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街头，一场由八位大学生主办的METOO游行

在二零二三年的夏天，性骚扰与性侵犯事件在台湾社会接连二三得到了揭露，政界和娱乐圈的知名人物被直指对Ta人曾有过基于性别权力不对等的伤害行为。“我们不要算了”，在这样“穷追不舍”和“死咬不放”的决心驱动下，受害者及其周边支持者利用法律诉讼和网络曝光，一次次震声发问，将性骚扰这一沉重的黑箱逼至了聚光灯下。除去这两道途径，在八月，有一群年轻人走上了街头，用游行的方式打开了性骚扰议题在社会中的讨论度。

合作作者 / 伊藤园

图源 / 受访团队

在二零二三年的夏天，性骚扰与性侵犯事件在台湾社会接连二三得到了揭露，政界和娱乐圈的知名人物被直指对Ta人曾有过基于性别权力不对等的伤害行为。“我们不要算了”，在这样“穷追不舍”和“死咬不放”的决心驱动下，受害者及其周边支持者利用法律诉讼和网络曝光，一次次震声发问，将性骚扰这一沉重的黑箱逼至了聚光灯下。除去这两道途径，在八月，有一群年轻人走上了街头，用游行的方式打开了性骚扰议题在社会中的讨论度。

Ta们在台北西门捷运站的秀山街设置了一个小型互动展，并以这里为起点出发游行，在行进过程中进行轮流演讲。在互动展上，ta们设计传达了性骚扰的法律、求助途径、支持资源、幸存者的声音，以此作为契机，终于剥去了性骚扰事件“八卦”的幻影，来认真、坦诚、疗愈地聊一聊它本身。

当莽莽关注到Ta们的时候，这场游行尚未开始；在游行结束后，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策划团队连麦聊聊，看看Ta们为什么会选择游行这一方式；这一由草根学生发起的社会实践，是如何落地的；在熙熙攘攘的台北西门捷运站5号出口，人们就性骚扰议题如何展开对话。在中国MeToo运动难以跳脱个案、难以在线下现身时，一场发生在华语世界的MeToo游行，或许能够让我们看见反性骚扰行动的一点光芒。

“欢迎大家一同前来，让讨论从网路走到现实中。”——台湾MeToo游行团队发布在Instagram（@metoo0827）上的贴文

01 一起来创造场域，然后进入现场

在2023年8月27日，在MeToo主题游行现场负责交通安全的益瑄在人群中突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朋友，她不曾想见Ta会出现在这里。人流汹涌之中，益瑄停下来与对方打招呼，聊了两句后，朋友突然落下泪来。在那条街上，益瑄意识到这位朋友有相关的经历，霎时间，益瑄感到莫大的震撼。

四个月前，有一位大学同学跑来找益瑄，问是否愿意一起做一场MeToo游行，那时候的益瑄尚未预料到这场行动的丰富程度和影响力。益瑄和同学分别联系了一些在学生会和性别友善社团共事过的伙伴，开始讨论：我们可以做一场怎样的游行？

这样的想象和讨论持续松散且流动着。直到七月，益瑄和另一位伙伴在着手准备一些行政事务的时候，在咖啡厅偶遇了在另一间大学从事性别社团工作的旻锜。听到对面正在筹办游行，旻绮当即表示愿意加入。最后加上一些设计的伙伴，这个八人的团队逐渐定型。

旻锜带来了更加结构化的讨论，游行当天到底要做些什么也逐渐浮现出来：一个互动展览，一条行进路线，一列拟邀请进行演讲的嘉宾名单。嘉宾包括校园里性别社团、性别研究所的学生和成员，也有励馨基金会、同志咨询热线、彩虹平权大平台等NGO组织的代表，以及现任立委、“小欧盟”政党（全名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代表等等。

当然，演讲也向民众开放。除了手握话筒发表演说，更多的随机对话发生在团队成员和路人之间。旻绮是那个与公众进行沟通的角色。从以前参与同志游行开始，她就很重视手里的“小蜜蜂”——一枚扩音器，可以让路人更清晰地听见你在说什么，“这也意味着有一些原本不了解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见你在关注的议题。”旻锜回想起自己曾逗留的街头，高涨的情绪氛围是多么让人沉浸，而同时自己需要抽离一二分去与路人讲述议题的重要性；还要去理解对方的想法，辨别出对方是否因一些信息、资讯不到位而产生了排斥和敌意。在面对这种敌意的时候，自己需要调整失落的心情，给对方补充正确的资讯。

