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跨儿活动家对话：谁要一个完美QUEER？
Christine是一位现居荷兰的香港NGO工作者，也曾深度参与中国跨性别的救助工作。在她的介绍里，跨性别工作从跨儿创作和书写、个体救援，再到公众教育、倡导游说，星星点点的行动落在了光谱的不同端；在这篇细密的访谈中，一种复杂的情绪亦徐徐展开：性少数行动者并不能被某种符号完全代表，无论是光鲜的还是伤痛的；在其并不主动迎接阳光的阴面，有着更需要理解和关注的暗流。
对话 / 夏巢川 × Christine（以下分别简称“夏”和“C”）
01.一个机构，一本跨儿文集
夏：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正在运营的跨性别公益机构吗？这个机构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
C：我们的机构成立于2018年。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的whatsapp群组。只有不到十个人，都是在读大学或中学的跨男，平时会去开些卡拉OK或着去烧烤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了第一位跨女，之后就越来越壮大，到我加入的时候群里已经有了300多人，还有一些用其他方式联系的成员，加起来大概500多人左右。在那之后，我们开始想用这个群的网络去连结更多跨性别朋友，于是就注册了有限公司。但是，注册为公司就意味着需要缴税，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为它申请转型成为一个慈善机构。
在我们机构长期工作的其实只有五个人左右，两个人还在读书，一个freelance的工作者，两个医生，其他人更多是志愿者的身分。我自己主要负责的是倡导和法律方面的工作，其他有的人是做社群方面的工作，有的做行政方面的。
我们最主要的线下空间是我们的Quarksite（跨室），现在一周大概三、四天都有活动。它是我们自己装修的，很comfy。在没有“跨室”之前，我们聚会一般是在外面找地方吃饭或着逛街，但很多跨性别对于去公共场合其实不那么comfortable，尤其香港在这方面不算特别的友善。所以当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后，也会让Ta们感到更舒适一些。除此以外我们也会办一些化妆班、衣着穿搭的course等等，至少每个月一次这样的频率。还有比如每个月会办一次关于手术的分享会，会分享关于手术的心得、准备、安排等等。
我们现在的资金来源完全是靠其他基金会的捐助，但我们也要想办法维持之后的盈余，所以会为每次活动收取一些门票。如果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学生50（港币），非学生80这样。此外还有一些捐款，但现在收入还是蛮不可持续的，长远来说我们还是想找一些funder的支持。
夏：你们后来是怎么想到要去出版一本关于跨性别的青年文集的？在出版的过程里经历了什么？
C：我们一直以来有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我记得我加入后的第一个活动也是读书会，当时读了一位香港诗人Milo的诗集，叫《不要在我月经来时逼迫我》。在读书会之后还有跟着一连串的活动。
后来，随着活动越办越多，我们就开始连接几个不同的读书会，找到了一群对文学有兴趣的跨性别朋友。再之后，我们去和香港浸会大学文学系合作，在暑假期间开了一个写作班，请浸会大学的教授和那些出席过我们读书会的作者教我们如何写作。在写作班上，大家写出了一些我很想拿来出版的文章。但因篇幅不够，就又开始公开征稿。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最后终于成功出版了它。
在新书发布会上，我以作者之一的身分讲过出版这本书背后的想法。一直以来，在文字层面上有许多对跨性别群体的描述，而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种描述的话语权抢回来。比如，过去大部分的文艺作品中，对跨性别都会有种一模一样的表述：“这是一个灵魂，被困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的悲剧……”。我们不希望这个“悲剧”一直一直不停的重复，甚至这种“悲剧”本身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想像而非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会想去砸碎这种想像，换成我们自己主导的书写。
而第二个目的，也是令我自己有点分裂的就是，我觉得跨越性别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悲剧故事。它有它开心的部分，而且是很少有人提到的，我们想要把这部分从未写过的感受带出来。虽然说实话这个目的不太成功，会觉得它仍然是一本伤痕文学，读完还是蛮沉重的。
夏：我觉得伤痕文学是自己主动把伤口暴露出来的一种书写过程，而不是被动的让自己置身于镜头下、成为一个被纪录者的过程。或者说，它有点像是自己拿起摄像机去拍摄自己的伤痕一样。
