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多重边缘：在英华语酷儿小组的困境与抗争
边缘者的聚集、探索、实践皆难能可贵，“我们的行动如果能够影响到一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就已经非常重要。”
作者 / 石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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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左钩拳直冲我的脸，身上的财物抢劫一空”，张可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三位同行者都被打、被抢，但只有一位上了新闻。” 2020年初，张可与三位女同性恋朋友戴着口罩走在街头，突然遭遇了暴力袭击。
类似的街头暴力，张可不止一次经历过。她注意到，施暴者总是挑选那些外表看上去比白人柔弱的路人下手，而东亚女性不幸总是成为主要目标。
这一幕来自记录疫情期间中国酷儿留学生处境的短片。全球范围内的反性别运动日益猖獗，英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正在高涨。来自中国的酷儿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尽管能在公共场合偶尔享受亲密，但这份脆弱的自由始终难以与内心的恐惧分离。
支持拍摄这部短片的，是一个名为“在英华语酷小组”的团体。
对于尚未在英国落下脚跟的华人酷儿，恐惧是生活的底色。移民、少数族裔与性少数身份的交织，加上语言和文化隔阂，酷儿们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正如张可的经历所揭示的那样，大家面对的，不仅是暴力袭击的突然袭来，更是被迫生活在某种弥漫的潜在威胁中，游走在无所不在的边缘。
2017年，林泽宁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读书。先前在国内作为草根行动者的她目睹英国讲华语的酷儿面临的困境，决定成立新的行动组织来填补真空。通过支持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华语酷小组正在努力提升讲中文的酷儿社群在英国社会中的可见性和代表性。
然而，酷小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有英国社会固有的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困境掣肘，酷小组作为一个草根组织的发展也如同摸着石头过河。
01. 少数中的少数
张可的遭遇并非个例。疫情暴露了英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据天空电视台请求政府信息公开获得的数据显示1，疫情蔓延之时，仅2020年前三个月，英国便记录了至少267起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相比之下，2019年全国类似事件在全年也仅有375起。
这267起事件仅是冰山一角——许多地区的警方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时的警方并没有针对“华人”进行专门的统计。在一些地区，“华人”甚至不被统计分类列出。在英国政府机关与警方的统计标准中，华人只是“少数族裔”这一大类中的一小部分。
这种数据上的隐形与忽视，反映了英国公共服务体系对华人群体困境的漠视与无知。直到2021年3月，英国政府才停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即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这一过于宽泛的分类方式。然而，即使这一称呼被废除，许多公共服务机构和媒体依旧沿用这一说法，仿佛“非白人”便已涵盖了所有不同的身份与需求。
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华人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遑论那些在统计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临时身份持有者——如在英的留学生和尚未获得英国身份的中国人。
疫情前，中国一直是英国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尽管疫情导致学生人数有所回落，但在2022-2023学年，仍有超过15万名中国学子赴英，占全体英国非欧盟生源学生近四分之一（23.25%）2。
然而，这一庞大的群体在英国的大学生活中却常处于边缘。《金融时报》曾援引一位曼彻斯特大学研究者的话，把中国留学生称作“不露面群体(a faceless group)”3。应对文化差异和适应困难，学校只会将大家引导至心理支持系统或咨询服务。但由于繁琐的官僚程序和语言障碍，能够成功获得支持的学生寥寥无几。