曾经，在看到对面不太认同的难看的脸色时，旻锜会觉得很难过，“被当作小丑一样”，但是到了眼前的MeToo游行现场，旻锜感到自己已经可以比较平和地去面对了。虽然人与人的面对面互动可能产生冲突与分歧，但也只有面对面，才能够传递温度和力量。益瑄和旻锜，都投入过实际的社会运动，会跑到现场与大家一起站出来、走上街头去与民众互动和沟通。

在2018年公投期间，当时的台湾社会氛围对同志的接受度仍不乐观。与同志游行这样相对同温层的场域相比，为性别友善和彩虹权益奔走的活动者们要面对诸多异见，投入时间和心力在街头与不太接受的陌生人做激烈讨论。旻锜提到，当初会做懒人包，将自己的诉求和动因编纂成方便路人快速理解的文宣产品，向其进行说明，呼吁联署。这些直面陌生和分歧时产生的勇气、智慧和策略，在一次次街头行动中得到了延续。

“我们会想要办游行集会，就是希望站到街头上，只要你在现场、你经过了，都可以更靠近MeToo。”旻锜说。对于MeToo来说，许多发声仍局限于电子屏幕里，且极易沦为娱乐新闻，或者制造性别之间的误解。舆论环境里漂浮着随处可见的粗暴的阴谋论，或是“为什么你当时不讲现在才要讲”的责怪，且有对男性受害者的质疑、嘲讽，这些都如令人窒息的水草缠于当事人颈间——开不了口，是性暴力事件中最直接的一道伤害。

在展览策划过程中，策划团队开启了向公众征集自己或身边人曾遭遇过性别暴力故事的活动，命名为“第九十九道曙光”。这个表单的收集结果，有一部分变成了现场互动展的一角，而有更多故事留在了这个持续开放的树洞里，安心睡着。

现场的展览，除了存放着幸存者的经历，也邀请任何对于Metoo有想要抒发的人来进行匿名书写，留在现场。亦有许多科普内容，解释了“肢体/非肢体接触、陌生人/非陌生人性骚扰、职场性骚扰、权势性骚扰、亲密关系性骚扰”等名词，被性暴力对待的当下和事后会有什么样的身心表现，受害者可以去求助哪些校内外的资源。更多地，团队期待可以用更多的发挥空间，去体现为什么受害者会这么难以求助。“我们希望大家在发声的时候不会受到评判，听就好了，不用那么多的揣测。”

抱着这样的心，他们创造了一个包容的氛围，这里有声音、神情，还有活生生的人的情绪。

Lin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成员，在大学里念公民教育学系。他在前半段协助了一些合作邀请、公关联络上的工作，而在策划的后半段以及游行现场，他是策展的主要负责人。在思考展览的时候，他将整个法律部分用故事引入，改写了两个真实故事案例，一个是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个是在台湾发生的校园校长对教师进行性侵犯的MeToo事件。

在Lin的设计中，人们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听到朗读的语音，听完后再来对照思考在具体故事中可以如何运用法律。在这次MeToo运动后，台湾立法院对“性平三法”（即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进行了修订；在游行当天，人们看到这一部分，便会来上前讨论本次修法还有哪些不足，希望法律可以怎么改才能容纳更多受伤的人。

那天在捷运站的出口，有很多路过的人都有特地从路口走过来看一下这个展览到底在讲什么。Lin觉得，在当天，即使不是关注MeToo的人，也开始有了一点浅浅的了解。

02 Metoo之中，倾听ta人已是难得

“MeToo”作为一场质问了现存性别规范的社会运动，对它的质疑和打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位受害者愿意以曝光自己作为代价、让渡部分隐私权以求事件和施害者能够得到关注，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外部支持和时机的事情。在性犯罪这一隐蔽的黑箱上加着数道枷锁，第一道便是在性关系上处于权力高位的人通常也笼络着许多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通常会加大其声量、增加其信誉，受害者想要以己之力指控不公正是非常困难的。

策划团队成员想回应的便是受害者的脆弱处境，试图用这场行动将性别暴力事件的焦点牵回人和人的感受本身。旻锜理解，人们在遇到危害的时候会去检讨个体的原因，是为了调整自己接下来的行为；这是一种公正世界幻觉（just-world phenomenon），认为自己避免了一些Ta人“曾犯过的错”，就不会遭遇不幸。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伤害，人们因为自己的恐惧而将矛头指向其他个体，最终只会让所有个体都无处遁逃。

