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试读 | 在中国做同运，如缝补长卷画布——六位中国同志运动家的二十年
我们试图勾勒出中国同志的运动之旅。这也是一场现身之旅。
采写 / 莽莽编辑部
原创插画 / 窝窝头
注：本文为节选版，以供试读。完整版请见《莽莽·好彩！酷儿声音》纸刊。本文字数约10,000字，阅读约需40分钟。
为保护隐私，受访者均使用化名。致敬所有参与访谈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勇敢和真诚；亦感谢所有为保存中国/华语酷儿资料所努力的档案库、口述史、媒体、纪录片工作者。
1997-2005 初见雏形
1997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人群还面临着“流氓罪”的抓捕和检控，直到这一年的刑法修改，“流氓罪”这一巨大的口袋罪被修改、分解，同性性行为才不再被视作犯罪。但是，“流氓罪”分解后的“寻衅滋事”和“聚众淫乱”等诸多罪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仍然成为性少数人群和公民行动者的梦魇。
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和双性恋划去，被视为同志去病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它保留了“性指向障碍”，强调因性倾向而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亦包含了“性身份障碍”，也就是跨性别者。这一诊断标准在中国精神科学界占据了多年的位置，导致对同志和跨性别人群的“强制治疗”从来没有彻底取消。
然而，在这些罪名和病名之外，同志的活动一直存在着。规定和标准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志的结群是自发有机的生命活动。
如要从千禧年前讲起，全国各地的同志活动程度开始兴起，但活跃程度大不相同。在较为活跃的北京，1998年前后已形成了一些自发的拉拉线下聚会小组。还有一本面向拉拉社群的杂志《天空》在同年创刊，内容包括女同志的情感和相关资讯，在社群内流传。本着鼓励更多同志“走出来”的目的，北京地区还开设了一个以BP机为载体的“99575同志热线”，它曾登上《希望》杂志的一期同性恋专题，在得到曝光后，拨入热线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新世纪前后，有一些酒吧作为同志的线下空间逐渐发展起来。如北京的枫吧、成都的月恋花等。
同志的公共活动从最开始就面临着与官方的拉锯战。2001年，北京姐妹小组主要参与筹办的女同性恋文化节就遭到了警察的压力，包括封锁现场、核查现场同志身份，还有对主要组织者的问话和持续监控。尽管这次文化节最后缩小为私人家宅中的内部活动，但警察的介入也让许多参与者对聚集一事心存疑虑，不再加入社群活动。
在2002年，生长在更远的北方的张承才读到了一本小册子《朋友通信》，它创立自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的医学专家张北川。这本刊印的册子以同志、艾滋患者、卫生界和学术人士为目标受众，包含艾滋知识的科普，也有同志情感内容。尽管发心于对健康生活方式、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公共卫生目的，这本册子中呈现的同志话题，对张承来说却“似一盏指路的明灯”，因为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信息实在太少了。彼时，张承没有接触过艾滋病患者，只听过如“狼来了”一般的传闻。同志们也是靠小圈子线下互动，或朋友介绍。同志个体在公园、浴池、公厕小心谨慎地交流，如果某个同志要去外地，可能靠朋友手抄的地图去找人。张承联系上张北川，开始在自己的城市派发这本杂志。
更多地区仍然是难以有同志现身的。随着互联网发展、网民数量的增多，不少同志交友网站为同志开发了一片足够隐匿、又可以进行个性表达的领域。“花开的地方”就是一个规模很广的网络平台，自2002年始，它成为女同志搜索信息、浏览新闻、在论坛里交友聊天的重要虚拟场所。早期的网站使用者并不会太过暴露自己，都隐匿在网名之后；随着网站发展，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在这里表达自我，发表自己和伴侣的生活照片。网站亦有聊天室，从文字发展为语音；还做过一档声音节目，一开始是录播作品，类似于当下的播客，后面发展出直播，有了与听友更直接的互动。网站上同时登陆的人次通常可达上千人。这一网站于2008年正式关闭，彼时网站用户达到了八万余人。
同志组织也零星兴起，在高校和青年人群体中，已经有一些成形的组织和社团，在其后的同志运动中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例如于2004年成立的中国青年网络，就在中国计协和联合国机制的支持下，开展性与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倡导权利的工作，也形成了一定的培训体系；复旦大学的知和社、中山大学的彩虹小组分别在2005和2006年成立，从学生的角度开始关注社会性别议题与实践，在校园的一角撑起彩色的空间。