“我发现，许多华人酷儿在这里感到自己夹在数个世界之间——不属于中国的LGBTQ+群体，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找不到支持，并且也无法融入英国的LGBTQ+社区”。林泽宁曾在国内读完本科，来到英国读研究生，她深知性少数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孤立感，这是多重困境交织下的艰难处境。
即便有了小组，如何回应需求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社群成员的相互鼓励和信息分享下，酷小组才逐步拼凑出一套支持的方式。
“我们完全不知道遇到了种族歧视可以报警”，泽宇回忆，“这还是我们的一位线上伙伴提出的。” 疫情期间，泽宇能做的便只有建立起每周的线上社群聚会，邀请大家互助，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有亲历者报警后，警察能做的也只是作记录，既不能追溯到最早的歧视者，又不能给报警者任何实质性支持。
去年年初，酷小组的成员王然和伙伴们翻译了英国数家本地LGBTQ+支持中心的医疗和性健康指南，希望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便利。
“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资料给最需要的人”，王然坦言。完成翻译后，这些手册除了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读者，便鲜少有人问津。
02. 赋能在前，抗争后退一步？
类似组织手册翻译和纪录片拍摄，酷小组的活动围绕两个面向：文化艺术类主题，以及离散酷儿的生活支持类活动。
酷小组的工作起点直接源自社群需求。王然说，酷小组的活动很零散，但并非无章可循。很多时候是成员有了想法，泽宁便想办法和成员一起找资金，把项目落地。
酷小组支持的英国离散酷儿群体主要为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希望通过一种可以留存的方式为自己的社群发声，文化艺术类活动因此成为主流。一方面，这些活动内容是由留学生基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设计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为了留下作品，在各自领域中继续为性少数群体发声，例如投电影节、办艺术节，等等。
在来到英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意文化和设计类的专业4。202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1%，仅次于商科类专业。在英国的生活并不容易，离散酷儿在为自己的酷儿身份争取权利之前，往往更需要先解决身份问题或为下一步的人生规划做准备，这些需求可能更为迫切。
也或许正是因此，酷小组鲜少直接涉及政治和权利相关的抗议或行动。泽宇解释，小组并非在刻意去政治化，只是目前大家想办法留在本地已经十分不易，生活已经举步维艰。
“我们小组以前也举办过一些抗争主题的对谈活动，但从反馈来看，大家对文化艺术类或是情感支持类的活动兴趣更高。”泽宁解释道，作为无依无靠的留学生以及刚刚开始工作的新移民，生活、学业和工作本身已经带来了很多压力。如果再邀请要大家在周末参加一些沉重的、可能引发不适的话题讨论，“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来。”
与来英国的酷儿类似，许多华人新移民对政治没有兴趣。2024年英国大选期间，关注在英港人政治动态的组织V4HK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成来自香港的英国新移民对参与英国政治“没有政治倾向”或“不了解”5。大多数（66.4%）新移居的港人并未积极参与在英国的港人社区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忙于谋生和安顿家庭，无暇或无力参与社会行动。端传媒报道，一些持BNO移居英国的港人由于在香港受到的创伤，对政治活动彻底失望，因此选择远离政治6。
不过，泽宁通过观察最近酷小组的活动，发现白纸运动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越来越多的酷儿行动小组涌现出来，Instagram上的政治类账号也在增加。泽宁表示，“如果今后社群内有人希望举办一些抗争类的活动，我会支持这样的做法，一起寻找合适的资源活动。”
从档案来看，酷小组的行动即便有着类似主题——文化类、支持类——但却似乎很难成系统地持续办下去。它们似乎都仅办过一两次，而后小组就会转变方向做新的活动。