所以，团队想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可以述说的安全空间，存放无声者的话语。无论是做性别暴力事件叙述的表单收集、还是走上街头鼓励人们在现场发言，都是努力打破沉默螺旋，让一个人发声鼓励更多人的发声。那个表单在游行结束后也没有关闭，团队希望保留这个树洞，可以让它接纳那些遭受性别暴力的人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去述说，让任何人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放进来。

这场游行亦试图问责环境和结构为何导致了受害者的脆弱性。台湾已有性平三法，亦有协助和保护的专门热线，但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和申诉流程、支持资源的获取途径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正是因为性别暴力事件的可见度和受关注程度偏低，诸多污名和压力也都封住了受害者的口、束缚了其求助的手脚。

“我们可不可以让受害者不必这么难才得到帮助？”MeToo行动的重要一环便是增加法律政策和社会服务的可及性，通过游行现场的展览和网络贴文的传播，益瑄期待能够让大众了解：争取自己的权益是可以做的，获得支持是可能的。“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来提供资讯，如果有人真的需要进行一些申诉或者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会想让大家知道怎么跑这些流程。这些资源其实一直都可以使用，也很重要，只是过去一直没有人把它们拿出来讨论，我们把这些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讲出来了，也被一些人看见了。”

MeToo运动试图打破受害者“开不了口”的隐蔽状态，但它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或者大众更加习惯的话语策略。旻锜简短又锋利地发问：“为什么我们要用MeToo的方式才有办法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

“我其实也还延申思考了一件事，为什么一个人没办法离开一个欺凌自己的人去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很大原因是因为Ta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Ta根本说不出口。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友善的空间，来让大家理解这是一件很难说出口的事情。”

能够用语言去传达和表意是一种技能，亦是某种特权，使用某种话语策略在一些情境里更是不别无他法的无奈之举。无力借助法律和制度而以舆论先行，这对当事人的叙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颇高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无力辨别出明确指控的对象，无处问责；如果一个人同时感到爱和被侵犯，是否会审视自己“不够资格开口”；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愿建构出一个“施害者“，是否Ta们的故事就会被永远掩埋于黑暗之中？

03 合作背后，个人的行动脉络和同伴情谊

益瑄、旻锜和Lin都并非社运新人，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和实践也积蓄已久。益瑄所在的学校有一间2007年便成立的性别酷儿研究社，最开始，这里是多元性别的同学循迹找来的交友的小天地，随着台湾同志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社团如其他大学里的社团类似，除了联谊性质，也开始讨论一些比较学术的性别议题，邀请校外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学校演讲或者开设社团课、面向全校办比较大型的讲座，也带大家一起去同志大游行。

而旻锜是自己的校园里首个性别社团的创立者之一，社团名叫中大性别小彩坊。聚起来的伙伴先是从较为理论的、软性一些的课程开始接触性别，“到后面大家累积点能量之后，就开始设计、思考去规划行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要触碰的议题”。社团发展出来了各样丰富的活动，大型演讲、互动论坛，还有一场月经主题的展览。“我们有一次邀请遭受过数位性暴力的当事者来到了现场，由观众以匿名的方式去提问。这是一起关于‘私密照流出’的事件，这样涉及面较广的性暴力也迫使我们去将心比心：在类似的事件中如果我们是当事人、相关人、网友、当事人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如何去处理、应对和思考？”

在性别社团之外，益瑄也是学生会的权益部部长。这是一个受理学生们申诉案件的部门，学生们的诉求都很多元。有人与学校沟通不畅便来寻求一个通道，有人是要针对性地投诉某些设备或是制度做得不够好，权益部就是与学校反映、沟通、讨论解决方案的角色。Lin同样在权益部任职。身边的同学知道益瑄和Lin同时在权益部的职责和对性别议题的关切，在自己或身边人遇到性别相关困扰的时候，或是对学校性别案件的申诉流程感到困惑时都会来求助。“针对某些教授在课堂上有一些比较古老、不友善的言论，班上同学就会来找我，我就把那堂课的事件拿去申诉说，性别平等没有做好。”Lin说。