C：是的。我记得在新书发布会上，很多记者有quote（引用）我那一句：“这是一本接近伤痕文学的书。在我们挖开自己伤口让人看见的同时，不代表我们没有其他完整的部分。”
另外，这本书我们全部是用的丝网印刷，而这也是跟跨性别的身分有关系的一种选择。印刷的时候，每一种颜色要单独印一次，每一本都要人手校对，每一本最终的效果也是稍微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都是不同经历组成的个体。所以你手上的那本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02.在香港，做底层救助和上层倡导
夏：跨性别公益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紧急救助，尤其是去为遭受家庭暴力和生存环境排挤的那些人提供shelter（避难所）。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在香港这部分救助工作是怎么开展的？
C：在香港这边，会有稳定的NGO去经营一些shelter，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有资助。在真的要去到要做救助的那个层面上，我们往往会把Ta们转介给那些有稳定shelter、也愿意接收跨性别进入的大NGO。那些机构跟我们都有恒常的联系，有需要的时候text它们就可以安排转介。唯一的问题是，所有的shelter都需要有家长的同意许可，因此未成年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题。往往Ta们被赶出家门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精神病院，有些精神病院性别意识很差、也没有激素给Ta们，但是待在里面就不会被警察送回家。
也接触过一些遭遇过性侵的幸存者会来到我们社群求助，我们就会转介去专门应对这些的机构。比如香港有一个专做性暴力危机支援的机构叫“风雨兰”，它们有经营自己的shelter，也愿意接收跨性别求助者，我们一直和它们保持很紧密的联系。有些时候求助者并不一定想要一个shelter，而是需要有人聊天、或着某种心理上的支持，这一部分我们机构是可以做到的。其他的包括一些初步的法律咨询，或着需要有人陪同报警，这些我们也都能自己安排。
我们机构最近刚刚有了稳定的办公室，而我们把这个办公室装修成了一个shelter。虽然暂时只能容纳一个人（笑），但起码可以在Ta们刚刚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刻，让Ta们有地方可以去。我们在选择办公室的时候，特意选了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澡、可以放下一张床的地方，也在办公室里准备了浴巾之类的生活用品。
夏：除了救助方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们在做的？这些工作是怎么产生意义的？
C：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在机构里主要做倡导性的工作。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非常不同，从社会的高层到最底层都有。最多的会是和高校或着企业的合作，比如有时候高校的老师会视他们课程内容的需要，邀请我们去做一些协助性的讲座。我记得有一次一个cultural study（文化研究）的课在讲浪漫关系，就邀请我们去讲一些跨性别群体的浪漫关系，但去了之后发现很多学生连什么事跨性别都不知道（笑）。于是我们又要从头开始讲一遍，最后结论就是“我们和一般人没有分别”这样。
我记得去企业做倡导的过程让我反思蛮多的。一般在Pride Month（骄傲月）的时候，企业就会出于满足社会责任的需要，请一些LGBT社团去做一些讲座。它们会在名单上找到我们，我们就要每年去讲一遍那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比如什么是性别认同啊、什么是性倾向啊、怎么称呼别人比较友善等等。
这样的讲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来的员工也不会认真听你讲话，结束后不了解的也还是不了解。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些讲座本身，而是透过这些讲座和企业建立起一定的合作关系。当它们需要一些更加实际的建议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我们。之前某个主题乐园就主动找到我们，它知道自己有一些性别意识的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所以需要我们为它做监督和建议。
除了企业主动找我们提供建议这种模式外，我们一直还有秘密在做一种项目，就是去各大企业找它们的“麻烦”。越是大企业我们就越喜欢找麻烦，我记得最成功的一次是我去挑了一个跨国银行的麻烦。
夏：我非常好奇这次经历，请和我讲一讲它的过程。