2006-2008 空间的扩张
资源与串联
据张承回忆，2002到2006年之间，全国各地的艾滋组织也难有经费。张承的组织直到2005年才拿到一些钱租起一个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个共用的小灵通电话，大家在这里轮班接听，提供热线服务。2007年后，支持中国LGBT的项目涌入，更多同志组织逐渐出现，活动频率增加、受众越来越广，也催生了组织间的联系。
连结之间亦有分化。女同志一直尝试开启自己独立的大会，做各地小组的培育。在中国中部开展拉拉小组工作的严瀛自白道，自己与北京地区的拉拉小组相比，要更加草根，缺少对NGO运营和筹款的知识和技能；在国际层面上支持女性的基金会也较少，自己作为忙碌的在地工作者，更是缺少精力和足够的语言能力向基金会展示自己的工作。
这也体现了培训和聚会的重要性——能够串联各地，分享彼此的专业知识。在2007年7月的珠海，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和北美的拉拉志愿者聚合在一起办了一场拉拉营，包括跨性别伙伴的参与。在杂志《Les+》第11期里就记录了：
Sam说：希望这次大会就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为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大家大笑又哗然。这里应该请政治背景不同的海外朋友谅解，但是相信这次大会撒播出的星星之火，确有燎原的希望。
大家在这场培训营里介绍各地区的同志运动经验，也讨论了身份认同、家庭经验这样的同志社群基本共同问题，双性恋和跨性别的多元性别光谱，文艺、法律、媒体技巧等运动策略。四天时间的议程排得很满，还会见缝插针利用每天结束后的时间，来鼓励在场的伙伴向大家介绍和发起自己项目的小额筹款环节。在正式议程之外，也有“开心谈性”的夜间环节，与在场伙伴约定“将所有的交流留在这个空间里”之后，大家的性欲、性幻想和性经验得以放至这个空间内展开讨论。在社会氛围仍然对性讳莫如深的当时，这是难得的一次实践。
在港台的志愿者看来，同志运动很辛苦，已经做了十几甚至二十余年，和各种反对势力周旋已久，而眼前的中国志愿者很有朝气，觉得各种方式都好玩。
“你们不能老是说辛苦啊，你要告诉我们一个happy ending啊。”中国的志愿者对香港女同学社的游静说。
“这个happy ending是需要你们带来的！”游静回答。
这场拉拉营也推动了在下一年“华人拉拉联盟”的成立，这个联盟意在连结中港台乃至全球离散华人社群的拉拉行动者和小组，让大家可以看见彼此在地都做些什么、探索资源层面的互通有无。华人拉拉联盟的组织方式亦作为一个民主实践案例，打动了当时参与拉拉营和联盟工作的典典。“它相当于我的一个民主政治启蒙。”各地的拉拉小组会派出代表来参与竞选联盟的委员会，联盟的主要事务由选举产生的委员负责统筹和决策。
男同志运动和女同志运动之间存在一些张力，和其他国家的同志运动相比，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不同。对于这一点，一些同志运动家认为，在欧美国家，艾滋病大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妇女组织和女同志组织与男同志组织共同抵抗传染病大流行，构建起了紧密的联盟；但在中国情况迥异，男同志组织以防艾工作为切入，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女同志组织就很难因此获得。中国女同志运动则更多受女权主义理论启发，也受女权运动的发展影响。因此，在两个不同的脉络下，男女同志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少有对方的参与，彼此的策略和理解也越来越不同。
崔旗觉得这也许有网络发展的原因。微博作为个人的社交媒体风靡起来后，大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看见更多与己见相冲突的观点，可能会形成争论的深化，为运动的分裂埋下了一个潜在风险。但柯予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家人的感觉。反正你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你也会要回去过年吃饭。你还是一家人嘛，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
2009-2014 与公民社会接头
公共教育
张承会进入大学校园，给学生做艾滋和同志相关的分享和培训，最多的时候每年有几十次，每次都有两百余位学生的参与。培训分为两类，一种针对自我认同，通过组织讨论、真人故事分享来促进学生们对性别表达和性别观念的认识，将拉拉、Gay、跨性别、跨性别性工作者等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ta们发现彼此的不同之处，并思考这些不同的产生原因。张承记得有一次，一位参与者白天是男装，晚上换成女装来参加真人图书馆分享，其他参与者都没认出来。