酷小组的工作方法更加强调与社群共创——在讨论中认识到真正的需求，并以此来共同生成活动。泽宁认为，酷儿行动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全职的行动者，而是要尽可能赋能更多的人，让大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长、需求和热情在自己的领域为酷儿发声：“我们所做的就是给更多人提供工具，让大家在各行各业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
李曦是在伦敦就读艺术硕士的应届毕业生，她将自己的毕业设计融入到酷小组最新开展的社区参与艺术项目中。今年下半年，她将带着这份成果参加国际艺术节，将这一声音带给更广大的受众，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这个项目持续数月，泽宁召集了十位东亚背景的伙伴一同进行艺术创作。与酷儿艺术领域的前辈彼此合作，每个人都以艺术为媒介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一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成长经历的伙伴表达了身在伦敦却饱受两岸身份政治、酷儿身份和离散状态交缠的痛苦，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艺术需要载体，而艺术也可以表达政治。记录本身就具有档案价值。”泽宁说道。
03. 融入本地生态的权宜之计
在伦敦学习商科的硕士生张同学曾以为酷小组会朝社会企业的方向发展。
英国的社会企业起步早、政策完备、监督齐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工党上台执政后，利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社会企业便成为了英国社会治理鲜明突出的亮点。随后的几十年的发展让英国社会企业生态，从社会公益目的的风险投资到能力建设，生态完备而多元。
张同学是参与酷小组活动的成员之一。她认为如果能够凭借翻译咨询服务，工作坊支持，还有付费的酷儿城市导览等项目，酷小组能够在商业上寻找到一套可行可持续的运作逻辑。
泽宁也曾尝试过。她曾注册了一家与酷小组无关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Interest Company），这是英国的一种社会企业形式，以此进行尝试。不久后，由于无暇顾及，再加上运营社会企业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公益，这让她感到无力，于是便完全停止了运营。
但注册公司也可以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许多身在海外、尚未取得身份的行动者而言，寻找能够继续留在海外的途径更加紧迫——这一点的重要性远超对商业化公益事业这一运营逻辑的探索。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想要合法留在英国有三条主要路径：毕业签证（Graduate Visa）、特殊技能工作者签证（Skilled Worker Visa）和全球人才签证 （Global Talent Visa）。毕业签证能让留学生毕业后暂留英国，但时间有限——即使是博士毕业生也最多只能获得三年，且还要支付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少数幸运者能够获得工签，但要获得长期居留权，则需要雇主担保至少五年。全球人才签证的要求之高，更是让泽宁感到艰难。
泽宁将机会瞄准了当时的创业签证（Start-up Visa）。注册过公司后，泽宁本人以此为平台接触到了英国的业界导师，成功获得了行业背书和推荐信，最终拿到签证，在英国继续停留。
然而，从2023年4月起，英国政府停止发放创业签证。符合类似条件的创业者只能申请创新创业者签证（Innovator Founder Visa）。相比原来的创业签证，创新创业者签证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持续实现高额盈利，或满足诸如在过去一年内获得一百万英镑融资等苛刻条件。对于民间组织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天方夜谭。
酷小组能够立足，实际上得益于其融入英国本地公益生态和LGBTQ+社群的努力。而这些工作，泽宁并未依靠公司作为平台来完成。
Consortium 是一家支持英国本地非营利性少数机构和组织的慈善机构。在 Consorium 支持的LGBTQ+组织网络中就有超过550个团体，但其中写明关注亚洲酷儿的组织仅有14个，其中大多数关注南亚裔英国居民或是母语已为英语的亚洲移民二代7。以名为“British Asian LGBTI community”的团体为例，虽然名字涵盖整个亚洲，但该团体的服务对象仅限于“年满16岁的南亚裔LGBTQI社群”。在这个网络中，针对讲中文酷儿的组织几乎是空白8。
“不是我们需要融入英国的行动生态，而是这个生态需要我们。”泽宁这样解释酷小组的存在。尽管许多LGBTQ+公益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白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歧视华人。相反，很多组织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接纳和包容不同肤色的社群。
