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治愈与反抗：一场诞于东京的华语METOO艺术展
「如果说四年前的“米兔在中国”展是高潮时的叠影，那么四年后的这场东京MeToo展便是回声，是浪潮续起时的风帆，亦是崭新时代开启时一处小小的注脚。」——题记
作者 / 林砚青
图片 / 受访者
11月初的东京已经微有凉意 ，但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食堂里，尽管已经过了饭点，却仍人流如梭。频频有人在走廊处驻足，他们静观、交目、低语，偶有惊异之声。
20张海报，如同20张蜡泪燃落后的拓本。红与蓝的交织，黑与黄的间错，在色彩的明灭之间，一场记述着女性被压迫与主动抗争史的展览如徐展开。
这里是东京MeToo展的首会场，也是《MeToo中国大事记》的初展厅。这场历时21天的展览共分为三个主题，“记录与存档”、“治愈、关心与连结”以及“赋权与反抗”，涵盖的活动主要有MeToo大事记海报展览，美术与音视频作品展览，木刻版画工坊，以及行为艺术表演，亦伴有Ending party与米米亚娜圆桌讨论会等。
据策展人海月所说，展览的灵感来源于与弦子的对谈。“（MeToo事件指控人）要扛住的压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性暴力的敏感事件，而且会动摇到上层的一些人，这会让他们（指控人）遭受到打压。但和西方MeToo运动比起来，中国MeToo受到的关注度却明显偏少。”“让这些事被其他国家的人知道”是促使她办展的第一则动力，而另一则动力则是台湾MeToo运动的爆发。
“我发现中国人其实不太清楚台湾正在发生什么，而台湾人也不清楚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明明我们使用的都是中文。”抱着打破两岸三地之间墙壁的想法，她不仅邀请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也邀请到了香港与台湾的参展人。这场展览，便在这般超越语言、超越国族的期许下开启了。
一、MeToo中国大事记：从事实讲起
作为整场展览的开端，MeToo中国大事记承担着向非华语人群科普中国MeToo运动史的责任，因此海报上除了繁体中文之外，亦有日英双语。
华语部分的撰写人主要是季路和卡卡，她们在东京MeToo展之前就有做过有关范新性骚扰事件整理的网站No More Books, No More Silence。此次应海月之邀，她们制作了这份MeToo运动史的时间线梳理。
据她们所说，其实之前就有一份资料，叫《中国米兔志》，只不过那份资料加上后续有2700多页。“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极大的毅力和热情去把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梳理清楚。”为了增强可读性与传播性，她们对资料做了重新归纳与梳理，也将原本记载的时间线从2020年7月延展到了2023年10月。同时，她们也对叙述的口吻与方法做出了调整。之前的MeToo事件描述往往以受害者为主体而加害者隐身，但她们选择将叙述的主体聚焦向了加害者，比如同样是写弦子被性骚扰以及Jingyao被性侵的事情，她们就将标题变成了“朱军性骚扰事件”以及“刘强东性侵案”。这种变更一方面是出于对转移不公正注意力的希冀，另一方面，也是对在新闻叙述中加入女权主义视角的尝试。
“在之前的Jingyao被刘强东强奸的案件中，很多营销号都会给这件事取个很耸动的标题，”卡卡告诉记者，“而我们希望呈现的视角是看到在传统的前MeToo视角中所缺失的部分，最起码做到不将性骚扰或性侵事件说成桃色新闻。”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们在尽可能叙述事实的同时，也避开了某些可能形成对女性凝视的细节详述。在词汇的选用上，亦尽量做到了不偏倚与客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次MeToo展里的第一层底色——以事实为基础，兼有关怀。
她们在大事记中除了记述性骚扰与性侵事件的脉络之外，亦加入了不少女权运动相关的内容。从黄雪琴推动建立反骚扰机制，到对“女权之声”的声援活动，MeToo运动的萌芽、跌宕与重浮在一行行铅字中得到镌刻。在为记录MeToo运动全盛时期的海报配色时，海月特地选取了鹅黄与柔紫，“希望中带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二、在艺术中解开情绪的线团
如果说在一场艺术展里，文字与画面是意义折射的棱镜，那么将这折射光线放大的，则是情绪的张力与触摸。
MeToo事件里，发声与记录的第一阶段过去后，便会迎来第二个重要的课题——治愈与重塑。承接这一课题的第二场展览，不仅出现了木刻版画的展示，也举办了木刻画的工坊，来者皆可参与。
“木刻版画是一种很好的疏解情绪的机会。在刻的时候，你会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然后将其输出。“参展画家Te2这样说道，“海月之前举办木刻版画工坊的时候，曾经将那种心中难以表达成文字的复杂情绪形容为モヤモヤ，意为一种飘忽的、模糊的，像打结的毛线一样的意象。”
木刻的过程，就像将打结的毛线拆散，而后织就的过程。在海月自己的创作里，被拆散的是她自己遭遇性骚扰时的情绪。画面中，一张半开的门与泄漏进来的光亮成为某种隐喻：“你看得到光，却无法摸到，也走不出去。”
