，就是把以前那种革命的东西、属于别人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用。它太容易让人理解了：志同道合，有相同的想法，想要找到同伴，想要一起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在“同志”被广泛使用之前，台湾早期的男同志群体为了安全，甚至会隐晦地互称彼此为“同学”。但随着1990年代后期性别研究理论的普及与社会风气的松动，行动者们不再想要遮遮掩掩。“同志”开始作为一种要求“正名”的武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的深入，“同志”从一个私人或小圈子的自称，逐渐演变为了一个覆盖面极广的“伞状术语（Umbrella Term）”。日本研究者铃木贤曾提出，“同志”就像一个收纳工具。起初它主要指代同性恋，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可以不断收纳LGBTQ+的各种身份。由于华语强大的造词能力，它可以无限扩展为“同志运动”、“同志教育”、“同志家庭”、“直同志”（类似Ally）。
任昊回忆起早前加入2013年创立的中国NGO组织，机构负责人毫不犹豫地将机构命名为“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并解释说：“因为那时候觉得讲‘同性恋’不能代表双性恋，也不能代表跨性别。在媒体上讲‘性少数’或者‘性/别少数’，又觉得太学术，没有社群认同感。‘同志’在中文语境里既有革命性，又能包容LGBT整个光谱。所以对我来说，认同‘同志’，比起认同自己是个‘男同性恋’要多得多。”
在香港，年轻一代的行动者也在使用“这把大伞”。香港性别空间一坪半的创办人Erica回忆，自己从2010年代参与同运至今，“同志”是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无论是街头的倡议横幅上写着的“直人撑同志”，还是专为大专学生设立的NGO组织“大专同志行动”，亦或是游行时借用的那句标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都印证了它在当时无可替代的认可度。
过去三十年里，“同志”逐渐从社群内部的自称，进入公共活动、民间组织与官方文件之中。1996年，“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召开；2000年，台北市政府以官方名义举办“同志公民运动”，这是台湾首次有地方政府正式将“同志”作为官方用语；2003年，第一届台湾同志游行上路；2008年，“北京同志中心”成立。至此，“同志”已经不再是午夜电影院里心照不宣的秘密，也不再是网络BBS上匿名的狂欢。它完成了从松散联结向实体组织、从地下私语向公共倡导的全面跨越。
更多名字如何生长：拉拉、酷儿与多元性/别
然而，当“同志”逐渐成为一个覆盖面极广的伞状术语，它的边界也随之显现。一个共同称呼可以连接许多人，却未必能完整容纳所有人的经验。台湾青年学生宇泽提出了对“同志”一词在日常使用中潜藏的性别偏向：“像‘Gay’这个字本来偏向男同志，但它有着一种如同英语中‘Man’可以指代全人类的特权。‘同志’在很多人的脑海中，百分之八十浮现出的图景的是男同志，它会被拿来指代全体。但‘女同志’绝对不会被用来指代所有人。”
而在“同志”逐渐成为共同称呼的同时，女同性恋社群也在文学与社群文化中发展出更贴近自身经验的名字。 1994年，台湾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出版，“拉子”文化圈在台湾风靡，出现拉子聚会、刊物与酒吧，随后在2000年代跨海流行至大陆，演变为更具亲昵感的“拉拉”。
进入中国大陆语境后，“拉拉”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称呼，也被一些行动者赋予了更明确的运动含义，更在特定阶段代表了女同性恋运动的独立定位。曾担任《酷拉时报》执行主编的典典就回忆道：“我们当时去提拉拉运动，就是想跟主流印象中总是男性、总是在争取婚姻平权的同志运动区分开。大陆的行动者有一段时间是有意识地去使用拉拉这个词，或者将它与酷儿、女权结合，强调‘酷儿拉拉’或‘女权拉拉’。”
这种命名上的区分和强调，也和运动资源与行动路径的差异有关。在中国大陆同志运动早期，艾滋病防治项目为男同性恋社群和组织带来了较多的公共卫生资源。而相比之下，拉拉组织和女权运动很少获得类似的资金支持，更多依赖高校和女权网络等维系支持。而这种资源结构使拉拉组织形成了不同于防艾项目体系的议题重心和行动方式。
在小刚看来，或许正因为没有被庞大的公共卫生资金所裹挟，“中国拉拉组织的专注性更高，不需要简单地只是从健康意识出发去套取资金。她们一直在权益倡导上做得非常优秀，甚至比男同组织更纯粹。”
与“拉拉”从社群文化和具体生命经验中生长的路径不同，“酷儿”进入华语世界时，首先带着更鲜明的理论色彩。它不只指向一种身份，也提供了一种反思“正常”如何被建立的方法。
1994年1月，台湾前卫杂志《岛屿边缘》第10期推出“酷儿QUEER”专号，当时的共同编者纪大伟1997年主编《酷儿启示录》，让这一说法更加扎根——这并非单纯的音译，而是赋予了它“酷炫、捣蛋、挑战秩序”的本土意涵。在中国大陆，“酷儿”的引入路径也主要基于学术翻译、文化活动和独立影像。2000年，李银河编译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出版，“酷儿”这一概念开始更系统地进入大陆学术讨论 。
但对于小刚而言，最早使用酷儿却有另外的意义，他回忆起2000年左右“北京酷儿影展”更名的往事。原本，第一届影展叫“同性恋电影节”，第二届叫“同志电影节”，到了第三届，主办方决定改叫“酷儿影展”。