王然曾在一次和酷小组组织的艺术活动后偶然遇到了另一个在英国支持东南亚少数族裔的社群组织的传播负责人，交谈甚欢。对方的社群想要在东南亚移民之中做酷儿相关的活动，而酷小组也想支持更多东南亚华人。若不是机缘巧合，双方都不会意识到彼此有类似的愿景。明年，酷小组即将和东南亚的社群开展合作。
2018年，英国最大的LGBTQ+慈善机构石墙（Stonewall）宣布终止赞助伦敦骄傲节9，批评其缺乏多样性。石墙转而支持交叉性更强、覆盖非白人酷儿社群的英国黑人骄傲节（UK Black Pride）。
黑人女同性恋者菲尔女士Lady Phyll在2005年召集了英国黑人女同性恋在线小组的伙伴，包了三辆大巴车开往海边。这场草根聚会最终发展成欧洲最大规模的少数族裔LGBTQ+骄傲节。酷小组也曾在黑人骄傲节上展示了华语社群的面貌，为华人群体增添代表性。
与之相比，广为人知的伦敦骄傲节更像是一门生意。每年的参与者远不止三辆临时大巴车那么简单——大公司会用花车、精心装扮的货车、热气球来承载公司方阵，或巧妙利用骄傲节的游行做营销，发展粉红经济。
今年，想要在这个以“可见性、团结、平等”为核心价值的骄傲节上获得一个展示摊位，需缴纳从250英镑到5000英镑不等的费用。已经注册的公益机构若想以方阵形式参与游行，还需为每位参与者缴纳7.5英镑的“腕带费”10。
酷小组参与游行时，没使用任何已注册的名称，才得以作为民间社群免费参与。泽宁解释，就连这份免费参与的名额也是各个草根组织不断争取的成果。
近年来，许多英国本地的性少数草根组织发起“反骄傲节行动”，批判这一活动被商业化“粉饰”，失去了原本的抗争精神。2023年的伦敦骄傲节曾被行动者扰乱，行动者们在游行队伍中抗议应为气候危机负责的石油企业和曾将跨性别赶下飞机的航空公司竟成为了骄傲节的大额赞助商11。
6月29日的伦敦街头，在两辆巨型花车和穿戴整齐的乐团之间，酷小组的队伍显得十分草根。音箱是当天从一位伙伴家里借来的，用行李带紧紧绑在手推车上。标语是用废旧纸箱、旧衣服和布料来制作的。最大的物料——一面彩虹旗——也仅仅覆盖半个身子大。
对于第一次出国的留学生来说，直面“骄傲游行”是极富冲击力且充满复杂情感的经历。泽宁回忆起自己刚来伦敦时看到游行，感叹在这里可以“明着骄傲”，却又惋惜地想到，这样的骄傲或许只属于欧美国家，而不属于自己。哪怕骄傲节已如此商业化，泽宁还是会说：“参与游行本身就是对我们社群需求的直接回应。”
酷小组成立后，正是希望在伦敦骄傲节上让这些同胞看到，自己的、讲中文的身份认同也同样值得骄傲。队伍中，发色各异的中国酷儿高举标牌。一位女生在脸上涂了彩虹，把她创作的硬纸板高高举起：“让我们看看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
小红书上的网友看到这一幕，把骄傲节改称“酷儿春节”。在这个海外留学生常用的中文社交媒体上，留学生参与游行的相关贴文和视频一度流行。视频中，镜头不断拉近每块中文标牌，配乐是音箱外放的蔡依林，混杂着街头的欢呼声。
“在游行中，我能看到参与伙伴脸上的骄傲和能量，而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从‘别人的游行’到‘我们的游行’的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原来我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欢呼。”泽宁说。
04. “愧疚换内疚”
然而，在英国参与骄傲节并不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在英国从事行动仍然会面临来自“可疑人员”的压力。
不到24小时，小红书上关于骄傲游行的所有内容便被审查并下架。不止一位酷小组的游行参与者告诉莽莽，小红书上的贴文往往会直接拍到人脸并上传，这对参与者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酷小组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经常会有“可疑人员”对小组成员拍照。成员们介绍，这些可疑人员会在小组活动时变换角度，尽力拍摄每个人的面部信息。一旦拍摄完毕，这些人便会迅速离开，毫不关心小组外正在进行的活动。
尽管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找到参与游行的成员问话，但海外华人社群中的“恐惧文化”真实存在。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发现，关心民主议题的中国留学生时常在海外生活在恐惧之中12。一方面，在公共集会露面的学生担心中国当局或其代理人的监控，即所谓的“跨国镇压”——曾有学生在参加集会后，消息迅速被报告给了其在国内的家人。另一方面，留学生也担心自己参与活动后会被身边的中国同学举报。