除了生命故事之外，也有针对组织者的培训。机构会找到有意向自己开展活动的学生，培训这些参与者的组织能力、演讲能力。一些参与者在培训结束后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就这样，在张承的工作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北方高校的彩虹社团负责人。
毛晖在开始做同志工作之前，就已在做公共教育、公民培训和NGO赋能的工作。这些教育和培训包括项目管理、筹款、促进公共关怀等等主题，参与者中也有不少同志小组。毛晖先是在南方地区性教育和艾滋防治的机构做志愿者，也在中山大学《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的公选课里有所参与。这是2012年，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已经将在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扬起一面巨大彩虹旗的传统延续了五年，也是第一期公选课开课的第一年。在这堂课上，每个周三晚上，有不同的嘉宾会来到课堂里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志、跨性别者、同志家长、公益工作者……许多站在后排挤挤挨挨听讲的年轻大学生们，在这里，与大学教师、分享嘉宾、社团志愿者们一同创造了一个难忘的时空。
这时的同志活动，与社会各界已经有了逐渐成熟的联系，而不再只有相对封闭的同志群体内的互动了。
媒体呈现
除了线下的现身，各种媒介作品上的酷儿呈现和表达也日渐丰富。早年间，《同志亦凡人 Queer Comrades》以网络访谈节目为形式，邀请中外同志个体出现在镜头前讲述自我，想让公众看到“真实的同性恋是什么样的”。从事这一节目工作的阿柔回忆，媒体平台刚开始访谈节目的时候，普通的社群成员被邀请也不敢上节目，有时候摄像机架在同志活动场所就会把大家吓坏。接受采访的人里有一半是行动者，另一半是住在中国的外国同志，以至于节目被批评“太西化”。慢慢地，大家对摄像机“脱敏”了，采访变得容易，有时候把镜头随便给一个人就能说。再后来，平台还举行了拉拉主持人选秀，得到了社群的踊跃参与。
2012年，同志亦凡人也开启了“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后更名为酷儿大学影像训练营），招募同志社群里的影像爱好者，通过一定的技能培训、资金支持，让个体能够拍摄自己的社群故事、用影像来呈现酷儿的生命，以此来做公共倡导。在2009年到2012年间，亦有一个以女同志为主的视频培训工作坊“发现自我之旅”，各位学员和培训员能够在这里认识彼此、一同撰写故事，最后制作短视频在数字媒体上传播。1
2013年，华人拉拉联盟发起的媒体《酷拉时报》正式开始发布内容。创刊词里写出了刊物试图回应的“当下中国”的三个问题：同志权益运动在公共层面上的方兴未艾如何继续，如何避免“同志”内部的差异被单一化和主流化，如何让性/别运动更广泛地参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结合全球视野。
在创刊时的第一篇文章里，《酷拉时报》介绍了当年到访中国的冰岛女同志总理，她也是世界首位与同性伴侣结婚的政府领导人。这指的是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于2009年成为总理，后推动性别中立婚姻法案，在2010年，冰岛实现同性婚姻合法、西于尔扎多蒂也与自己的伴侣由伴侣身份转为了婚姻身份。《酷拉时报》在文章结尾提出一系列在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或许新奇独特的想象：“中国是否会有一个女性主席？是否会有一个公开身份的同志主席？是否会有一个拉拉主席出现？”
《酷拉时报》在当时流行的微博和豆瓣上都开设了账号，约到的稿件会发布在这些平台上，开放读者的即时评论留言，也会开设专题。在第一期专题中，就以“拉拉与女权运动”为名，讨论女性和性少数的交叉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在运动里如何应对张力。在年底，酷拉会将年度文章整合成刊物印刷出版，一共有两本，其PDF版仍然在今天的网络上流传。
除了同志的自我发声，创自2011年的彩虹媒体奖，用意则在于追踪和鼓舞主流媒体里同志友好的书写。在中国，很难凭民间的力量开展大型社会调查研究，于是媒体研究就成为了一个理解社会的切入口。从事相关研究的柯予提到，在一些性别意识薄弱但有基础人文关怀的媒体从业者那里，跨性别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报道，只能使用诸如“一小伙女扮男装站街卖淫”这样的描述，但这样的报道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也会提到背后的阶层困境——“为何他的经济这样脆弱？”尽管这样的报道仍然具有性别盲点，但仍然算是正面，更多的是不了解和知识欠缺带来的。而另一类大量存在的媒体报道则是与同志组织的工作相关，可能是一个倡导案件、一个活动热点，那些具有新闻性的行动将会进入媒体的取材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体成为了同志运动可以借力的对象，对同志运动持比较开放和关注的态度。