这种隐喻，也体现在Te2自己的作品中。山峦回首、江河涌流，植物的生长与玻璃的破碎，她运用这些景象，在人类的情绪与自然之间进行了巧妙的勾连。“如果所有情绪都能像火山喷发或者海啸侵袭一样进行一次重建就好了。” 她在作品《滋孽》的介绍里这样说。
对于如何重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对于海月，艺术展作为区别于集会、游行的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其更能给予人一种情绪上的疗愈，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宣泄。而疗愈之外的另一个答案，便是建立连结。
在第二次展览中展现连结的另一幅重要作品，便是贴在墙面上的互动式问答。作者隐于幕后，让参观者猜测自己的故事与身份。“我是谁？”、“我需要爱吗？”、“我是怎样的存在？““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最坏的事？”“你是我的朋友吗？”通过连续发问，将参观者带到与他人共感的情境当中。
“最好的事是成为一个中国女性，最坏的事是成为一个中国女性。”
在“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最坏的事？”的问题底下，有人这样留言。
三、黑箱之下，以痛回击
性别的悲剧，往往不止关乎性别。一场MeToo事件，也不止只是个体的不幸。其背后影射的是整个社会监督与应对机制的缺位和父权制度的压迫。
“赋权”与“反抗”，是东京MeToo展里的最后一个主题。这场展览里出现了两个基于小花梅事件的作品：一个是小花梅事件的时间线整理，另一个则是表演者Hedwig的行为艺术。
在小花梅的时间线整理里，作者不仅整理了官方的五次通报，也附上了民间的质疑与努力。每一张红字通报，都经由民间团体里无数人的推动才得以更新；而密密麻麻的黑体小字，则记载的是中国社会里这一次难能的、为妇女权益而发声的集体反抗。
作为行为艺术表演者的Hedwig，在表演前喝下了一整瓶威士忌。去年有一位艺术家做了一次名为“404”的表演，在人群中朗诵了一首有关小花梅的长诗。她模仿对方，将原来的主题延展为“404 not found and Resilience”。她让观众在她半裸的躯干与蒙身的白布上写下文字，同时有助手往她身上喷洒黑漆并缠绕铁丝。有很多有人写下“爱”，也有人写下“反奴隶制婚姻”。书写与喷洒的速度互相追逐，写得越快，喷得越快。然后，她被一块巨大的写有404的黑布所覆盖。
“但是，我知道大家还没有放弃，大家没有放弃对什么是正常的、秩序的追求。”她匍匐在黑布下，用清亮而坚定的声音道，“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没有放弃，你们仍旧想要建构，想要和我们、和我一起建构一个属于女性话语秩序的世界，那么请你们把我身上的黑布揭开。”
于是，黑布撤去，所有人开始用卸妆油帮她卸下身上的油墨，缠绕的铁丝也被随之解下。一个原本的她，逐渐在大家的努力下被复原。现场有不少人落泪，一种绵密、细腻的情感在人群中悄然流动。
她后来这样说，“我们不断在发声，又不断被压制”，但在被压制之后，她仍然想要追求一种力量，一种存在于一体的、属于女性与酷儿的，破坏与骄傲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给予我们秩序重塑的可能。
四、连结港台，华语世界的MeToo浪潮
红底、黑锁，只露出双眼的少女与向上飘扬的长发。
这是第三场展览中的另一幅作品，画中的女性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X小姐，她于警署内被多名警员轮奸1。她勇敢地提起了诉讼，却仍然遭遇不公正的对待。
策展人海月辗转多人，与香港艺术团体点印社获取联系，得到了这份展品。海月告诉记者，她在收到时甚至“原地转了几个圈”“小小地跳了个舞”。
她之所以这么看重这幅画作，不仅仅是因为画作的不易得，也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中国MeToo展中几乎没有出现台湾与香港的身影。然后，“女人没有国家”不应当只是一句落在笔墨上的谚语，也应当是某种更为真实的映照。
在国内时，MeToo展由于政治打压没能得到成长的机会。出了国之后，站在更为自由土地上的她，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做一些在国内做不到的东西。建立与香港人、台湾人之间的联结，便是她的展盼之一。为了得到能和香港、台湾的创作者合作的机会，她多次参加活动，终于在十月初的No Limit活动中接触到了来自香港、台湾的艺术团体。藉由他们，这份展盼便有了落地的可能。
海月联系了整理台湾MeToo运动指控方自述的团队，从他们那里取得了授权，并邀请了志愿者念读。在铁丝网的装置作品里，她放置了播放这些自述的录音笔。当站在所有铁丝网最中央的时候，“震撼”，却也不仅仅是“震撼”。那种此起彼伏的声音更像是一种浪潮。“你只能听到所有人在说话。你必须走近，才能听清每个人的声音。”海月说道。