泽宁深知这种风险。为此，每次举办活动前，她都会设置报名表，首先过滤掉酷小组认为可疑的人。这是举办活动前必须考虑的一部分，属于风险评估的内容：“可疑的报名者通常非常明显：用词充满了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甚至会令人不适——比如称自己是‘变态人’等，这样的人我们肯定会保持警惕。”
近日，泽宁在英国本地的社群放映酷小组新支持制作的纪录片。纪录片介绍的是一位中国一线性少数权利工作者小王移居英国后的生活经历。
会后问答环节，一位白皮肤老者先是表示故事主角在中国处境的同情，但最后却补充一句，“主角现在居住在英国，我真是欣慰——可以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I’m so glad that they are now living in the UK, and they can have a happy life here.）”
在这部纪录片的梗概里，导演用了这样的描述：为了逃离重重压力，小王来到了英国。但实际上，主角小王来到英国的原因并非政治性“逃离”——求学才是其主要目的。录取小王的英国学校给予的丰厚奖学金才是决定性因素。
英国本地英文媒体在报道中国酷儿留学生在英国的遭遇时，往往带有一些预设——也许是为了方便本地读者理解、节省交流成本——从而将大家来到英国的决定简单化为一场逃离。这些预设不仅把中国描绘得如同人间地狱，还浪漫化了英国，营造出一个自由、民主、免于压迫的假象。
现实中，在中国生活的性少数伙伴远非每日都处于监禁般的折磨中——这样的描述不仅加深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导致中国留学生需要应付更多歧视，还或多或少忽视了中国国内那些正在前线努力创造空间的行动者们的努力。
在工作中，泽宁经常在酷小组的活动中被问及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一方面，许多本地人在问这些问题时往往带有非黑即白的预设，另一方面，泽宁在短时间内很难用流利的英文并且有理有据地回应这些问题带有的复杂性。
“我很想念在国内做草根运动的日子，那时我们相互支持、共同创造空间。”泽宁回忆道，“但现在面临新的困境，我感觉自己仿佛更加孤立无援了。” 离开国内一线行动者之后，泽宁常常陷入“愧疚换内疚”的复杂情感中：为自己离开中国行动一线的决定感到内疚，但同时也被深深的愧疚感包围——这种辜负期待、羞愧于自己仍然无法更好地支持海外华语酷儿的现状。
王然曾在国内做性少数性教育宣导的工作，直接和受支持的伙伴面对面获得的成就感一度是他的动力来源。但来到英国后，他却发现在大洋彼岸的行动者“每天的活动就是和大家一起玩乐”。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多元政策写入法律的英国，政治运动早已不是本地性少数支持机构的主要目标。
这种怅然若失让王然心有不甘。身在海外，自己难以继续支持那些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伙伴。而融入本地的酷儿骑行、绘画等活动时，王然也会意识到自己作为外来人的局促，仿佛永远无法说同样的语言。
在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泽宁也一直受到社群伙伴的支持，认同最有意义的行动是首先要做到自我照顾：“先不求多大的社会影响，更要紧的是照顾好自己。”
自我照顾包括许多层面。泽宁认为最重要的照顾则是选择做自己认同的行动、有意义感的行动。面对西方观众带着片面刻板印象的提问，泽宁先前会费些口舌，尽己所能解释新移民的困境，时常陷入内耗。
但现在，泽宁更多地从个人经历和个人故事入手。她并不奢求对方完全设身处地地共情，只希望自己能够讲出故事的意义。泽宁说：“这种教育公众的成本还要由我们这种弱势群体来承担，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目前，她的工作重心放在支持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上，而不再为那些听不进不同声音的人消耗精力。
正如女权主义者奥德雷·洛德所言：“自我照顾并非自我享乐；这是对自己的保护，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05. 不稳定的未来
泽宁每天都要面对崩溃。
采访前一天，泽宁刚刚与即将离开英国的伙伴告别，“每年暑期这样的场景都会发生——留学生毕业后如果留不下来，就必须去别的地方闯荡。” 对于泽宁来说，这意味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支持网络突然消失。
毕业后留在英国的留学生是少数。2024年春季开始，保守党旨在遏制移民的政策把获得英国工作签证的最低薪资门槛从£26,200直接上升至£38,700。而2023年英国全职雇员年收入的中位数甚至不到£35,00013，可见获得工签门槛之高。更不用提显性或隐形的歧视、职场和社交文化差异、口味相差甚大的食物、难以适应的阴郁寒冬，这些都在削弱留学生留在英国的意愿。