C：首先，我去那家银行开了一个帐户，称呼一栏填了“Mr”。然后我表达了自己是跨性别女性，要求把称呼改变为“Miss”，这时候员工就不让我改，说要按照身分证上的性别为准。但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女性可以在称呼里选择“Miss”或“Mss”，而这种选择和身分证上的信息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再加上香港政府很早就有过相关的政策，这种回应明显是底层员工的无知导致的。
和员工沟通两次无果后，我就不再去找员工的麻烦，而是开始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始开设帐号，用中文、英文、其他各种语言发post把事情说出来，不断追击那家银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post里直接tag它们的总公司，因为总公司会有一套关于行为准则的具体要求，当总公司那边留意到这些投诉后，就会去各个分公司要求它们更正或著作出处理。我们后来也收到它们的update说，已经发了一封邮件给全体员工，提醒Ta们客户有权更改称呼。
但最有意思的是，当这些post被转载多次之后，该银行亚太地区的总经理就主动打电话到这里，约我去总部专门谈谈。于是我去到那边，趁机谈了很多其他方面怎么改善的问题。他的态度很诚恳，说自己就是男同性恋，但很抱歉在男同性恋的视角下没有理解到跨性别的需要。对于我提的那一大堆额外建议，他当时没有马上给出答覆。后来我们一直跟进下去，结果看到我提及过的有关政策真的有改变。这份收获是比我最初关注的称谓问题要多很多的。
夏：你觉得香港跨性别平权的最主要阻力来自于哪里？
C：我觉得是宗教吧。香港社会和中国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宗教团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在香港基本掌控了性别议题的话语权，所以政府想推任何性别相关的政策都要过他们这一关。每年我们都有跟政府开会讨论反歧视条例1。政府有跟我们透露，宗教团体会直接把这些条例看作是迈向同性婚姻的第一步。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天主教会对LGBT议题已经没有那么保守了，但在香港这边还是不行。
与此同时，香港大部分的中小学也都有宗教背景，要么是天主教，要么是新教。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校就不可能想和我们这种机构去讨论性别方面的问题。我自己在天主教学校读了十几年，唯一接触过的性教育课就是一些天主教背景的机构来为我们讲“不要婚前性行为”跟“堕胎是种罪”。男女分开上课，会给女生放一些很恐怖的堕胎手术视频之类的东西。结果我上了十二年的性教育课，最后连避孕套怎么用都不知道（笑）。
这就导致，我们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可能进入这些学校开讲座。但我们还是在绞尽脑汁找别的机会，比如不直接给学生讲，而是可以在教师发展日上对老师讲，这时候学校的戒备心就没那么强。除了我们以外，也有一些LGBT的机构成功“打入”过中小学开办讲座或着工作坊。除此以外，有一个组织是专门给相对底层的家长做性教育的。很多家长对孩子在外面遭受性侵一直有很大的恐惧和担忧，而这些机构一方面会教家长怎么去关心自己的子女、如果遇到性侵该如何处理，另一方面会告诉家长如果子女向他们出柜该怎么应对，用这种方式也能做些性少数知识的普及。
夏：那对于香港的跨性别群体而言，除了宗教以外，会不会有政治上的压力？国安法和新的二十三条的颁布，这些有没有给香港的LGBT带来生存危机？
C：从赖可案里香港将她遣返回深圳就能看出来，这种来自中国的干预是一定存在的。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到直接的打压的程度，但他们会去制造一些恐惧。比如2023年的时候，Pink Dot在疫情后第一次在室外摆了摊位。结果他们的摊位遭到了警察的巡视，且被要求提前结束。
香港的LGBT社群在2013年后难得开始有了起色。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上变得可以立足，但2019年大家的意志又立刻被打沉，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话。第二十三条通过以后，言论自由还会进一步的缩减。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它的红线会缩到哪里，会不会有一天红线会降到LGBT群体之下。
在过去，我们的立法会还有民主派议员的时候，有一些民主派议员是特别积极为LGBT议题发声的那种人。而2019年之后，他们从立法院到了监狱里，我们也失去了这部分bargaining power（谈判的能力）。其实也不是说现在的立法院完全没有支持LGBT议题的议员，但纠结的地方在于，那些人同时也是建制派，而你要不要跟一个建制派去合作。
夏：聊到这个，香港的LGBT在社会运动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Ta们会因为自己的身分在运动中更勇敢，还是有更多的顾虑？