柯予也提到，对媒体报道内容、报道态度和动力的分析，可以反映出社会舆论的态度；根据舆论，行动者便可以继续考虑做怎样的倡导传播内容，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彩虹媒体奖每年发布媒体监测报告、举办颁奖典礼，也会日常开展面向记者的培训。在颁奖典礼上，多位公众人物登上讲台，以其作品和公众表达获得不同奖项，包括最佳报纸杂志奖、最佳网络报道奖、最佳视频影像奖、最佳英文报道奖、以及年度致敬人物奖。在监测报告里，报道会按情感色彩的正面或负面、关注哪个群体等分类来分析。“因为包含实证数据，报告也作为一项与政府对话的渠道，可以将同志在舆论上的呈现较为直观全面地总结出来，让政府看见。”阿柔说。
2015-2019 强压，勇敢，光谱
转型，生长与坚持
“虽然越来越糟，但还是有空间”，这是许多受访者对2015年后同志组织运作状态的描述。面对开始坍缩的空间，同志运动本身的能量似乎越发沉淀，并且的的确确改变了舆论与社会。
“就是你要夹着尾巴做人，逐步后退呗。”2015年后，张承的机构在议题上很难直接提同性恋权益，只得专注于艾滋病防治，策略也慢慢转向社群内部的导向。幸运的是，17年机构通过了注册，也得以享受地方的孵化政策，拥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官方的压力之下，张承和伙伴们仍然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培育了十多个大学社团，培训了一百多个青年骨干。
而阿柔一直想要把内容做得偏主流一些，为了增加同志群体的能见度，他选择不批评政府的管理机制、避开不必要的红灯，这让他的媒体在19年前都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一些涉及性的内容还是没法公开发布。阿柔记得有一次，一个和性相关的视频投放到另一个媒体平台，由于尺度太大，对方没法发布，但是合作平台里有许多主编都是同志，担当编辑把视频给所有编辑都放了一遍。
“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一个运动参与者的一个步骤，我们总得想把门推开一点。把门推开了，总会有更多的东西进来。”阿柔这样说道。
……
将彩虹带进法庭
正是在这一时期，LGBT权益诉讼开始频繁出现，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也变成了同志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2016年开始，在职场被歧视、在校园中被霸凌、在生活中权益被侵害的普通社群成员，ta们都站了出来，成为法律推进的当事人”2——在《莽莽》梳理的22起典型LGBT权益诉讼中，有19起都发生在2015年之后，ta们中的大多数当事人都并非同志运动家，仅仅是普通的社群个体。
2015年，大学生秋白不满教科书中“同性恋是病“的描述，起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部，案件进程中，全国共有80多名大学生就同一问题向教育部监督举报中心寄信，也引起了互联网舆论的广泛讨论。“官司也许会输，但我们不会永远都输”，秋白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也是在2015年，中国性少数导演范坡坡因其导演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被三大视频媒体网站撤下，要求广电总局公开与影片下架相关的文件，后对广电总局提起诉讼；同性伴侣孙文麟和胡明亮因申请结婚登记被民政局拒绝，向法院起诉民政局……同志权益诉讼在中国的土地上刮起了一阵彩虹的旋风，过去许多看上去不可撼动的法律和政策都遭到了挑战。
根据《莽莽》统计，从2013年长沙同志中心注册案开始，22起同志权益诉讼的主题涉及同性恋组织注册、官方或网络平台审查、扭转治疗、LGBT和HIV就业歧视、恐同教材、单身女性生育权、抚养权等多个议题，其中有8起案件胜诉或部分胜诉，9起败诉，3起被拒绝受理或拒绝立案，2起尚在审理中。案件是会留档的，这一起起诉讼，在法庭上留下了不会消失的彩虹。
柯予和毛晖都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法律诉讼和倡导工作。在柯予看来，这就像是“把球踢给政府”，将（同性恋伴侣/婚姻/生育）这件事存在的客观事实抛出去，看看对方会怎么回答。“他必须要接这个球的，这是他不得不来解决的事情。”
毛晖则认为诉讼将同志运动的重点转移到了问责体制上。“过去我们发现同志受到压力的时候，都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支持社群，让社群更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好像这个问题又归结于‘我们自己需要更有能量去面对’，而非将其思考为社会结构制度的问题。这其中缺了一个视角——整个系统是有责任的；我们就是想将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清楚地讲出来，然后去解决它。具体来说，就是某些法律需要改变。”