来自台湾的画家葛温也给展览寄送了她的作品《Me Too Zine》，这是一本不到10页的薄薄小册，纸面光滑，捧在手心如同捧着一叠新月。它所绘的是女性在遭遇性骚扰事件时逐渐被施暴者和负面舆论所影响，最终又重新夺回身体自主权的故事。葛温特地选用了不够精致与混乱的线条，和对比较强的鲜明色调，来描绘受害者心境的变化。在画册的第四页里，她用极细微的笔触捕捉到受害者心中的自疑：“或我想相信这段过往是爱，这样我就从来不是受害者，而是被爱者。”
启迪她写下这句话的灵感之一，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在华语世界里产生巨大影响的自传小说，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最初的性别意识启蒙。MeToo大事记的两位作者也说道，“在房思琪之前，很多人尽管也遭受了类似的经历，却难以找到语言去诉说。” 林奕含的语言，给无数受害者的伤痛表达提供了范本。
“其实很多MeToo当事人出来讲的时候，已经知道从法律或从制度上给他们一个公道这件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出来讲？这就是MeToo的意义，在现行制度和社会没有办法给予公正的时候，我们作为拥有相同经历而且又没有办法从现行制度中找到公正的一群人，要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告诉那些和我们有着相似或者一样困境的人，你们并不孤独。‘我们是失声的’这种叙事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声音，从前MeToo叙事中无声的受害者，变成一个自己发声的主体，找回自己的主体性，claim自己的叙事。”
大事记的制作人季路这样告诉记者，她们在制作时尤为看重突出MeToo当事人的主体性，但是这也让她们在考虑是否将港台部分的MeToo历史加入大事记时犯了难。她们坦言，自己作为中国人，如果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叙述港台MeToo的故事，担心会对他们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点叙述空间造成篡夺或者挪用，她们尽管可以客观地、用新闻的组织语言去描述这件事，却不能代替她们的主体性，因此她们在编撰时没有将港台的MeToo事件囊括进来。
“不过，在下一个版本中，我们可能会考虑将《房》这个词条加进去，因为它对于整个华语世界的MeToo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改变了受害者讲述MeToo的整个叙述话语，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将它放进来。”季路和卡卡补充，但对于要如何写才不会被一种民族大一统的叙事所收编，她们也还在慎重考虑当中。
在女权新一代浪潮迭起时，MeToo运动要如何突破原有的国族边界，在超越地缘政治限制的前提下达成新一轮的展望与合作，或许会成为两岸三地所有女权活动家与支持者们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五、多元发声，突破刻板的性别画像
在绘制《Me Too Zine》封面的时候，葛温特意没有强调受害者的性别特征。
她向记者讲述了原因：“如果要说被性骚扰，那么大部分人都会以为是女性。但其实被性骚扰的男性也有很多，只是男生可能更没有勇气去说出这件事。就像之前爆出的杰尼斯事务所里性骚扰的社会事件，这种案件在很多地方都有。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性别，都有可能被性骚扰。”
海月在第一场展览后的Ending Party里也提到了这一点，MeToo运动不止是女性经历了相关灾难的证明，性少数也好，男性也好，都是包含在内的。
来参加MeToo展览的性少数与男性有不少，非二元性别者夕鹤便是其一。Ta说：“我原以为这项活动会像有些组织所创办的那样，仅限于顺性别女性，没想到在现场也有跨性别女性。” 能听到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认同，却又对同一个话题有着相似共情的人的声音，对于Ta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一次体验。
同样参加了Ending Party的Higashi，对于这种能够超越性别、性取向和政治坐标的讨论空间也同样感到触动。作为男性，他曾经对女性抱有某种“赎罪式”的愧疚。根据他的自述，这种愧疚是因为他来自中国南方某个“杀女婴”的大省，他的二姐就是因为家里想要他这个儿子而被杀死的。在得知这件事后，他曾经一度无法和自己和解，他不停质问父亲自己要以怎样的身份活下去，自己有什么活下去的合理性。直到父亲去世，他才感到一些稍微的解脱。
他形容自己是比很多女性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只有比较偏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才能接受我这样（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存在，但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更为激进......我不相信真正有这么一个完全的女权主义男性，只要是生理男性都不太能感同身受到女性被父权制压迫的那一部分。幸好的是我是LGBTQ群体的一员，可以通过LGBTQ的身份去和女权做一个联结，这样我就有了作为一个男性身份的女权主义者的合理性。”