C：我身边的朋友至少在政治立场上还蛮相似的，所以2019年的时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参与，跟是不是LGBT已经没有关系了。当时香港的氛围类似于，大家都会觉得，如果再不做什么整个香港都要死了，或者说反正都是死了那就不如冲到最前面，那种像是面对战争一样的心情。所以我身边的人无论是不是性少数都都不会有什么犹豫。
LGBT群体面对的本身是种交叉性的压迫，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困境加在一起，会让Ta们变成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Ta们会因为自己的特殊身分难以得到同行手足的认同，而当和你share共同价值、理念的人都在排斥你的时候，你会有种强烈的感受说，在社会中完全没有能容纳自己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自己LGBT的朋友在运动中会更加敢言一些。因为当把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阶层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你会发现，越是边缘化的群体，往往反抗的力量越大。
这种时候，LGBT群体做社群建设的工作就会变得更重要。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有线下空间用来做社群聚会，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一个safe space（安全空间）聚在一起，需要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去自由的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那大家就只剩下Twitter了，而Twitter也不是什么包容的地方。还有就是，很多跨性别在线上follow的大部分也是跨性别，而当一个有人自杀的时候，很容易在线上引起一串“连锁反应”，而线下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这种情绪传染。
03.中国的跨性别，个体搭起避难所
夏：作为香港的跨性别权益倡导者，你却一直很关注中国的跨性别群体。这个过程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C：我用推特两年左右了，其实我推特的followers大部分并不是香港人，而是中国大陆的跨性别。这里面有相对比较有特权的，也有相对比较底层的。有时候会接到Ta们的DM（direct message的缩写，意为私信），大部分时候都是想找人聊天，我也会去陪Ta们聊。我不敢说是为了Ta们的精神健康之类的那么伟大的话，哪怕只是为了能帮Ta们继续生存下去，我也想和Ta们多聊两句。
这两年期间，Ta们之中走了的有许多，甚至跟我聊完天后第二天就走了的也有不少。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不太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得特别关注中国的跨性别群体。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前两天我还在跟她聊天，约了过几天和我在香港见面，两天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覆我的信息了。直到我在推特看到别人的帖子，说她跳楼了，但没有死，重伤在医院里。直到现在我跟她还在保持联系。
但是，从那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开始变得有点分裂。我自己本来在香港主要是做性少数advocacy方面的工作，面对的是privileged的人，去讲的是privileged的事，比如说，会接触到跨国大企业，会去讲关于职场上的inclusiveness和diversity。但同时我也看到还有她们这群人，是连接触职场、甚至从学校好好地读到毕业也有困难的人。
夏：你会不会在接触了中国的跨性别群体、看到了Ta们的处境之后产生无力感？ Ta们和香港的跨性别面临的处境有多大不同？
C：其实不只是在中国，香港也有许多这样处境的跨性别，有的会因为心理状况太差需要一直住在精神病院。我私自很想让Ta们出院，但出院就要找地方住。 Ta们有的还没有成年，甚至有读到中三（注：指香港的初中三年制）后就一直住在精神病院的。作为最底层的Ta们，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也不支持，实质上和被父母遗弃没有区别。虽然香港有一些给未成年庇护的宿舍，比如儿童之家，也有给成年人的福利宿舍，但这些宿舍也不愿意接收Ta们，害怕Ta们精神状态不稳定或是想回避性别上的麻烦。
香港相对中国已经比较好的是，起码Ta们可以住在精神病院，不会有什么人身危险，但这仍然不是什么长久的办法。至于中国，有太多太多更糟糕的例子，被家人囚禁在家，或是送去扭转治疗机构。知道彩霞案之后，我有次在推特开了一个post说，任何知道彩霞的人都可以来找我，不管支持她还是反对她的，我想全部听一遍。听完后我开始觉得，彩霞做的事就是弥补我做不到的事。她在救的是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群放在中国也算最困难的人的生命。所以当我听到她的伴侣赖可在香港被非法关押后，我是在尽全力去帮助的。