这样的运动思路会受到争议的原因在于，“有人会觉得太危险和激进，”柯予说，“我们去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时候，‘这会不会往上捅得太高了？’——有人这么想。但从权利的角度，点出谁是权利持有者（rights holders），谁是责任承担者（duty-bearers），用这套话语去撑大这个运动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更激进了，你才有机会用更温和的方法去建立合作。”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人如律师、新闻工作者、教育者得以参与进来，站在了同志运动者的身边。
“同志”身份的多元光谱
同志运动里也出现了多元的性别身份，在Lesbian和Gay之外，“LGBTQ+”一词里的内涵逐渐扩充可见，一枚小小的加号里装载了更复杂和细密的性别认同。在网络上、在线下小圈子的社群活动中，双性恋、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非二元、无性吸引等等话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打开了讨论度。
芷津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也是NGO工作者和行动者，于2018年开启在北京同志中心（下称北同）的跨性别部门工作。这些工作也包括跨性别热线，在自媒体上的跨性别故事呈现、线下活动；更有面向广泛人群的服务，例如跨性别家长的社群，针对律师、医疗人员的跨性别友善培训。
进入机构的芷津得以更深地接触运动，在同志大会上可以见到一百余位同样的工作者。芷津回想，以前在参与一些性别平等和女权主义的自媒体工作时，最大的感受是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女性——“不一定要化妆，不一定要很温柔，不一定要留长发的”，这让芷津打破了对社会所规训的女性的刻板印象。后来在北同，则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跨性别者：有的可能需要手术或激素，有的不需要，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自己是“百分百男性或女性”。以前的认同可能需要划出明确的界限，大家会因身份的不安全感去标记彼此；而现在，芷津在工作中与多样的社群伙伴深入接触、受到同事的接纳，更加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有这样的底气之后，别人再怎么看你慢慢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跨性别群体面临的议题包括原生家庭、心理健康、就业、学历证件的修改和医疗。根据北同发布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中国跨性别人群仍然面临系统性困境，性别焦虑仍然普遍存在，在家庭关系、使用公共空间、校园环境和平等就业等方面也面临普遍的挑战。2017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揭示，分别有高达12.7%和21.2%的跨性别受访者有过自杀、自残行为，另有62.82%的受访者有过抑郁经历。
“我始终把跨性别议题放在整个LGBT的大议题之下。我觉得LGBT议题属于一个大的性别议题的范畴。跨性别议题当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更多是一个细分的领域。可能跨性别社群有一些敏感点和特有的社群文化，但总的来说，大家争取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性别平等。”芷津这样总结。
2020-2024 彩虹出走，流溢四处
疫情，影响流动与财政
一面是越发收紧的红线，另一面是热情高涨的社群与公众，一些活动家觉得窒息疲惫，但另一些觉得仍然可以大展宏图，中国LGBT运动就这样走到了2019年的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一时间整个国家似乎按下了暂停键，而以疫情防控为由，中国政府也大幅加深了社会控制，即便疫情结束也仍然持续高压的监管手段，中国公民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19年是大转折，都在走下坡路。”严瀛这样回忆疫情后的状况。疫情以来，官方对待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所有活动都不能带LGBT四个字母，也不能写性少数。”严瀛所在的机构正在困境中挣扎。疫情带来了严重的募款困难，机构的月捐人自从疫情到来后飞速减少，现在只剩下不到7、80人还在持续捐款，机构原有的员工全部转为兼职。政府财政困难导致了购买能力下降，原先依靠政府专案的NGO也涌入基金会申请，一笔小额资金都可能有数百个申请人竞争。