2018年，黄奕安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一所大学成立了东亚东南亚酷儿小组，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并依托大学和本地LGBT中心的空间聚集起能够讨论多重困境的同胞。然而，黄奕安在2019年毕业后离开英国，虽然如今小组成员仍然多达三千人，但小组再也没有组织过常规聚会活动。
正是目睹了这种不稳定性，让泽宁看到了在英华语酷小组存在的必要性。泽宁介绍，每年英国各地的大学社团里，总会有一些华语酷儿小组出现，但这些小组往往随着主持社团的伙伴离开英国后解散。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每次支持的成果都需要重新筹备，耗费大量重复劳动，也不利于持续有效地支持到本就少数中的少数的酷儿群体。
虽然海外酷儿团体相比国内有更多元的资金申请渠道，但对于专门支持华语酷儿的草根小组来说，生存依然充满挑战——人员流动性强、资源匮乏。
“我更青睐草根运动，甚至强烈反对将社群运动营利化。”目前，泽宁认同酷小组依然以非注册的非营利的草根组织存在。为了能够在英国留下来，泽宁不得不靠一份与小组无关的全职工作维持生计，而这本身就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王然回忆他与泽宁每次见面的日程，无论相约在什么活动中——午饭、咖啡，或是看展——泽宁总是在忙碌：完成本职工作，写资金申请，或是在策划组织新的活动。由于大部分志愿者都或忙于生计，或忙于学业，酷小组的八九成工作都是泽宁一个人在推进。而这一切的代价则是泽宁一个人过度劳累、精疲力竭。
面对人员流动、资金不稳定，酷小组的成员曾讨论过小组的下一步——是否需要注册为慈善团体（Charity）。这是直接从一些可申请资金的要求中受到的启发。根据英国的慈善法，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机构地位14。
注册为慈善组织将使小组更容易申请更多元、更大额的资金和资源，方便筹款。这样以来，小组可以有资格雇佣全职和兼职工作者，从而减轻人员流动的压力。
机构化的公益事业和草根运动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受资助的慈善团体需要配合捐助方和资方进行官僚的审计和尽职调查，而这些面向大企业反欺诈和反洗钱而设计的流程往往对慈善组织不友好15，反而可能耗费更多资源。在英国，小体量的慈善团体还要不断经受资方的“去风险评估”，或是对其可持续性的拷问，甚至限制业务关系16。
2022年，一项专注慈善有效性和公民社会的团体研究称，英国许多基金会捐赠流程效率低下，捐助流程不透明，“申请五百英镑的资助需要填写长达60页的表格”17。有研究还指出，英国的慈善机构每年花费9亿英镑向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申请资金，而这其中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拨款申请被打回，不符合资格——这意味着慈善团体的资源被大量浪费18。
对于英国社会的少数族裔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疫情期间，一笔面向英国少数族裔的紧急救助基金，申请金额超出预算七倍19。这样的现象凸显了少数族裔多年来一直饱受资金不足的困难。
作为对照，许多改变欧洲社会现状的社会行动均是草根发起。从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参政运动，到2018年夏天如Mediterranea等草根行动组能够直接帮助地中海上寻求庇护的个体，这些塑造欧洲公民社会的力量均由非正式行动组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研究指出，非正式、非注册的行动往往更能关注身处困境的个体，而机构化的慈善团体则可能被期待由某个特定个体来代表困境的社群20。同时，机构化团体更有可能被政府资金收编，并且在行动时由于担心机构的名声和未来发展而束手束脚。正是这些非正式、非注册的行动者能够“像水一般”灵活而直接地回应最需要支持的个体，在正规团体之外成为欧洲公民社会矫正民主的强心剂。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华语酷小组灵活地支持了不少酷儿个体。问及如何评估行动成效，酷小组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声音——通过反馈来判断参与者是否得到了支持。
如今，如水一般的酷小组，却在缺少资源和固定人员的重重压力下，在试着探索机构化之路。
即便如此，泽宁仍然把每次行动的目标设定得尽可能小而务实：“社会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行动如果能够影响到一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就已经非常重要。”◼︎
（注：为了保持匿名，文中提及人物皆使用化名。可反向辨认的事实细节曾经过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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