当问到老师是否好沟通，益瑄笑了：“基本上学生会会处理的事情蛮多元的，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有个案的处理，也有大到要开公听会的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还蛮算能够沟通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点难与之进行讨论啦，但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很理性地跟我们说话，愿意听学生的想法。不见得最后可以完全符合学生的期待，但可以找到一些稍微折中的做法。”

1991年前的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其后遗症——一种威权带来的创伤作为遗毒，仍然停留在社会和每个人的心里，会让人觉得政治是肮脏的，从而产生政治冷感。这样的冷感弥散在Lin的家庭里，“基本不会谈论政治或时事，他们只会跟我说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去碰，很危险”。但是从国中开始，一位年轻的女性公民老师¹的授课让Lin产生了对社会时事和性别的兴趣，甚至在国中毕业时，老师带着Lin加入了高雄的同志游行队伍。这是Lin的第一场社运参与，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成为公民老师的理想。

旻锜提到，虽然平权议题及其政策一直在被推进，但人们实际上是否真的认同、是否真的愿意站出来去主动接近公共生活还是要打问号的。旻锜就读女校之后，觉得自己从前走的是“一段无知的路”，而后才看见了真实的世界的面貌。这个真实的世界有资本和政治权力造成的落差，而某些教育里将这种落差批驳为个人的不够努力。从理论和多样的个体身上，旻锜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被给予的，但它并没有让自己变得优越，所有的事情都有其筹码所在。这样的驱动力如一盏隐约的灯，吸引旻锜走进了公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个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去看见和承担公共生活；如若个体不选择疏离，而是在自己可以负担的情绪的界限内，依凭一点好奇心开始愿意去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社会变革的）齿轮才开始转动。”

对于旻锜来说，有伙伴，才可以更义无反顾地去做投身公共的事情。旻锜是一个慢热的人，在游行筹备的前期，这个行动还没有什么关注度，巨量的工作和看不见回报的压抑让她感到有些崩溃：真的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吗？但是随着游行的日期临近，这些质疑一点一滴蒸发了，团队逐渐遇到了温暖的人们。在游行当天认识的志工、教授、参与者后，在结束后很久可能还会偶尔聊天，分享彼此生活状况。旻锜也感到庆幸：还好有来一起举办这场游行，能够结识这个团队。

团队年纪最小的Lin说，自己在这里没有感觉到什么上对下、学长学姐对学弟的层级关系，讨论氛围真的很好。即使大家的经验都不算很多，但对彼此的想法都愿意去倾听，并且一起来思考如何共融。“大家真的都是就事论事地去说话，也都擅长去聆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内化成自己的想法再去跟ta人讨论。”

对于基本认识每一个伙伴的益瑄来说，这个流畅的讨论氛围亦归功于每个人的特质、擅长领域都有所差异。所有人抱有一条交流的共识，那就是要互相尊重，愿意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并且给予回馈，在此基础上每个人才能够发表不一样的想法，激荡出许多灵感。“比如我们有人关注法律，有人提到学校的申诉流程，然后也有人关注被害者的感受，还有人提出要将欧美MeToo中‘I believe her’的口号换成‘I believe them’以囊括更多性别的受害者。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异性恋也有性少数，有不同性别；个性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人会去考虑比较实际的东西，有人更注重感受，有人心思比较细腻会顾及到团队里面大家的情绪，有人会知道可能要对外去找一些资源。我们刚好每个人顾及到的面向不太一样，想法、特质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真的很刚好，缘分就是这么神秘，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凑在一起了，就是很成功的运作起来了，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刚好可以组在一起的齿轮，就是很酷。”

04 今日的草根运动，在微观中拔刺

MeToo行动常常招致“以大局为重”这一名由的打压。原先在某一领域里“德高望重”的人物做出的性骚扰行为，很容易被妥协下来；在一个复杂动态的社会系统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人物的“性丑闻”，也似乎是最不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这种打压通常伴随着试图削弱性别暴力事件的重要性，和怀疑动机的诛心之论，这二者都是直指受害者喉咙的利剑。Lin提到，在台湾MeToo之浪滔天的时候，也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曝光出来，一间位于新北的私立幼儿园的一名教师被疑向幼童喂食药物和不当体罚，“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MeToo这些事为什么要现在提出来？是不是掌权者想要遮盖喂药这样的社会事件？”