在政府的方针引导下，媒体对LGBT群体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根据中国彩虹媒体奖的统计数据，自2015年后媒体对LGBT群体的原创报道数量逐渐减少，2019年有600多篇原创报道，到了2023年就只剩下240篇，不到2015年巅峰时期867篇的三分之一。柯予还补充说，2021年后相对负面的报道也在增加，一方面是性不道德、性不洁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另一方面代孕问题显性化后，尽管最大的代孕受众是异性恋伴侣，但同性恋群体却成为矛盾指向。2021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修订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曾经为蔡康永、金星、黄耀明和何韵诗等诸多明星颁奖的“中国彩虹媒体奖”因此停止颁奖活动。
跨性别的权益工作亦受到影响。《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将跨性别者描述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而非“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这标志着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不再将跨性别者视为精神疾病，而当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发公告要全面推广使用这一标准3，但芷津觉得可能是疫情原因，公共卫生的重点被限制在新冠病毒上，标准的落地工作也就此搁浅下来。前文提及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是一份至今为止中国的样本量最大的跨性别群体研究，但限于环境的压力，没能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推广，也没能做成英文版与国际进行交流。
“其实我要求很简单，就是可以让我们活着就可以，但没有办法让你活着。你的空间是越来越被压缩了。”张承说。据他了解，在2019年左右，中国公安部就已经在做一份关于全中国同性恋场所的地图，可能与后来的一系列打击有关。“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如果上面的老板一拍脑袋说——‘LGBT就是欧美国家藏给我们的毒货，要坚决抵制，同婚合法是他们打击中国的一个武器’——我会觉得他们完全是戏精，想要演各种各样的戏。”在官方的压力下，张承的机构已经几乎无法开展任何活动，张承本人也离开了中国。
2021年，崔旗想策划一个有关中国LGBT历史的项目，将这些年与中国LGBT群体的呈现与表达保存下来。这一项目的众筹一开始非常顺利，很多人都捐了几块、几十块钱，用非常小的数字累积了必要的启动资金，但这一次，中国政府没有再允许她做下去。“长期和我保持喝茶联系的人（‘有关部门’），第一次跟我说出，希望我不要做这个项目，以前他们不会这么讲的”，察觉到氛围紧张的崔旗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除了外部压力以外，同志运动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变化，让许多机构必须思考工作的转变。首当其冲的是能量减弱的地方小组，典典回忆，2014年前后，华人拉拉联盟有超过60个成员小组，其中活跃的就多达40余个，遍布中国许多城市；但是仅仅两年之后，许多小组已经变成了僵尸小组，只剩下了一个核心人员，华人拉拉联盟活动的参与者中新面孔也渐渐变少。典典自己也在此时感觉到了疲乏，再加上个人原因，最终离开中国留学。
严瀛认为联盟的衰退一方面和女同志组织整体上缺乏资源、受到压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同志需求的变化发生了联系，最早的时候网络并不发达，同城的社群或小组是同志能找到彼此的唯一地点，但是互联网发达之后，许多人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同伴，不再需要在地的空间或小组。由于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地方小组消亡带来的挑战，对中国女同志运动起到重大作用的华人拉拉联盟最终于2018年正式解散。
另一个常见的困境是机构工作者的“断代”，由于公民社会整体的空间坍缩，以及同志组织的资源缩减，许多机构负责人都感觉无法为机构培养出年轻的骨干力量。以及许多关注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对NGO工作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和年轻人对于社会对人的压迫体验是不一样的，反抗的途径、策略和方法也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直白，或者更具冲突性，实际上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张承说，他曾经想找一个接班人，但发现“你想给的人不要，而你不想给的人拼命想要”，最终也未能如愿。