当然中国也有很privileged的跨性别，比如我推特的列表上做医生的有一群，做律师的有一群，等等。但也有许多处境真的很差很差的，而这里也远远不只是经济的问题。我在荷兰念书的时候，之前有一位住在我楼上的中国跨性别。对她来说，连去想像自己可以去transition这件事，都是一件很大胆的事。我对她说，你人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不为了自己去做一件好事呢。但也许是她长期受到父母极高压的管控和情感勒索吧，比如她会从小被父母灌输“我们已经这么爱你了，你怎么可以还去想这样那样”，她会因此觉得她自己永远都不配拥有那些。
而至于大部分没有出国的那些，我更难以想像Ta们是身处怎样的世界。我总想有机会去见Ta们，去在现实中和Ta们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看看Ta们那边的生活。
夏：从你作为香港公益活动者的视角，你看到的中国内地跨性别救助是怎样开展的？做这些工作的是怎样一群人，工作方式和香港有多大区别？
C：因为我自己是法律专业，我作为公益活动者做的工作其实都是自己平时就会做的那些。相比之下，Ta们在中国做的那种救助，无论是工作面对的那种环境，还是受到的打压，都是完全不一样程度的。在香港，其实法庭一直有给LGBT议题开绿灯，哪怕我们会觉得这只是在当下的环境中，法庭试图给香港的人权状况挽回颜面的举动。但是，中国是你举一个彩虹旗也可能被寻衅滋事的地方，而Ta们（在其中）做救助工作，面临的则是更大的政治压力。
中国那边有一个很多跨性别都听过的名字，叫寒涟漪。她跟彩霞、或者说中国许多跨性别救助者的工作方式很相似，面对的群体也是一样的。寒涟漪她在各地都有救助宿舍，而这些宿舍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就只是提供一个临时住所的功能，让人不至于在街上流浪。她会在推特上像是巡逻一样，随时观察有谁要自杀或是被赶出家门。大家遇到这些情况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求助寒涟漪。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和朋友吃饭，电话关了静音。吃完饭打开电话一看，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寒涟漪也有text我，说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卡拉OK房里面自杀。等我去联系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幸好她后来也没事。我也不知道寒涟漪是怎么做到几乎一天24小时都能对这些突发事件即时反应的，反正我自己是没办法做到，她像是一个人做到了本应是一个机构或着系统做的事。甚至我们一个机构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但她在做。但她也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同样的工作彩霞也在做，其他人也在做，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对于寒涟漪、彩霞Ta们来说，首先在中国这种环境之下，其次是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最受到压迫的那个群体：被家人歧视、被家暴、回不了家……Ta们自己承受的心理压力肯定是不可想像的。那些住所本身也不是像注册NGO能提供的那种合规住所，而是自己住的房子或着临时租的宾馆房间。在有的城市还能有相对稳定一点的住所，但在大部分地方，就只能是遇到有需要避难的人才临时去找一个住所给对方。即使是那些相对稳定的住所，也在不停的被警察勒令关闭，因此Ta们也只能不断的转向地下。
要去想像Ta们的话，首先要记住的是，Ta们从来都不是注册的NGO，而是以个人名义在做救助的人。这就导致Ta们个人层面上承担的风险是很高的，需要自己承担的支出也很高。 Ta们的救助的对象也没有办法选择，只能是谁来到你面前就去帮助谁，而有时候来到你面前的是会给你带来麻烦和危险的人，这时候就要自己去判断和取舍。
夏：你觉得中国这些工作者的出路在哪里？我很想用“更好的环境”这个词，但又觉得有些沉重的是，真的有那个“更好的环境”吗？
C：如果说更好的环境，我当然希望有一天，无论是寒涟漪还是彩霞Ta们都不需要用现在这样的模式去做她们的工作。实话说，面对同样的群体，为什么香港可以有这样规模的shelter而中国不可以，主要还是因为政治的打压。我一直很不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就连救人一命的工作，他们也去打压、去禁止。
一直以来我看到的是，有很多跨性别愿意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去救助别人，但实在是没有一个平台给Ta们经营。我知道即使有了平台，也没有办法完全改变那些草根跨性别群体的生活，Ta们很多时候遭受的困难是很难直接解决的。但宏观的看，如果中国的整个社会可以有一个变化，Ta们的这些工作值得变的很有规模、而不是靠仅仅一两个人，也可以变得完全合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地下生存。