如果是一个顺性别直男，他是否能拥有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合理性呢？ Higashi的答案是否定的。LGBT群体一员的身份让他能感受到被父权制压迫的那部分，拥有与女性所遭遇的压迫相似的体验。但如果他完全是顺直男，则很难有相同的感受。而策展团队成员磕登也表示，在面对那些女性所遭遇压迫的事件时，他感到一种陌生感，因为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作为男性，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站在这些压迫发生的正对面去反对他们。对此，他选用的对策是在尽量降低自己在女权活动中的存在感。布展一结束，他就会在几分钟内离开展览，避免让自己的存在给来参展的人带来压迫感。
他用这种克制，表现了对女性主导权的尊重。在女权运动里，主导性理所应然地属于女性。但“应然” 之外，如何将其他性别与群体的力量也纳入，似乎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尤其在多起民权人士和“女权男”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女权运动圈对男性的警惕日益增显，在部分群体里，这种警惕也延伸到对跨性别的不信任身上。
不能否认，这种警惕确实有支撑其存在的理由。但在分裂与拒绝之外，东京MeToo的策展人与参与者共同尝试着探讨另一种可能。引一句展览摄影记录者火山的话，“我对女权男的真实存在性抱有疑虑，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就算他不能成为百分百完美的女权男，只要能多了解一些女权知识，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六、公民与女权运动的交织：诉求、维权与问责
女权之外，另一个被参展者与观众频繁提起的词汇是“公民”。
作为受访者中唯一的日本人，山田太郎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关注已有近二十年。他最早是从20世纪初的打工妹维权运动开始的，那时发生了多起打工妹被性骚扰和被雇主侵害劳工权益的事件。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起案件是，深圳致丽外资玩具工厂起火，烧死87人，受伤51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工。有不少香港义人2和NGO组织参与到打工妹维权中，最终向意大利品牌母公司CHICOO争取到了康复赔偿金。从他的视角出发，MeToo不仅仅是关于反性骚扰和反性侵害的运动，也应是为女性征求劳工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运动。
而这些，无疑都是公民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次MeToo展的参展人员也有不少是藉由先前其他公民运动相识的。在参与者之一Y看来，女权运动与中国的公民运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将MeToo运动放在更大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背景中来看很有必要。
女权主义者米米亚娜也提到，在女权运动发展之初，着落点都更在于“公共性”。作为女权行动派的一员，她对女权的理解更多是偏政治的，并倾向于将其理解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她和社群同伴的女权行动也更聚焦于对国家体制和公共文化的问责，而非个人的体验与生活。但在MeToo运动反复被打压之后，国内的女权开始逐渐脱离公共性，转向个人领域。这种转变，使得女权运动变得逐渐失焦和去中心化，而这是无奈和弊大于利的。
如何让女权运动延续公共性，成为海外女权运动者和女权社群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展览的衍生活动里，海月举办了与维权人士李宁的访谈，她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加强女权主义者和维权人士之间的联系，试图增进女权人士对于维权圈的关注和了解。在展览之后，她也想开设属于华人的独立书店，给所有在日友好团体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
“中国曾经有过很短暂、很稚嫩的公民社会，那时候的环境很好，所以有些像那种小苗一样的东西冒出来，但后来环境变差了，这些像小苗一样的东西全部被拔掉了，土壤也全都被扫走。剩下的幸存者只能像在水泥缝里勉强存活的植物一样。”
“我希望在有可能的地方把这种土壤再次做出来，说不定从这个泥土里面能长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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