“当时内部也讨论过，觉得这词太好听、太不酷了，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款饮料也叫‘酷儿’。但我们之所以用它，恰恰是为了打掩护——内部圈子的人懂，但外部主流世界根本不知道这跟同志、跟性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安全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然而，酷儿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名词或安全暗号，也蕴含着激进的能量。对小刚而言，酷儿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进行时，一种永远保持警惕的思维方式：“它强调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反思主流社会对少数派的影响。做个Queer超级难，你要不停地挑战生活中正在生成的‘主流性’，包括反思你自己的局限。”
这种把酷儿视为方法，而非固定答案的理解，在2011-13年大陆同志运动内部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美少女战士拉拉论战”。
2011年，同志组织爱白先后发表文章和立场文件，强调性倾向的先天性与科学论证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推动社群自我接纳和权利倡议的基础。同年12月，微博账号“美少女战士拉拉”以“我们是拉拉——我们很酷儿——我们要发声”为开篇，对这种单一的科学和身份论述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后来被称为“美少女战士拉拉论战”的争论。辩论双方被概括为“天生论”和“酷儿论”。
2014年第一版《酷拉时报》刊文《人人都是美少女： “美少女战士拉拉”论辩始末》回顾了这场论辩，争论最初围绕“同性恋是否天生”展开，但很快超出了性倾向成因本身。支持先天论者担心，如果承认性倾向可能流动，便可能为扭转治疗和强制矫正留下空间；酷儿论的支持者则指出，酷儿并不简单等于“后天论”，也不否定一些人将性倾向体验为稳定和先天的事实。它质疑的是：性少数的平等，是否必须建立在“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科学证明之上。
这背后也是对运动策略和目标的不同理解。一部分行动者认为，强调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稳定、健康，也同样向往婚姻和家庭，是当时争取社会接纳与法律权利的有效策略；另一些行动者则担心，当先天论和婚姻平权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运动语言，那些更流动的情欲经验、不进入婚姻的人，以及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异见者，可能难以在其中找到位置。
“这其实是特别典型的社会运动（辩论）。”小刚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充满肯定，“这种讨论的意义不在于谁输谁赢，而在于为了吵好这个架，大家必须引经据典地去做研究，把同性恋天生论、酷儿建构论全拿出来辨析，这是一次极好的内部文化科普。”这场论战深刻地改变了社群的生态。任昊也观察到：“至少会用‘酷儿’的人，更加会从一个解放性的、流动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台湾行动者宇泽而言，“酷儿”则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游击战术。她将“酷儿”比作工地上的建筑废料：“异性恋的认同就像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而酷儿则是一堆砖瓦、石头、水泥等材料。前人留下了这些材料，你可以自己决定把它组成什么样子。它一直告诉你，跟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你要拆掉人家的瓦，拆掉人家的砖，拿来盖成自己的东西。”
在香港，创立了一坪半性别空间的年轻行动者Erica则会有意识地使用“多元性/别”、“性/别小众”的说法，以和香港官方的用词“性小众”作区别。“如果讲‘性小众’，在申请基金或者接受媒体报道时，总是要讲这群人有多惨、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有多差。社会已经预设了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形象，把大家框死在‘悲惨同志’的剧本里。”
对Erica来说，这不仅是称呼的变化，也意味着换一种方式讲述这个群体。“多元性/别，或者性别肯定，带有一种Empowering（赋权）的感觉。”她说，相比不断强调弱势、心理健康和需要被帮助，她更希望呈现多元性/别者的创造力：人们能够建立安全空间、彼此提供情绪支持，也能够进行更多开放的尝试，而不必总被限制在社会既有的分类与想象之中。
在Erica看来，“性/别”这样的新用法在圈内传播得相当顺畅，但进入圈外后，往往需要媒体、学校和机构花更多时间解释。她观察到，新的词汇近年在行动者之间逐渐增多，或许也和年轻一代对既有分类的不满足有关：比起用一个固定的标签定义一群人，TA们更希望保留身份流动和继续解释的空间。
当名字退回暗处：审查时代的谐音与暗号
随着政治气候的收紧，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空间遭到急速挤压，好不容易进入公共领域的词语，又开始退回更隐晦的位置。
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强调了党员之间一律互称“同志”。与此同时，此后数年间，“同志”作为性少数社群自称的公共使用空间却在不断缩小。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机构与平台名称上。运营多年的“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后来改名为“同促在线”，“北京同志中心”改为“北同文化”，“同性恋亲友会”则更名为“出色伙伴”。2021年7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的LGBTQ+社团账号在微信平台被集中停用；2025年，拥有大量关注者的“同志之声”也被迫更名为“骄傲声浪”。一个个名称的变化，记录着公共表达能够触及的边界。