举个例子的话，我们很多人都有参加过紧急救助，或者说叫自杀干预的培训。对于会直接接触到社群的工作者，香港有一些专门给我们提供培训的组织，它们提供的一般是100个小时的course，教授如何进行紧急的心理救助，比如如果有一个社群成员在你面前突然说要自杀，该怎么去做紧急的应对。香港因为在这方面已经发展的比较有规模了，类似的课程是经常会有的，有时候是红十字会，有时候是别的一些大型的国际NGO去提供。
我很希望中国可以变成这样，但自从北同消失之后，我就好像完全失去了这种希望2。另一方面我也会疑惑，香港的环境是不是真的比中国要好。
04.“成功”的酷儿？不好意思找错人啦！
夏：至少从我刚刚听到的这些来看，我感觉看到了一个在自己想像之外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是系统性的、成熟的，个体也不需要直接面对怎么改善一个群体现状这么庞大的问题。
C：一直以来我做的都是倡导的工作，所以我可能习惯了多讲正面的、少讲负面的。其实我自己也有过比较底层的经历，只不过大家一直都把我label成了一个比较有特权的人。
之前某机构找我拍片，播给跨性别家长，他们说想找一些比较“成功”的跨性别，我就说你们找错人了。他们说，不是医生律师那种意义的“成功”，只是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的那种人。我问他们还找了谁，他们说找了我们机构的两位医生。我说，你们不还是找医生和律师吗（笑）。
我觉得我自己身上这种“成功跨性别”的形象是被大家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也像是被期待着去迎合这样的形象。但我一直有点无奈的是，好像我失去了讲述我自己故事的权利。大家从我这里想得到的是跨性别法律权益、社群的需求、社群里的故事，但没有人想知道我。
如果不是拿来报导，只是和你分享的话，我其实想多说一些内容。所以，下面这些可能和我刚刚讲的不一样，甚至会有很大的区别。
我父母给我的是一个很传统的环境。他们是广东人，我爸最关心的是家里的祠堂。当时我已经transition了大概半年，每天出门前把自己的假发、裙子那些东西背到我爸爸车上，在车上化妆、换衣服、戴假发，晚上回家再把衣服换下来。每天都这样。有些时候早上五点出门，晚上一点回家，这样就可以避开他们。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再加上当时我自己买不起激素，就决定出柜。
出柜的时候，我问我妹妹，她说没有意见，我就拉着我妹跟我妈聊。然后我妈去和我爸聊。我爸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你要给Ta钱、让Ta去看医生，都是你种出来的果。然后，我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被切断了。当时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年，我爸本来答应了供我去加拿大读书，但因为这件事就不给我报名费，于是我错过了报名的期限。
荷兰的大学是我后来偷偷报的名。我唯一的收入就是香港的残疾人津贴，2600港币一个月。除此以外，只剩下一种可以有收入的办法，但我不想说出来。一直到现在，我花的钱都是在那时候存下来的。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性侵。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想去做一次验血。但我发现无论我去哪家诊所都有认识我的人，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夏：就好像是，你没办法再去当一个普通人了，那种最普通、谁也不认识的人。
C：对。好像大家在看到我身上那个“成功跨性别人士”的时候，就剥夺了我当一个普通人的权力，也剥夺了我成为悲剧主角的权力。大家只想在我嘴里听到别人的悲剧，没有人想知道我这些故事。就像是被迫站在spotlight（聚光灯）之下，但那个不是我。连我的精神医生都跟我说，你读法律的欸，你应该赚很多钱。
夏：你介意把刚才这段放在《莽莽》的文章上吗？我觉得这段比前面的内容都更有意义。我会想到说，除了你的故事，中国跨性别群体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其实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人写出来。我很想去写，但我不知道写出来是不是在伤害整个跨性别群体的声誉。
C：我不介意。因为我自己也一直觉得，在做跨性别倡导的工作的时候，如何去表述、去书写这个群体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就连在看医生的时候，该和医生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要提前想得清清楚楚。我能感觉到有一个框架在那里，跨性别就“应该”是那样；而在框架之外，社会已经不能再接受第二种跨性别了。
夏：既要跨越一次性别，又要跨越一次那个框架。