“但是这些事情都同样重要啊，哪一个才是大局？”益瑄强调说，在一开始讨论这场活动的时候，自己就有想到，为什么这个活动没有一个单位站出来办？但最后它成为几位大学生主办的成果，益瑄感到很开心。如果它交由其他人来办，或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单位来做，很可能被干扰，就像很多人会质疑这件行动是否在带风向，或者为了要去掩盖什么、为了要谋得什么利益？如果这样的质疑出自那些声量较大的、曝光度较高或者有号召力的人，就也可能导致人们的怀疑，从而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和追问。

团队成员较早就立下了共识，不会主动邀请政党来参加这次活动，“如果ta们真的关注这些事情的话，应该会主动联系我们才对。”活动当天的政党发言人都不算是团队主动邀请的。益瑄觉得如果是NGO来办可能也会增加其工作负担、磨合其内部成员的想法等等，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以机构名义去办成这样一件事。而这个只有八个人的学生团队，却能够不带包袱和顾虑地探索，要开启怎样的公共讨论，要引发怎样的思维激荡。“我们最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被害者的处境、为什么会有这样MeToo运动的出现、现在碰到性暴力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现在的法律长什么样，以及点出社会中一些结构性的父权色彩，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真正想要看见的这些事情上面，而不只是在舆论的风向里面飘来飘去或者被别人贴标签。”

“后来回想觉得好像正是因为我们这群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跑出来做，所以才可以让这个议题能够用这么一个单纯的方式被看见。”

旻锜则批驳了“大局”一说。在华人社会的文化脉络里，“以集体的利益为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看到什么事情跟更多人有关，什么决策对多数人最好，集体主义之流便会裹挟着个体向那个特定的方向前去，但这在旻锜看来是危险的。多数人觉得是好的事情，很可能会压缩到某些少数人的声音、损害其权益。在收集性骚扰的故事过程中，旻锜发现目前运动里的很多事件都只关注在某一些名人的身上，反而少数底层人正在面对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很真实沉痛的事情难以得到关注。旻锜说：“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就需要容纳更多的声音；但如果我们永远都是以大局为重的话，就会忽视掉那些虽然声音很小但其实也很重要的存在，如果那些存在被整个时代的潮流就这样略过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样我们会永远都只朝着一个方向走。”

对微观和草根的关注，是这个团队一致的价值观。当回想起近三十年前的台湾“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这件震撼人心的行动²，团队表示这是一件更集中火力的行动，意在提出具体的当下的政策，需要从环境跟政策角度去立刻着手改善。“那场命案推动了两万人上街，在刚解严不久的时空背景下能够有那么多人去参与，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Lin说，“跟现在相比，那个时候追求的很直白是生命权，诉求也比较明确，就是女性要安全回家。但现在追求的可能是更加结合多元性别的人权，性别平等运动也有比以往多的男性来参与，他们可以开始认识到女权主义并不是为了倡导‘女性要压迫男性’，他们开始去理解女权主义的内涵。”

当现在已有了基本的法律政策，压迫却仍然流淌在微观的毛细血管中。“前代的集体伤痛和恐惧是很沉重的，大家会为了一件事情愿意站出来，具体地知道哪些东西需要被改变。但是今日我们所受的压力变成了幽微的、隐藏在这个表面看起来已经做到性别平等的社会底下的问题。这个情境更加复杂，需要人们真的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底下的问题是什么——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没有了影响，但实际上还在持续作用的问题是什么。”益瑄说。在制度框架之下，个体是饱满鲜活、充满缝隙的，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如毛刺一般深入其生命，这需要今天的我们用更敏锐的放大镜去观察，去意识到不平等在个体上产生的伤口是深浅不一的，延续的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之后，我们才可能去思考一种关怀更多异质个体的行动。

“我最信奉的可能是跟弱小的人站在一起，或者看事情的角度永远都要回归到弱势的人、Ta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是女权主义给我最大的感悟。”

在今日，更多行动、辩论和变革都建立在参与者的知识背景更加丰富、沟通弹性也更强的基础上，行动者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愿意去同理其他的人，才有办法去共同往前走这一步。听到对面的团队谈到这点的时候，我们都感慨中带有庆幸。当我们从裹挟意志的集体之中挣脱出来，把目光放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其异质性一定会为沟通和合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但也正是这样建立在尊重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连结，才是让自己和团队保持成长、不断激活可能性的所在。█

1. 公民老师在台湾是国中和高中的教师岗，主要教授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四门课程。

2. 台湾女权运动者彭婉如在1996年夜间遇害，引发了多个妇女团体在晚间举办的联合游行以争取妇女的夜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