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同志组织迎来了巨大的挫折。2020年8月，上海骄傲节宣布终止一切未来活动，停止运作；2021年7月，包括成立超过十六年的复旦大学知和社在内的近30个高校性少数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在一夜之间被关停，成为“未命名公众号”；2021年11月，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权促会）宣布停止运作；2023年5月，中国最大的LGBTQ组织，北京同志中心宣布停止运作。
2024 - 未来：……
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多数受访者聊到这里，都会流露出遗憾和犹豫。大家的遗憾直指大环境，“不是我们做得不够，而是环境里的不可抗力所致。”
张承觉得，如果回到过去，可能会想更“尖锐”一些。早期自己做倡导的时候，非常注意“温和地提建议”，觉得不能只提问题，也要附上解决办法。但是回想起来，还不如态度更强硬一些。如今看来，“领导者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中国人在接下来数十年的命运”，张承对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并不抱希望。
芷津用“被摧毁的文明”来描述自己对运动的印象。“我们一直在探索，也创造了很多，但这些都仿佛被粗暴地摧毁了，现在的我们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其认为，在保守的当下，运动者可以保存实力，培训更多的青年人，把一些运动的方法、历史、具体的项目传承下去。即使是低功耗、低功率的运行，至少能够持续下去。“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社会再度开放时，能够重新把运动做起来。”
在柯予看来，同志运动内部其实一直在探索多元和包容，但是外部的限制让这些探索无法发展。在一个独裁的环境里，想要连接更多的伙伴，就需要更多的串联和行动，而这也加剧了危险性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去解读，我们的运动其实是千疮百孔的。为什么这块布上面这么多颜色、这么浑浊、这么缝缝补补呢？我们要仔细去看。也正因如此，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提供了独到的经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同志运动？这些活动家在最先进的科技监控、最严密的法律限制里做，我觉得本身就是很大的license（认可）了。”
作为社会运动者，运动本身也是自己学习成长的环境。张承认为自己与运动是互相成全的过程，“如果我不做这样的工作，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关心女权、公民社会等，但现在我有热情去投入，有兴趣延续下来。”而对于毛晖来说，在运动中结识的具体的人，那些鲜活的面孔逐渐变得有力量，是毛晖感到的运动具有的价值。
这些年，“同志”这个概念的流传是柯予觉得自豪的地方，因其彰显了革命性。“当你选择同志身份的时候，意味着你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需要用一场革命来获得真正的平等。”
崔旗说：“以前在没有经验的时代，我们都能去创造这么多东西。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愿意、仍然勇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只是我们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来寻找。”
“运动不一定存在机构，也不一定必须有站在前面的活动家。也许在这样新的环境压力下，会出现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LGBT社群的每一个人都去承担、去表达多元性别、LGBT平等。”“ta不一定要去参加一个机构、或者站在前线，当一个人真正关注自己、珍惜自己的时候，就会自然做到正确的事情了。” ▶……
（感谢阅读。完整版请见《莽莽·好彩！酷儿声音》纸刊，购买详情将于稍后释出。）
同语 .Ana: 跟西方不一样的拉拉文化 .https://shorturl.at/fI1ei
引自《法庭上的彩虹：中国性少数法律诉讼实践》，2024，同志权益促进会，东吴大学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出版。
在一份名为《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的文件里写明：“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