任昊回忆起那段日子：“有一年腾讯‘99公益日’筹款，平台直接警告：关键词全部触礁。‘同志’不能用，‘平等’不能用，‘权益’不能用。这些以前我们试图夺回主权的词都没了。我们当时就懵了，这三个词都不能用，那机构到底还能叫什么？”
为了避开平台审核和算法识别，人们开始使用字母缩写“txl”、输入法谐音“通讯录”，或者借用“室友”“闺蜜”等符合异性恋日常想象的关系称呼，在社交网络上寻找同伴。 日复一日，这些暗号逐渐具有了双重意味：它既带着黑色幽默和社群默契，也留下了审查如何进入日常语言的痕迹。
这种“谨慎”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大陆。在香港，随着《国安法》的落地，公民社会也经历着剧烈的收缩。2023年11月，香港举办亚洲首届“同乐运动会（Gay Games）”，遭到建制派议员与反同团体的猛烈抨击，指控其资金来源不明，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与大陆面对的制度和审查机制并不相同，但对许多行动者而言，公开活动如何命名、哪些表达可能招致风险，都需要比过去更谨慎地判断。
Erica提到在做活动时，大家不再纠结于定义身份，而更看重在这片逼仄的缝隙中，“参与本身就是一件很好、很值得去fight（抗争）的事情。” 小刚也说：“空间虽然在收缩，但我们要不停地去拓展。能做点儿是一点儿，保持着这个门儿不被完全关死，对我们来说就是好事。”
拿起名字，也放下名字
社群自己定义的词语，也不免随着政治气候的剧变而飘摇。词语的流散和消亡，或许是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的现实投射。但对长期生活在这些词语之中的人来说，另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名称或身份，可以在混乱中提供坐标，帮助人找到同类、连接彼此，但是，任何名字都不可能完整解释一个人。
在运动中深耕多年的小刚，如今对静态的身份称呼保持警惕。“在运动里待久了，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用身份的词，觉得它太狭窄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同志”还是“酷儿”，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抗争语境，就容易沦为作茧自缚的牢笼。真实的个体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任何词汇都不可能包罗一个个体的全部生命经验。
对于典典，早年间拉拉社群对性别气质描述中的“T”这个标签就是坐标一样的存在，帮助其确认了自己“不男不女”感受的合理性。但随着主体性的稳固，这种对外部标签的依赖开始脱落。“我现在的状态是，身份的 label（标签）对我来说越来越无所谓了。以前如果有人管我叫‘姐姐’，或者用很女性化的称谓，我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很别扭。但现在我其实比较OK了。”
香港的Erica则发现，身边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热衷于争论“谁才是真正的酷儿”这种定义问题。“大家在空间里，并不想去无休止地讨论那个身份究竟是什么，或者它的精确定义。大家更在乎的是，能够参与进来，能够一起创造安全的空间。”
在台湾，欣洁在婚姻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差异：在她的年代，她必须不断强调自己“女同志”的身份来争取生存空间；但小她八岁的太太，在性别平等教育的环境中长大，几乎从不用特定的身份标签来解释自己。
面对诊所里陌生人的日常寒暄，她太太不再需要经历“出柜”的心理挣扎，而是自然地陈述：“小孩不是我生的，是我太太生的。”这种“轻盈”不意味着身份标签已失去意义。相反，它正是前一代人不断说出身份、寻求肯认和权利后的成果。
当一些关系不再必须经过自我辩护才能进入日常生活，标签便可以暂时退到具体的人和关系之后。
欣洁也说，自己并没有放弃身份：“我现在比较拥抱‘我是一个妈妈’的身份……我觉得始终对我来说，身份政治好像都有点重要，我好像都是要先定锚一个我是谁，然后再去发展，这样的我会长什么样子。”
结语
作为一个自我认同为酷儿的写作者，从探索“同志”这个词开始，走完这趟跨越三十年的词语流变之旅，我意识到，身份词语的更迭，是我们在寻找出路。
从1989年挪用“同志”破冰，到互联网早期的社群集结；从“拉拉”讲出女同性恋的独立性，到“酷儿”挑战主流的异性恋框架；再到如今面对审查机器，大家退回社交网络，用“通讯录”和“室友”这样的暗语在夹缝中生存。这些词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生存策略。每一个新词的出现，都是为了说出此前未被充分容纳的经验。每一个旧词，也都曾是某一群人赖以辨认彼此、安放自身的坐标。
我曾觉得“同志”这个词不够新，带着父权与宏大叙事的残影。但理清这段脉络后，我愈发觉得，没有当年那把尽力撑开、试图包容一切的大伞，就不会有后来更多人在伞下积蓄力量、并继续寻找更贴近自身经验的名字 。而无论是“同志”、“拉拉”、“酷儿”或是“多元性/别”，它们都不该是把人困住的终点，而是人们在不同境遇下随时可以拿起、调整，乃至放下的工具。
语言永远带着盲点。真正支撑着我们继续向前的，从来不是一套完美无瑕的术语，而是这些不完美的名字，是否能帮助我们去看见那个无法被任何名字轻易定义的、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