C：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观念是，跨越性别是一件事，fall within社会对性别的期望是另一件事。这样的讨论仍然是社会可以接受的那部分讨论，但我说的是另一种讨论。
比如说，从事性工作的跨性别。她们的故事该怎么向大众说？还有比如彩霞的事，你会打算怎么表述出来？社会会给怎样的反应？这是我们猜不到的。说出来的后果也许是对整个群体声誉的一次破坏。大家只想知道阳光正面的故事，却不想看到黑暗的那一面。
我跟家里出柜已经两年了。这个过程里我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周围的人可能还会爱你、还会体谅你，但他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你。
夏：似乎那种体谅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需要，知道自己“要去”怎样，但有没有能力去换位思考是另一回事。
C：这种经历不自己经历一次是不会明白的。所以当要让社群以外的人看到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去予以认可的时候，我总发现自己被框在了那几个对跨性别的前设条件之下。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跨性别都是天生的”。我不认同。
夏：我能明白。我大学读过性别研究，也读过Judith Butler（朱迪斯·巴特勒）。我并不相信“天生”那一套话语，但也从未公开的讲这些。我不知道讲出来的后果是好是坏。
C：因为一旦讲出来，大家就会害怕说，跨性别只是一种选择而已，是可以被“矫正”和“治疗”的。我很害怕去到这个结论。
还有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说跨性别不该有性欲。起码在香港我听过很多。我的partner有一次和医生讲了她的经历，医生问她：“那你也会喜欢sex吗？”然后拒绝了给她开证明。
夏：中国好多年前有一种留存下来的讨论。大概是说，除了“真正的MtF”3外，还有一种人属于“Autogynephilia（AG） ”4。这个讨论的目的在于排除后者transition的资格，因为只有前者才拥有“女心”，后者变性的动机是出于性欲而不是“灵魂的需求”。我内心不想去否定这些人，但有些话说出来，又好像在给反对跨性别的人一个批评的理由一样。
C：香港也有类似的争论，但很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争论。如果有一天这个问题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要去应对，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友善的提出这个问题。
夏：很难，对吗？
C：是的，我也不知道答案。比如现在还有一群人会用“雌堕”5这种说法，会用物化的想像去看待自己和女性。如果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也许下一个问题就是跨性别会不会和女权主义割裂了。但另一方面，这又是圈子里真实存在的一群人。
我其实很希望看到有人去做这样的报导，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去触及这个话题。
夏：这个问题被你抛给了我，然后会被我抛给《莽莽》的编辑。我们会互相抛一抛皮球，看最后可以怎么办。也许这个问题会被继续抛给读者。也许我们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经历的讨论本身，比问题的答案要更有意义。◼︎
注：包括《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
北京同志中心是一家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开展性少数权益工作的非营利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服务、多元性别教育、去病理化倡导等。该机构于2023年5月15日发布停运公告。
MtF，跨性别女性（Male to Female）。
美国-加拿大籍的性学家Ray Blanchard在80和90年代受Kurt Freund启发，提出了一种划分跨性别女性的方法，将她们分为「同性恋式的(homosexual transsexuals)，被男性性吸引且行为外貌具有女性气质」和「自我幻想式的(autogynephilic transsexuals)，通过幻想自己拥有女性身体而产生性欲」。他的观点后来被J. Michael Bailey等学者批评，因其有意忽略了顺性别女性的同样特点、且不具有可证伪性。这个理论曾在过去十数年中在中国跨性别人群的公共讨论中被广泛认可，但近年来逐渐被抛弃。
雌堕，指男性出于快感而自愿堕落成工具化的、地位卑微的女性，通常作为一种ACG文化中的性幻想出现。这个词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因为它假设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附属地位。